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亞濱：卡達斷交風波背後的「小國大外交」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講，卡達與多個阿拉伯國家斷交事件既有直接的現實原因，又有深遠的歷史和地緣政治原因。簡單閱讀幾份斷交聲明，我們會發現一個比較有意思的事情：主要理由都是卡達干涉他國內政和支持恐怖主義。那麼答案也無疑藏在這兩個理由當中。

首先，卡達「小國大外交」的外交政策遭到阿拉伯國家的強烈反對。此次斷交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卡達國王在5月底在一次軍事活動上的講話。據傳，國王在發言中指出「伊朗是關係到地區穩定的一個重要的國家，不應該跟伊朗把關係搞壞，敵視伊朗是不對的」。作為一個遜尼派國家，卡達國王的表態似乎是在拉攏什葉派的伊朗。這無疑立刻激怒了整個遜尼派國家，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這背後的原因是卡達不滿足於作為一個小國家的存在，特別是不再滿足於作為沙烏地阿拉伯的「小兄弟」而存在。

1995年新國王(埃米爾)上台後，外交政策發生巨大改變，不斷提升卡達在地區權力結構中的影響力，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即「刷存在感」。可是作為一個小國，卡達在強國、大國林立的遜尼派世界裡，根本無法顯示獨特的存在感。因此，卡達只能採取劍走偏鋒的策略，與遜尼派的非主流勢力、甚至什葉派國家打交道，充當各個勢力之間的傳話人、斡旋者或調停人。卡達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實現「以小搏大」的戰略目的，撬動整個阿拉伯世界，乃至整個遜尼派世界。但是，卡達的偉大理想卻遭到阿拉伯世界的普遍懷疑和不滿，被認為是對阿拉伯世界和遜尼派穆斯林的背叛。這種不滿終於在現在達到了頂峰，引發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牽頭的集體制裁，且迅速升級，帶來示範效應，利比亞、葉門、馬爾地夫等國隨後也宣布與卡達斷交。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遭到諸多阿拉伯鄰國孤立之際，卡達得到了來自非阿拉伯國家伊朗、土耳其的援助。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6月12日報道，伊朗和土耳其向卡達派送滿載食物的多架次飛機。此外，土耳其還以軍事訓練合作的名義在卡達部署軍隊，土耳其在卡達有自己的軍事基地。這也說明，卡達的平衡外交確實起到了作用，其生存並非需要完全依附於沙特等阿拉伯國家。

6月14日，在卡達首都多哈的哈馬德港口，工人從MSC聖保羅號集裝箱貨輪上卸載貨物。

第二，卡達與政治伊斯蘭運動的密切關係引發阿拉伯世界世襲政權的恐懼。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是以宗教為工具或載體，表達政治訴求。美國學者古利安·迪紐克認為政治伊斯蘭是伊斯蘭教政治化的表現，他指出，「政治伊斯蘭是一些追求政治目標的個人、團體和組織對伊斯蘭教工具化而產生的一種形式。它通過對未來的構想，為應對社會挑戰提出政治回應，為重新界定和解讀從伊斯蘭傳統中借用來的概念提供基礎。」1928年，哈桑·班納在埃及伊斯梅利亞市建立了第一個政治伊斯蘭組織—穆兄會。它是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政治伊斯蘭組織，其影響不僅在埃及國內，還遍及整個伊斯蘭世界。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政治伊斯蘭組織均與埃及穆兄會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繫，或受其思想影響。與埃及穆兄會有密切關係的政治伊斯蘭組織有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突尼西亞的伊斯蘭復興黨，敘利亞、利比亞、約旦等國的穆兄會。儘管政治伊斯蘭運動表現出對世俗權力和生活準則的敵視，具有強烈的宗教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但是卻有明顯的民主傾向，反對世襲獨裁政權。

因此，在諸多王權專制或者個人獨裁政權中，政治伊斯蘭是不可接受的政治運動，因為會威脅到專制政權的統治。例如在「阿拉伯之春」過程中，埃及的穆兄會在穆巴拉克政權倒台後依靠民眾的支持贏得總統大選，但是遭到以沙特為首的專制王權國家的集體敵視。最終，穆兄會在軍事政變中被迫下台，甚至淪為非法組織。然而，與大多數專制王權國家不同的是，卡達與政治伊斯蘭運動一直保持密切關係，特別是埃及的穆兄會、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很多穆兄會的高級領導人都在卡達擁有合法的居留權。在卡達看來，穆兄會和哈馬斯等政治伊斯蘭運動組織代表了民眾的真正要求和利益。卡達在外交政策領域的特立獨行，特別是與伊朗和穆兄會的關係，對其它阿拉伯國家來說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和外交政策的差別，而是現實的直接威脅。

第三，卡達埃米爾的個人經歷引發阿拉伯世襲專制王權的不滿和恐懼。在1995年卡達宮廷政變之前，卡達與其他海灣王權國家堪稱兄弟般親密無間。實際上，雙方關係的惡化源於那場引發卡達君主權力更迭的政變。

在當代國家中，合法性依賴於政治權力的有效性，這也是近代政治的基本特徵之一。根據馬克思·韋伯，一個國家的合法性必須建立在一個共同認可的基礎上，這種認可可以是神秘的或是世俗的力量，可以分為傳統型、法理型和克里斯瑪型(個人魅力型)。傳統型是指合法性來自於傳統的神聖性和傳統受命實施權威的統治者。法理型是指合法性來自於法律制度和統治者指令權力。魅力型是指來自於英雄化的非凡個人以及他所默示和創建的制度的神聖性。

卡達儘管形式上是君主專制國家，其合法性的來源屬於傳統型，即君權神授、父子相承，但實際上卻存在巨大的不足，因為現任埃米爾是通過政變篡奪權位，並不是從上任埃米爾通過傳統的「合法手段」獲得。卡達新埃米爾破壞了君權神授的政治原則，也就破壞了自己擔任埃米爾的合法性，同時對其他君主國的王權原則構成威脅。換句話說，新任埃米爾的合法性無法再依靠傳統來取得。而魅力型合法性一般只會存在於開國君主或者帶領國家解決了重大挑戰的君主身上，新任埃米爾顯然也不符合這種要求。所以，新任埃米爾只能尋求第三種方式來實現政權的合法性，通過法理來重建合法性，擺脫君權神授的舊傳統。

在現代社會，這種法理路徑只能導向一定程度上對民主原則和開放政策的認可，藉助民眾的認可和支持來重構合法性。這是現任卡達政權與穆兄會和哈馬斯等政治伊斯蘭組織、乃至伊朗關係密切的主要原因。相對於沙特等絕對君主專制國家和敘利亞等世俗獨裁國家，穆兄會、哈馬斯和伊朗的政治組織形態在中東地區表現出難得的民主特色。他們之間在意識形態上對於群眾的態度，有共通之處。埃米爾上台後進行了一系列的內政改革，擴大政府的開放性和大眾參與度，包括結束對報紙、電視和電台的審查，允許選舉產生市議會，國家實行三權分立等。這讓卡達政府在國際上佔據了一定的道德高地，擁有較大的話語權。半島電台在國際傳媒舞台上的橫空崛起就是這種話語權張力的突出表現。再加上卡達較少的人口和豐厚的油氣資源，使卡達成為全世界人居收入最高的國家，人均GDP高達10萬美元每年。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哈邁德·阿勒薩尼埃米爾終於成功地使卡達的君主權力能夠根植於大眾政治，而又不會產生難以控制的破壞性後果。在這一點上，其它君主國家是無論如何不敢輕易嘗試的，因為將權力下放給民眾非常可能導致君主王權的崩潰，特別是人口數量巨大的沙特和存在巨大什葉派民眾的巴林。

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說，卡達對穆兄會和哈馬斯的同情就是同情恐怖分子，就是干涉他國內政，破壞地區穩定。長期以來，海灣君主們雖然都對卡達心懷不滿，但一直未能採取決斷措施，這次終於決定痛下殺手，嚴厲懲罰卡達。

第四，特朗普衝擊。特朗普總統上台後，美國新政府的中東政策發生巨大轉變。原來靈活多變的多邊外交逐漸呈現出兩大陣營的對抗性。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政府非常倚重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來發揮作用，也努力致力於與伊朗進行和平談判。因此，卡達能夠在多邊外交中尋求平衡。但是，特朗普作為政治上的素人，非常傾向於以非黑即白的視角來分析問題，對伊朗的敵視使中東地區越來越呈現出遜尼派與什葉派兩大陣營之間對峙的格局。儘管美軍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就坐落在卡達，而且卡達在政治上進行的改革符合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但是特朗普總統訪問中東期間，明顯表現出對沙特和阿聯酋的倚重。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和中央情報局局長蓬佩奧對伊朗和穆兄會的態度基本上和沙特、阿聯酋的態度完全一樣。這使得卡達在中東國家之間的斡旋者角色失去了意義，同時也讓沙特等海灣君主國可以不用擔心美國的介入，放心「放棄」並懲罰卡達。卡達必須做出選擇，要麼倒向沙特等遜尼派海灣君主國，要麼倒向伊朗。阿拉伯國家痛下殺手的斷交行為，包括對卡達陸地和領空的封鎖，就是逼卡達就範，死心塌地做阿拉伯世界的小弟。

最後，未來的卡達會不會與阿拉伯世界決裂呢?總體來看，卡達沒有決裂的本錢。卡達過去的平衡外交主要是基於均勢的邏輯。這在奧巴馬時期的多邊靈活外交格局下，是可以存在的。但是，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沙特政府現在表示出一種強烈的進攻性姿態，於是卡達的平衡外交政策很可能無法繼續下去。無論是出於宗教原因，還是出於政治原因，亦或出於力量計算，卡達都不可能徹底倒向伊朗。所以，最終結果很可能是卡達最終放棄抵抗，在美國或其它遜尼派國家的調停下，重回阿拉伯世界。如果這樣的話，現任埃米爾極有可能會付出王位代價。到目前為止，卡達埃米爾對沙特等國斷交行為的回應是「表示遺憾」，沒有進一步的強硬報復性的措施，為未來的談判留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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