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黨校教授批文革遭學員反擊：黨校姓黨

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

如果不經過專業訓練和長時間的積累，要真正讀懂黨的政治文件，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國內國外的智庫、學者已經養成了習慣，在會議公報中捕捉微妙的措辭變化，不斷地轉換視野和維度，力圖使自己對政治密碼的解讀看起來更加可信。

但人們仍然記得，真理大討論、歷史問題決議、小平南巡講話曾是如何的直擊人心——傳播層面的反差道出了某種事實：改革開放和中共理論革新的力度在衰減，字裡行間的審慎顯示了變革之難。

「我們學者的焦慮，是看到政黨本身的思維轉變、意識形態和理論的更新異常困難，反過頭使自身陷在困境當中。」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女士談及黨的理論演進，表達了這樣的憂慮。

11月9日的長談，蔡教授向我梳理了2000年以來，黨在理論上突破束縛的幾重努力，以及遭遇的阻礙和彷徨。在我們看來枯燥難解的理論表達，對黨建學者來講往往事關重大，用她的話來說，「理論是一個政黨的靈魂」。

而她對自己以往學術歷程的講述，則展示了一個追索馬克思主義原初精神的學者形象。托古改制般的理論嘗試意圖告訴人們，即使是在黨的理論譜系之內，也存在著諸多可能。

蔡霞的學術方向是意識形態和民主政治，從二十多歲開始，她在黨校執教將近40年時間。在公共領域，她的言說犀利、直接，常常刷新人們對「黨校教授」的認知。

見面時，蔡教授不住地為遲到表示歉意，倒也沒有因此顯得疏離，講起話來聲音不大，常常沉浸其中，對表達的邏輯完整近乎執著，絲毫容不得打斷。

講授民主，蔡霞會從一般原理說起，對比民主的法國大革命傳統和英美傳統，總結出共產黨人「民主觀」的歷史局限，「對於民主，學員順理成章就接受了」。不止一次，學員私下交流時對她說，「蔡教授，您應該去跟高層領導講。」

「我就笑，領導布置講哪堂課，我就講哪堂課，我不願意上摺子。」蔡霞說。

中央黨校是黨培養幹部的最高學府，官員到中央黨校進修，就意味著仕途看好，也因此，黨校教師在學員論文答辯時，「一般都比較平和」。但在一次中青班結業時，有即將晉陞副部級的學員對網路管理髮表了一通宏論，「天津薊縣大火，那麼個小事情在網路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樣，攪和人心。我們需要加強管理。」

蔡霞按捺不住，「人命關天的事情你們認為是小事，社會當然認為它是大事，我們對老百姓的生命有沒有基本的感情？」學員不吭聲，一旁的老師大感緊張，在桌底下趕忙拽著蔡霞。「我給那學員打分很低。我感覺你對人民的感情極淡漠，這不是思想觀點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前後，蔡霞到某省宣講「三個代表」。午飯時閑聊，「農民給他兩畝地讓他吃飽肚子就不錯了，」市委招待所所長表情十分不耐煩，抱怨說幹部下鄉，農民就把幹部自行車砸了，「農民就是刁民。」是不是幹群關係沒處理好？蔡霞問了一句，市委宣傳部長立刻接話，「你平時應該很忙，在北京的時間多吧？」蔡霞問，「在座的哪個祖上不是農民？」

蔡霞教授盯著我，一動不動，似乎回到了當時的場景，「現在一些幹部對老百姓的感情變了，稱呼改變反映了感情的改變，黨校老師在原則問題上堅決不能退讓。」

幹部群體里觀點、立場日益多元，有時會就問題爆發激烈爭論。為澄清「多數人統治就是民主」，蔡霞舉了納粹和文化大革命的例子，「文革當中以多數人的名義對於少數領導幹部進行侵害，其實是踐踏人權的暴政。」

討論環節，有學員站起來，「講到民主的多數人暴政，我當時就在想你會不會舉中國文革的例子，你果然就舉了。黨校姓黨！」

「你說到文革，我就來跟你說說文革。我當時是紅衛兵，我們懷著對革命的虔誠之心，陷入瘋狂，造成了很多傷害，我一輩子帶著歉疚，但是我的孩子聽文革跟聽故事一樣。黨的歷史怎麼能迴避這10年的曲折？「黨校姓黨」同樣包含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和反思。剝奪記憶，歷史錯誤就會以新的方式再犯，現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當成創新，恰恰是我們不能贊成的。」說完，學員的掌聲持續了數分鐘，這是他們表達贊同的方式。

一些時候，她的言論也會引起學校關注，對此她會解釋說，「我們家到我祖孫三代跟著黨，我們對黨是天然的血緣感情，是希望黨好國家好人民好，不僅僅是簡單的政治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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