清朝最後一名劊子手：砍頭後讓衙役打屁股驅煞

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十二月十八日，有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棄市」了。「棄市」，說白一點就是殺頭，再直白一點，就是押到北京城的菜市口（專門殺人的場所）殺頭。

滿清王朝數雍正嗜殺。當然，康熙、乾隆並不少殺。不過，相比之下，雍正的手段更殘忍、更可怕一些，花樣也更陰損、更狠毒一些。這次在菜市口對汪景祺的秋決，就讓監刑官頗費了一番腦子。因為，有一位刑部衙門的文案官員，指著將汪景祺斬立決的諭旨說，上面還有雍正皇帝的硃批：「立斬梟示」四個字。前三個字「立斬梟」，己經遵旨照辦了，就是汪景祺的腦袋己經砍下來了，還有個「示」字是什麼意思呢？臣僚們琢磨了半天，才弄明白皇上意思：不光是砍下汪景祺腦袋就完事了，還要把這顆頭顱懸掛在菜市口示眾。「示」者，公示也，就是要讓世人瞧瞧，敢跟皇帝老子作對的，會有什麼下場！

梟首戳屍，燔骨揚灰。這在滿清的康、雍、乾三朝，是不乏見的殘暴場面。然而，像雍正這樣如此忮刻殘暴，將汪景祺的頭顱掛在在菜市口的旗杆上任雀啄鴉叼，一直掛到十年後，頭顱成骷髏了，直至他駕崩了，也沒有一句「免了」，「去掉」，「拿下去」的話。在中國文人受迫害的全部歷史上，還是罕見的。對文人恨得如此咬牙切齒，除了心理變態，哪裡有一丁點當下某些文人鼓吹的「盛世」君主的襟懷？！

雍正對汪景祺為何會如此仇恨呢？就是因為汪景祺在年羹堯的西寧大營中當過兩年幕僚，他的災難便由此而來。

一個文人最好不要跳上一個政客的船，哪怕是最豪華的游輪。唐朝的詩仙加酒仙李白，一開始倒是明白這個道理的，因為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就寫過他：「天子呼來不上船」。可後來到了廬山，估計是酒喝高了，以為施展政治抱負的時機來了，下廬山後，竟然登上永王李磷的旗艦，檢閱水師，還大唱讚歌：「為君談笑靜胡沙」。結果，好。永王失敗後，他也被充軍流放到夜郎國，幸虧半途遇到大赦，揀回了一條命。

汪景祺，號星堂，浙江錢塘人氏。康熙朝舉人，小有文聲，但仕途坎坷，萍蹤浪跡，居無定所，流落秦晉。

年羹堯，康熙朝進士，內閣大學士。此人非等閑之輩，康熙年間，在西征噶爾丹、郭羅克、羅卜藏丹津諸戰役中，戰功赫赫。恰在此時，浪跡於西北的汪景祺想登上年羹堯這艘艨艟巨艦，於是就給年大將軍寫了一封信，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蓋自有天地以來，制敵之奇，奏功之速，寧有盛於今日之大將軍者哉？……夫是以宸翰寵賁，天子依閣下等山嶽之重也。今閣下英名如此其大，功業如此其隆，振旅將旋，凱歌競奏……」（見汪景祺《西征隨筆》）。就這樣，汪景祺被年羹堯延請入幕，聘為文膽，參與機要。

康熙晚年選儲，舉棋不定，年羹堯的一票起著一箭定乾坤的作用。雍正對這位軍門，殷勤倍至，巴結示好，聯絡拉攏，不遺餘力。而汪景祺對於這位功高震主的軍事統帥，卻又能起到非同小可的左右作用。這使得雍正對汪景祺始終戒之、懼之，這樣種下來的仇恨，刻骨銘心，必將狠狠報復而後快！

雍正上台後，對這類功高震主的大臣的報復就開始了。雍正的特工系統，其效率之高，野史演義多有記載。雍正曾將其御前侍衛發往年大帥軍前效力（其作用相當於前蘇聯的克格勃），這些人早己將年大帥與另一位可能接班的對象十三王爺在西寧的來往，密報上去。雍正三年四月，這位自認為皇位已穩的陛下發難了。諭責年羹堯犯有僭越之罪。在查抄年羹堯杭州邸宅時，汪景祺所著的《西征隨筆》被侍郎福敏發現，作為罪大惡極之證，八百里急遞呈上。這讓一直在逮機會的雍正逮了個正著。喜歡作批示的雍正皇帝，即刻在書上御批：「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估計，批示中的「此種」兩字之間，雍正漏寫了一個「雜」字，在他看來，此類「雜種」文人，太招他恨了。

於是，這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賜年羹堯自裁。一周後，雍正就將汪景祺這位年府的首席文人，梟首示眾，身軀和頭顱分別掛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任其鳥啄鴉叼，蠅飛蛆拱。而且，還株連家族，「其妻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革職，發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親，現任、候選及候補者俱革職，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論起來，汪景祺案就是一起典型的文字獄冤案。這起冤案，充分地展現了雍正皇帝真實的德行。這個連滿人自己都不喜歡的雍正皇帝，近年來，卻一再被某些文人捧為「盛世之主」，小說寫過，電視演過。且不說這位「盛世之主」對自家兄弟的殘暴陰狠，僅從他對汪景祺這樣一個不過是年府幕僚，靠文字吃飯，吹捧過年羹堯的文人，且屬冤案，所採用的刻薄歹毒的手段，以至屍骸骷髏，一掛十年。這位「盛世之主」的小人嘴臉，豈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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