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核查新聞興起，你必須知道這些——歐洲媒體觀察系列之四

來源：Reuters Institute

編譯：胡馨予

作為內容安全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核查新聞日漸成為數字時代辨別虛假新聞的有效舉措，尤其是這次美國大選中總統候選人的虛假言論和社交媒體上假新聞的蔓延，使得多家媒體需要及時跟進事實核查。近期路透社研究所發布了《歐洲事實核查機構的興起》，這一研究報告探討了歐洲事實核查機構的發展模式，包括從業者對行業的定位和認知，以及事實核查的操作，並附有案例分析。

歐洲事實核查機構的模式

現在，歐洲20多個國家活躍著至少34個長期做政治事實核查的機構，調查顯示，他們的組織模式主要分為兩種，北歐和西歐主要以依附於傳統新聞媒體的模式為主，東歐和南歐則是以NGO建立的獨立調查機構為主。

附屬於新聞媒體模式：儘管只有少量的事實核查組織依附於知名媒體機構，但他們仍然是政治類事實核查的主要來源。這一模式主要在西歐，因為傳統新聞媒體在媒體資源和影響力上有巨大的優勢，事實核查機構吸引受眾的同時也依賴於媒體的資金來源，一旦被資助者警告，就很有可能無法堅持下去。

附屬於NGO 模式：大多數的事實核查機構獨立於知名媒體組織，而是由NGO支持，這一模式盛行於東歐。他們通常僱傭記者，但是缺乏固定的媒體資源和穩定的受眾；他們的優勢在於，獨立的核查機構不受商業組織運營的限制。這些事實核查機構通常是知名NGO組織為了推進民主發展而建立起來的項目。他們也會和大學有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聯繫，高校為他們提供科研設備和空間，一些學生還會作為志願者參與到事實核查過程中去。

事實核查員的自我定位

歐洲大部分事實核查從業者的自我定位可以大致分為三種：記者、改革者和專家學者。第一種，事實核查員將自己定位為記者，認為事實核查是監督政府、維持公共知情權的途徑。調查顯示，3/4的從業者都強烈贊同記者的自我定位，其中1/3認為保證公眾的知情權是主要目標，1/4的參與者認為事實核查的主要目的在於讓政治家對自己言論負責，超過半數的人認為記者是從事事實核查行業最理想的職業背景。

改革者這一定位則更多的是和特定的政策改革聯繫起來。調查中40%的受訪者強烈贊同「我們是活動家」，其中43%的人把「監督政治家的行為」和「提高公共話語的質量」作為首要目標。

第三種專家學者的定義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的界限，所有的事實核查機構都希望把自己打造成複雜公共議題方面的權威信息來源。調查顯示，40%的受訪機構都強烈同意「我們是政策專家」的定位，超過半數的人認為政治學或者經濟學是從事事實核查的理想教育背景。

事實核查員對具體目標的排序，從最重要到最不重要

事實核查方法與核查對象

獨立的事實核查員都遵循著相同的工作模式：涉及政治內容的說法都需要核查；核查時需要尋找可靠的數據和獨立的專家；工作流程保持透明等。現在很多機構公開了核查方法和原則，推動這個行業逐漸走向規範化和制度化——目前全球來自27個國家的35個事實核查組織在2016年9月簽署了一項共同行為準則，標誌著他們不僅自己作為獨立事實核查者行事，也遵從共同的規範準則。

調查中大約有60%的機構用順序量表(ordinal scales)來評估某個說法的真實程度，他們會使用簡單的判斷詞，比如說真實、大部分真實和部分真實，或者用不同顏色的計量表；還有1/4的機構會用分類標籤(categorical label)來區別不同的說法，比如說真實、錯誤、有誤導性、無法核實等，但並不會把他們放在同一範圍內排列；另外還有17%的機構不使用評估系統，直接寫出結論，比如衛報，BBC等，認為順序量表的方法過於簡化了事實本身。當然，事實核查員在實踐中還會不斷完善方法，修改評估系統。

在事實核查中使用正式評級制度的分布

不同的事實調查員選擇的調查對象都不盡相同，但是90%的受訪者都表示會核查政治家的表述，將近1/4的機構會定期調查記者的言論，而1/3的機構有時會把記者、媒體評論員或者其他的公共人物作為調查對象。這種調查對象的不平衡源於事實核查機構里資源和人手的緊張，他們只能集中核查公眾最感興趣的政治家言論部分；而且核查媒體也有一定的風險，事實核查員大多數都是記者，核查同行讓他們覺得尷尬，同時事實核查機構還要依靠媒體來擴大他們調查結果的影響力。總之，無論選擇什麼核查對象、核查頻率如何，事實調查員都既需要平衡黨派觀點，堅持獨立立場，又要對變換的政治環境做出及時的反應，集中於影響廣泛的公眾言論上。

事實調查中以圖中幾類機構為調查對象的頻率

事實核查機構都會尋求權威性的數據，但他們核查過程的思路也都各有區別。一個基本的爭論是，是否會聯繫被調查說法的作者。有一個調查機構TheJournal.ie會嘗試聯繫作者來澄清說法或者尋求支持性的證據，大多數的歐洲調查機構都會省略掉這一步，因為他們認為作者的說法已經很清楚了，並不需要進一步的澄清或者說明，而且這可能會打草驚蛇，導致政治家對調查的提前干預。另一個差別則體現在是否引用專家的意見。很多事實核查機構會聯繫專家來解讀數據或者支持核查員的結論，不過，機構只有在時間空間允許的條件下才會引用專家意見，因為專家本身的獨立性也很難保證，比如說在環境議題上，專家可能會因黨派傾向而給出有傾向性的意見，影響調查結果。

事實核查的社會影響力

政治家普遍對事實核查不屑一顧，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被調查的政治家會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大多數情況下，政治家們還會斥責事實核查機構質疑他們的可靠性，或者只承認那些能支持己方、反駁對手的觀點。儘管如此，事實核查仍然可以對公共話語產生影響，因為一旦核查成果受到認可，公共人物就需要在某些議題上採取更加謹慎的措辭；或者如果事實核查員能夠在引發關於政治言論的討論同時，承擔起國家制度運轉中的重要角色，那麼就有可能對公共話語產生直接的影響。

事實核查機構通常依靠媒體的關注來對公共話語施加影響力，這對於NGO模式的事實核查機構來說十分重要，因為媒體是他們唯一擴大影響力的途徑。調查顯示，歐洲超過一半的事實核查機構都極度依賴媒體。因此，他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增加媒體曝光率，比如說建立一套標準的媒體關係，為知名媒體機構撰寫報道或一起生產報道。但這種對媒體的過度依賴同時也會引發媒體記者因自身黨派立場而扭曲或者選擇性報導調查結果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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