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也分上海模式和深圳模式？

出品：一起學私募綜合

編輯：小私君

2003年，趙丹陽在深圳發行中國第一隻陽光私募產品，開啟了中國陽光私募的大門。隨後，一批陽光私募的大佬在深圳誕生，「私募之都」之名不脛而走。在國內陽光私募領域，在經營模式上有上海和深圳兩種模式。你可能在一些場合聽到過，今天小私君就簡單來和大家一起看看。

深圳、上海兩地模式的差異

目前國內的信託型私募基金按照地域可分為兩種模式。其中，總部位於深圳的深國投和平安信託多發行非結構性產品：即私募機構擔任投資顧問，但不承擔股市下跌的風險。

與「深圳模式」不同的是，總部位於上海的上國投和華寶信託主要推出結構性產品：私募機構需要按照一定比例投入資金作為保底資金，如果發生虧損，將先虧私募機構的本金。

上海某知名信託公司高層表示：「上海文化比較謹慎，不像深圳那樣敢闖敢做，上海歷來重視對風險的控制，因此產生了獨特的上海模式，多發行保底的結構性產品。」

杭州某信託公司高層認為，信託產品結構化可能是出於監管要求，而不是市場需求。證券投資信託與公募基金的產品風險相似，信託公司不但作為金融機構受到監管，具體產品也受到限制，使信託公司難以擴大業務規模。

此外，上海比以前更看重投資顧問的資質。如果在上海發行非結構化產品，也要受到不同「待遇」。「拿投資比例來說，在上海發行的非結構化證券類投資產品，持有單一股票的比例不得超過產品總資產規模的10%，而深圳、北京等城市就能達到20%。如果是在資本市場向好時，持有個股比例高的產品，收益的彈性會好一些。」

深圳模式 VS 上海模式

因為監管力層面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兩者的差別。上海模式主要以結構化產品為主，而深圳模式則以非結構化產品為主。

基於對風險的嚴格管控，上海對信託業監管嚴厲，已不是什麼秘密，信託公司和私募基金都深有感觸。

私募+信託+監管的「深圳模式」，讓國內私募踏出了陽光化的第一步。私募機構擔任投資顧問，不承諾保底收益，不承擔股市下跌風險，不分優先劣後，投資者可以直接分享投資收益……

深圳敢闖敢做的基因，註定了這套「深圳模式「的形成，而早期投資者的投機心理則幫助深圳私募完成了野蠻生長的過程。令多數人沒有想到的是，這套模式後來拖了深圳的後腿。

隨著市場不斷的洗禮，整個市場的投資者都在變得越來越成熟謹慎。「深圳模式「所暴露出來的風險讓投資者心理開始打鼓。

反觀「上海模式「。上海人的精明和小心謹慎歷來被人所知悉，扒開來看，「上海模式「的核心就是保底金制度，在此基礎上，私募基金和監管機構不得不配以完善的風控體系和嚴厲的監管制度。

誰曾想，「上海模式」因禍得福，前期步子慢一些，但是由於保底金制度帶來的豐厚投資收益，讓上海私募像滾雪球一般越做越大。

幾年下來，深圳私募不得不拱手讓出「私募之都」的稱號。

瓶頸中的深圳私募

人才是制約深圳私募發展的另一大問題。

北京的高校不用列舉，我們都知道大天朝在北京高校布局。上海也很強，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大、華東師範、上海財經大學……一大批知名高校，為上海經濟源源不斷的提供人才動力。

回過頭來看深圳，數得上名字的就只有一所「深圳大學」。深大對深圳建設有著很大的貢獻，事實上深大學生在創新、創業意識方面有著獨特的基因，出了不少知名校友。但是，由於起步晚等原因，深大似乎遠遠無法和北京、上海等地的院校相比，更不用說，一所大學輸送的人才數量有限等等。

另一個方面來看，深圳私募界「民間派」的比例最高，而北京、上海的私募創業、從業者擁有知名基金、券商經歷的則遠遠高出深圳。其中一個原因是上海、北京相較於深圳擁有更多知名機構，另一個原因則是，深圳私募的狼性在銳減。

有位深圳私募界曾經的風雲大佬在閑談時透露，錢賺夠了，不想那麼拼了，交給年輕人吧。結果是，這家公司近幾年幾乎銷聲匿跡了。而在與公募券商等行業的朋友交談時，許多人透露出對放棄現有的富足安逸生活的擔心。

中國私募基金經過十來年的發展，2003年開始起步，2013年獲得了合法的地位，就是管理人備案制度，大大促進了中國私募基金的發展。不管未來上海、深圳還是其它城市的私募模式如何變幻，推動私募潮水前進的依然是活躍在市場的每個私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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