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行動的善意等同於冷漠，有善意卻沒有行動，你到底在怕什麼？

最近兩天，有兩則新聞牽動人心，引起國內外各方關注和議論，其熱度正如這6月的氣溫一般節節攀升。

熱點事件－

「緊急尋人！中大/北大校友章瑩穎，在美交流失蹤。」

6月12日，這樣一則尋人啟事在網上被一遍一遍轉發。正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訪學的章瑩穎， 在赴約簽租房合同途中失蹤，事發距今已7天，章瑩穎依舊下落不明。

(圖片來源於臉書，版權屬於原作者)

熱點事件二

「女子遭二次碾壓無人施救，最終不幸離世」

河南駐馬店市區內一位女子過馬路時被計程車撞倒，肇事車輛逃逸，女子被撞倒後的1分鐘時間裡，十餘名路人從現場經過無一人施救，路過的車都從倒地女子身邊繞行，就在受害人掙扎著準備爬起來時，另一輛疾馳而過的汽車從受害人身上碾過……最後受害人因搶救無效離世。

(圖片來源於微博視頻截圖，版權屬於原作者)

在地球的兩端:

一方是一人有難，八方支援；

一方則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有人在感嘆美國當地留學生的快速反應、有序組織搜尋；

有人在憤慨交通事故發生時周圍行人的冷漠自私、見死不救。

都是需要我們伸出援手之事，為什麼發生在國內就如此冷漠相待，到了美國卻能慷慨相助呢？

章瑩穎失聯後，短短十幾個小時之內，章瑩穎的中國同學發動她國內、美國的同學、留學生群體、華人組織立即通過社交媒體組織、發布尋人啟事，學生們自發走上街頭髮布傳單、尋人，因為大家的迅速反應，使得章瑩穎失蹤在第一時間得到了當地警方、中國使領館、甚至聯邦調查局FBI地快速介入。

留美學生、華人群體展現出了不同以往的積極面貌，留學生們放下自己手中的事情，井然有序地組織著尋找章瑩穎的行動：

有人負責找線索、分區進行地毯式搜尋，有人四處張貼尋人啟事，有人向媒體求助、和媒體保持聯繫，有人在當地警局蹲點以獲得最新消息，有人在白宮請願網上收集簽名，希望能進一步吸引美國政府對此案的關注，等等等等

所有的努力都只有一個共同的目的——找到章瑩穎！

(圖片來源於臉書，版權屬於原作者)

而在「二次碾壓」事件中，我們不能用簡單的「冷漠」二字就給這個事件蓋棺定論。趨利避害是人性使然，在耳濡目染了眾多「做好事反而倒霉」事件後，大家自然而然地意識到救人的「風險成本」提高，那麼很難說路人經過此地不會有所疑慮。

再加上責任分散效應，當多人在場時，責任在無形之中由眾人共同分擔，形成責任分散的局面；對於其中的個體而言，每個人相應承擔的責任微小且不明確，甚至可能產生「我不出手，自有他人出手」的推諉心理，從而外在表現為一種集體冷漠的現象。

法律

應該是道德的底線

在中國發生的不少案例，都是在道德進退維谷之後，才想起來用法律來找底線，而不是先定好法律，再把剩下的事情交給道德。

大家在美國填寫各類表格時，時常會看到「你是否吸過毒」、「你是否有酗酒史」之類看似很隱私的問題，但在美國人看來這些預設條件是獲得相對信任的前提。一旦出事後發現有隱瞞，法律就可以嚴厲地出面解決。

法律確實具有滯後性，但是也有強大的確定性。

「小悅悅事件」、「彭宇案件」發生後，很多中國的法學專家提出了細緻的修改意見，也有類似「攙扶老人風險基金」，聘請律師義務為救助者打官司等舉措」，由此可見中國現行的法律還很欠缺，而執行上也大打折扣。

之所以最後引發了社會信任的崩壞，根本上是因為沒有發揮法律的社會行為疫苗作用，沒有把「醜話說在前面」，最後還是依靠道德的免疫作用在痛苦地自愈。

好人們

應該有法律來保護

而美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規定和執行則更具「法律精神」。

美國有一個很著名的法律《好撒瑪利亞人法》(Good Samaritan)， 在美國聯邦和所有州的制定法中都有出現，其主要目的在於通過豁免見義勇為者在一些特定情形中的責任，從而達到鼓勵社會的見義勇為行為的作用。

加拿大也有類似法律，立法形式與美國不同的是，除魁北克省採用民法以外，其他省採用普通法的形式規定：施救行為對一般疏忽造成傷害不擔責。如安大略省2001年《好撒瑪利亞人法》規定：「無論習慣法如何規定，自願且不求獎勵報酬的個人，不必為施救過程中因疏忽或不作為所造成的傷害承擔責任，除非能證明該人系因嚴重疏忽而造成傷害。」

新加坡的法律則完全站在保護施救者權益的立場上：被援助者如若事後反咬一口，則須親自上門向救助者賠禮道歉，並施以其本人醫藥費1-3倍的處罰。影響惡劣、行為嚴重者，則以污衊罪論處。

「好法」只兜底

勿讓道德綁架法律

儘管有《好撒瑪利亞人》法的存在，但美國社會卻並不會強制要求人人必須「見義勇為」。

聯想到周三清晨發生在美國維吉尼亞共和黨國會議員棒球練習場發生的槍擊案，案發時兇犯持槍至少連開50槍，當時附近居民聽到槍聲後，立即打開公寓側門讓四散逃生的受害者們進屋躲避。

開門施救者當然也知道子彈不認人，躲在自己房子里要比衝出去安全得多，但他們之所以願意冒險救人就是因為人心中的善意佔了上風。

(維吉尼亞棒球場槍擊案現場，

圖片來源於nydailynews，版權屬於原作者)

國內「二次碾壓」的圍觀行人心中就沒有善意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警方證實：當時有十幾個人撥打110、120電話，但是無人敢輕易挪動傷者、沒有人願意停車擋住來往的車輛。當時看到事故的人內心是焦急的，但因為大家看到、聽到、見到了太多「好人出手相助卻被反咬一口」的事情，人們害怕，害怕自己成了「幫人卻落不到好結果」的主角。

因為我們缺少的是一份堅定的法律保障！一樁樁真實案件瓦解了公眾對司法的信心，司法機關在處理案件時卻又把道德凌駕在法律之上。

古典英美法向來拒絕把道德義務轉化為法律義務，堅持「每人都是他自己的一個島」、「人人為己」的行為規則。就普通法國家而言，法律不承認不作為能產生責任。同時也細化出「不鼓勵魯莽救助，沒有專業救助不如不救」的條款。

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種強制性的修養。給道德與法律一個清晰的邊界，讓法律的歸法律，讓道德的歸道德，很多事情就沒那麼複雜。當法律分解掉不必要的社會協作成本，道德自會去洗刷人們的內心。

「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

先有人性和普世價值，在此基礎上然後有道德，而後為約束和衡量道德再產生法律。 社會文化氛圍時刻影響著個體的「人性」，而群體的「人性」構成了社會的道德體系，法律則是對人性和道德的標準化管理。在沒有適當的法律約束和保護的社會裡去強調人性和道德，本身是「不道德」的。

這個社會的基本構成是你、我、他每一個人，古人說「勿因善小而不為，勿因惡小而為之」，也說「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們當然應該感動和讚美，也必須時時反省，為建立起真正的法制社會，去盡每一個獨立的個體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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