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何需要酒和毒品，每人生來有一種想轉換自己正常意識的衝動

酒和「白粉」，都是癮品

癮品，這個近代才產生的詞語包含了表面及深層的雙重意義。表面上，它涵蓋了所有合法與非法、溫和與強效、醫療用途與非醫療用途的麻醉與提神物質。在深層，它則暗示著今天精神刺激物質的泛濫——含酒精與咖啡因的飲料、大麻、古柯葉、可卡因、鴉片、嗎啡、煙草，以及海洛因、脫氧安非他命等等許多半合成與合成物質，種類異常紛繁，以至人們不得不用「癮品」這個詞對其加以簡要地概括。美國學者戴維·考特萊特更是將這種現象稱為「精神刺激的革命」，他認為，「如今，世界各地的人已經逐漸取得更多、也更能有效改變清醒意識狀態的方法，這項世界上的重大發展，乃是奠基於近代早期（即1500年至1789年間）的越洋貿易與帝國擴張。」（《上癮五百年——癮品與現代世界的形成》2頁，戴維·考特萊特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無論是「革命」，還是貿易，它們的根源都是人類如饑似渴的、大規模的、普遍性的需求。或許，越是到了現代社會，人們越需要麻醉。

人類為什麼如此需要癮品？戴維·考特萊特所認同的觀點是：「每個人與生俱來有一種想要轉換自己正常意識的衝動。兒童遊戲中會故意自己轉圈到發暈的程度，修行的人會在冥想打坐中忘卻自我。消除以自我為中心的意識乃是人類故有的慾望。」

這大約並不是一個全面的解釋。除了「人類的固有慾望」之外，顯然還有更現實的原因，那就是對自我的不滿甚至否定，對令人鬱悶的生存狀態的反叛，對不快樂的忘卻，以及對快樂的迷幻式追求。因此，在歷史上，幾乎每種癮品都有一個引人神往的名字：酒叫瓊漿玉液，鴉片叫福壽膏，香煙叫忘憂草……

有史以來，人類便與癮品有著糾纏不清的關係。甚至可以說，癮品的發展伴隨著人類文明發展的整個進程。在中國，屬於新石器時期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即有了酒具和造酒用的瓮、濾缸，這說明六千年前就有了酒的製造業。晉人江統在《酒誥》中說：「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或雲儀狄，一曰杜康。」上皇，也就是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儀狄，大禹的臣子；杜康，相傳也是夏朝人（另一種說法是周朝人）。而在西方，公元前15世紀商業葡萄酒產量已具有相當規模，進入紀元以後，釀酒業更趨盛行，所以《聖經》中提到葡萄酒的次數不下165次。

從本質上說，癮品的歷史就是人類為擺脫煩惱，以精神刺激製造快樂幻覺的歷史。幾千年來，人類的文明不斷發展進步，可我們並沒有因此獲得更多的、更徹底的快樂，只是得到了更豐富的癮品。儘管我們早就知道，任何癮品都是有害的，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它卻仍然引人沉迷，而且花樣不斷翻新，功效不斷增強，這也從反面證明了人類生存的悲劇性困境。

癮品，如同一面魔幻的鏡子，以扭曲方式將人類的愁容映現成快樂的笑臉。而歸根結底，它所製造的不過是非常態下的感官幻覺。

儘管全世界都與癮品有著糾纏不清的關係，但在中國的歷史上，癮品卻始終佔據著非常特殊的位置。首先，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癮品消耗大國，就如著名學者李零所說的，「放之則不可收，禁之又不能絕」。其次，正因為它「放之則不可收」，癮品問題也就被歷代統治者當成了關係到國家興廢、民族存亡的政治問題。環顧世界，大概沒有任何民族會像我們這樣，將自己的國運與癮品聯繫得如此緊密。

在古代，酒是最普及的癮品，因此《尚書》里即專有一篇勸人少喝酒的《酒誥》。周武王以為，殷商就是因為臣民們酗酒成風才導致亡國的。引用他自己的一段原話就是：「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那些大小國家所以滅亡，沒有不是因為酗酒帶來的災禍。（《張居正講評尚書》271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接著他又引用文王的教誨說，「無彝酒」——不要常飲酒。（引文同上）

中國人歷來講究言傳身教，為了讓人少喝酒，為了避免因酒亡國，除了上面的訓誡之外，少不了還要找一些正面典型。於是後來就有了孟子說的：「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樹立禹這個古代的聖君明主作為大家學習的榜樣。大禹不僅「惡旨酒」（美酒），甚至連同善於做酒的儀狄都疏遠了。許慎在《說文解字》里說：「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美，遂疏儀狄。」（《說文解字》311頁，許慎撰，中華書局1963年12月第1版）

與上述這些訓誡以及正面楷模相矛盾的是，古代還有另一種傳說——「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文王和孔子都是豪飲之士。而事實上，中國的好酒之風也從未間斷過，歷朝歷代的酒聖、酒仙、酒徒、酒鬼更是層出不窮。

到了近代，鴉片取代酒成為危害性更大的癮品。清道光年間，英帝國為了扭轉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向我國境內大量走私鴉片。戴維·考特萊特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的：「起初吸純鴉片只是富有人家的消遣，至1830年代已經傳遍宮中的太監、文武百官、商人階層。」這種自上而下迅速蔓延的嗜毒之風，使中國每年白銀外流達六百萬兩，國內發生嚴重銀荒，出現通貨膨脹，也令清廷財政枯竭，國庫空虛。此外，鴉片貿易更嚴重敗壞社會風尚，摧殘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破壞了社會生產力，造成東南沿海地區的工商業蕭條和衰落。因此，才有了當時的湖廣總督林則徐的禁煙奏摺。他警告，鴉片不禁,幾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兵」、「銀」是歷代統治者賴以存在的兩大命脈。中國又一次將癮品問題提升到了關係政權存亡的高度。於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也就不可避免了。這場戰爭以「天朝上國」的驕傲始，以被迫簽訂割地賠款的《南京條約》終。它不僅沒有使腐朽的清政權得到絲毫鞏固，卻以一種令人屈辱的方式開啟了中國的近代史。

鴉片，凝聚了整個中華民族不堪回首的慘痛記憶

癮品都是有害的，毒品尤甚，這是全世界的共識。問題是，由古至今，中國的官家話語體系所關心的始終是它對統治政權的危害，而不是對國民，對每一個活生生的人的肉體與精神的傷害。被這種官家話語體系忽視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麼中國始終是個癮品消耗大國？為什麼中國人特別容易受到癮品的誘惑，不管統治者是言辭訓誡，還是樹立遠離癮品的正面榜樣都毫無效果？為什麼外國（產自印度，由英國人控制）的鴉片只要一運到中國就能掀起全民性的吸毒狂潮，而且禁之不絕？

首先，中國歷來是個由「自然」思想主導的世俗社會，既沒有超越性的崇高信仰，也沒有來自宗教權威的強力約束，中國人可以完全放縱本能，毫無顧忌地沉溺於癮品。

其次，一個更加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對癮品的需求往往是與挫折、失敗、鬱悶、懦弱、無助等負面情緒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說，中國人對癮品的普遍迷戀恰恰是他們生活得不如意、不快樂最直接而無奈的反映。他們經濟貧困，精神壓抑，心靈空虛，而又缺少通過理性抗爭改變現狀的能力和意志，因此就特別需要麻醉與逃避。

千百年來，在官家話語體系之外，癮品構成了一個系統的亞文化鏈條，酒文化、丹藥文化、茶文化（含有咖啡因的軟性癮品）、鴉片文化、煙文化相繼興起，連綿不絕，它們以沉醉、迷幻，甚至是自殘的方式為中國人製造逃避現實的快樂幻覺。

千百年來，中國的文化歷來缺少人文關懷、心靈關懷，人們只有靠癮品產生的麻醉效果彌補這個空白。

（轉載文，謝謝作者辛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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