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身」的困惑與迷茫

新中國成立伊始，萬象更新，那時的主旋律是清除舊的、建設新的，一切以新為時尚。

上個世紀，不知從哪個年代起，「前身」在社會上熱了起來，並不斷升溫。一些學校、一些單位，熱衷於追尋自己的「前身」，彷彿自己的「前身」越久遠，越榮耀。反正和文物一樣，年代越久越值錢。對此，贊成者有之，質疑者有之，反對者有之。一般人多以歌功頌德為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較真的人少，各行其是，「前身」之爭，往往不了了之。但「前身」的困惑與迷茫，往往依然在一些知識分子的腦海中浮現。

「前身」是佛教用語，猶前生。引申義為：事物演變中原來的組織形態或名稱。

在巴金的《家》、馬南邨的《燕山夜話》和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中都有簡潔的句子解釋。「五四」時代，《新青年》雜誌的前身是《青年雜誌》。《燕山夜話：北京勞動群眾最早的遊行》一文指出：「當時煤窯的出現畢竟是一種新鮮事物，那些窯主們畢竟是後來資產階級的前身，那些窯工們也畢竟是後來無產階級的前身」。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也闡明：「農民——這是中國工人的前身」。

可見，「前身」要求有實在的內涵，有血脈的相連，方可接續。

當今社會中，「前身」的困惑和迷茫如何解？

近日一天，腦中靈光一閃：高考結束了，何不前往萬千學子嚮往的北京大學，去追尋一下這所中國最負盛名的學府的前身，或許能有啟示。

我們在近現代歷史的長河中追尋，從海淀未名湖畔一直追尋到東城景山東街和沙灘紅樓。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1898年6月11日，在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梁啟超的推動下，清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隨後梁啟超代為起草了《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1898年7月3日，光緒帝正式批准設立京師大學堂，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最初校址就在北京市東城區景山東街和沙灘紅樓等處。

當時的京師大學堂，既是全國唯一的最高學府，也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因此後來就有了北京大學「太學淵源」之說，一批碩學鴻儒紛紛支持這一觀點。

1948年給北大做五十歲生日時，胡適在其著名的《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中有過這樣一段表述：全歐洲大概至少有五十個大學是五百年前創立的。美國獨立建國不過是一百六七十年前的事，可是這個新國家裡滿二百年的大學已有好幾個。所以在世界大學的發達史上，剛滿五十歲的北京大學真是一個小弟弟。我曾說過，北京大學是歷代的「太學」的正式繼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歲來壓倒人，它可以追溯「太學」起於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設弟子員五十人。那是歷史上可信的「太學」的起源，到今年是兩千零七十二年了。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學都年高了！

緊接著胡適說出了他真正的意思：但北京大學向來不願意承認是漢武帝以來太學的繼承人，不願意賣弄那兩千多年的高壽。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館的設立，那也可以把校史拉長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個堅定的遺規，只承認戊戌年「大學堂」的設立是北大歷史的開始。這個小弟弟年紀雖不大，著實有點志氣！

明年，北大就將迎來建校120周年了。與時下一些高校甚至中學熱衷追尋「前身」、虛構悠久校史的做法迥然不同的是，北大堅持不隨波逐流刻意拉長自己的歷史。我們應該為北大的精神和自信點個大大的贊。

離開沙灘西行，正好可路過百年老校北京四中。北京四中是1907年（清光緒三十二年）6月由順天府出資籌建的，名為順天中學堂。1912年改名為京師公立第四中學。1949年起改為現名。該校遵循史學的嚴肅法則，並未盲目追尋「前身」——順天四路學堂，而認定學校創建的時間只能是定名為「中學堂」的時間即1907年，不能隨意提前。今年正是建校110周年。

仰望北京四中高大的校門，敬意油然而生。這古樸、莊嚴的老校門，是典型的中式建築，至今傲然聳立，是四中不隨波逐流的象徵。

對於一所學校來講，悠久的校史固然可以炫耀，但「年歲不能用來壓倒人」，真正最重要的是精神和實力。

每一所學校、每一個單位都有自己的淵源。每一所學校、每一個單位都有自己的歷史。怎樣追溯自己的淵源，怎樣書寫自己的歷史，這裡面也有個求真務實的問題。求真務實大家都在說、都會說，但真正去做是多麼難啊！這些年，我們看到的、聽到的，有多少學校、單位，都在熱衷追尋「前身」、虛構悠久歷史，或無中生有，或借屍還魂，或移花接木，或偷梁換柱，手段花樣翻新，只要能向前延伸，明知牽強附會，也樂此不疲，哪怕向前延伸出的幾十年、上百年歷史空洞無物，缺少真實的內容來支撐，也毫不在乎。歷史的真實性、嚴肅性蕩然無存。

當人們普遍地認為，社會民風日下、道德滑坡的同時，追逐「前身」的虛名，不也分明應該看到這是浮誇風在蔓延嗎？

這種浮誇還會重演嗎？人們啊！可要警惕和清醒。

至此，「前身」的困惑和迷茫，似乎有解了，似乎感到心靈的安頓。

來源：中國文物報2017年6月16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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