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的消亡：哄人玩意兒之一

·詩曾和形而上學、政治並列為三種哄人的玩意兒·

論中國詩歌的消亡

呂偉明

一

詩歌在當代已經發生了嬗變，這是不爭的事實。中國詩歌從古至今，經歷了多種文體的轉化。錢鍾書先生的《談中國詩》曾作如下結論：「據有幾個文學史家的意見，詩的發展是先有史詩，次有戲劇詩，最後有抒情詩。中國詩可不然。中國沒有史詩，中國人缺乏伏爾泰所謂『史詩頭腦』，中國最好的戲劇詩，產生遠在最完美的抒情詩以後。純粹的抒情，詩的精髓和峰極，在中國詩里出現得異常之早。所以，中國詩是早熟的。

早熟的代價是早衰。中國詩一蹴而就至崇高的境界，以後就缺乏變化，而且逐漸腐化。這種現象在中國文化里數見不鮮。譬如中國繪畫里客觀寫真的技術還未發達，而早已有『印象派』、『後印象派』那種『純粹畫』的作風；中國的邏輯極為簡陋，而辯證法的周到，足使黑智爾羨妒。中國人的心地里，沒有地心吸力那會事，一跳就高升上去。梵文的《百譬喻經》說一個印度愚人要住三層樓而不許匠人造底下兩層，中國的藝術和思想體構，往往是飄飄凌雲的空中樓閣，這因為中國人聰明，流毒無窮地聰明。」

試以唐詩為例，唐詩肇始於唐，輝煌於唐，也沒落於唐。唐人寫詩富有朝氣，氣勢如虹，神馳於想像，謝冕先生可以說唐人能夠創造出詩的輝煌，是因為唐人的心裡充滿了第一次創造的喜悅，他們在嘗試著一種嶄新的文體，而且憑著自己的創造力讓這種文體在有唐一代登峰造極。

但是，中國人太聰明，「流毒無窮地聰明」，唐詩到宋，嬗變成宋詞；到元，宋詞嬗變成元曲。到了晚清，唐詩成了無比工整、無比玲瓏的格律作品，每一個用字、每一個用詞都無懈可擊，至此，近體詩已經走到了盡頭。所以，當胡適口佔一首白話詩「兩隻花蝴蝶，雙雙飛上天」之後，近體詩就漸漸退出歷史舞台。

二

每種文體的產生和消亡都與社會大環境密切相關，社會大環境遙控著社會整體心態。沒有初唐積極進取的政治環境，就不可能有「初唐四傑」的磅礴詩風；沒有盛唐開放的社會心態，自然也不會有將儒、釋、道、縱橫家、俠客熔於一爐的李白；沒有經歷唐由盛轉衰的變亂，自然也不會出現杜甫的詩史。東海兄曾經提到「詩可以怨」，我認為這才是詩歌本身的主要功能。

錢鍾書先生考證：韓愈確曾比前人更明白地規定了「詩可以怨」的觀念，那是在他的《荊潭唱和詩序》里。這篇文章是恭維兩位寫詩的大官僚的，恭維他們的詩居然比得上窮書生的詩，「王公貴人」能「與韋布里閭憔悴之士較其毫釐分寸」。言外之意就是把「憔悴之士」的詩作為檢驗的標準，因為有一個大前提：「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眇，而窮苦之言易好也。」張煌言說：「蓋詩言志，歡愉則其情散越，散越則思致不能深入；愁苦則其情沉著，沉著則舒籟發聲，動與天會。故曰：『詩以窮而後工』。夫亦其境然也。」

語言文字有這種社會功能，我們常常把說話來代替行動，捏造事實，喬裝改扮思想和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在詩詞里，這種無中生有的功能往往偏向一方面。它經常報憂不報喜，多數表現為「愁思之聲」而非「和平之音」，彷彿鱷魚的眼淚，而不是《愛麗斯漫遊奇境記》里那條鱷魚的「溫和地微笑嘻開的上下顎」。詩人「不病而呻」，和孩子生「逃學病」，要人生「政治病」，同樣是裝病、假病。

不病而呻包含一個希望：有那麼便宜或僥倖的事，假病會產生真珠。假病能不能裝來像真，假珠子能不能造得亂真，這也許要看各人的本領或藝術。詩曾經和形而上學、政治並列為三種哄人的頑意兒，不是完全沒有原因的。當然，作詩者也在哄自己。

三

當代社會，生活節奏和信息量百萬倍於詩歌盛行的前代，人類接受的文化形式也與前代不可同日而語，整個社會的心態因為目標性、趨向性的混亂而變得日漸浮躁。誰能設想在一個以財富衡量人生價值的社會裡講究「窮苦之言易好」的詩歌？

詩歌的口語化成為必然的趨勢，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表面化的東西，對深入靈魂的力量不自覺地產生排斥，這也不是一種壞品質。人們適應了表面化的幸福，而抗拒靈魂的反思和痛苦，這本也無可厚非。但是，人們逐漸疏遠了聖潔的詩歌王國，記憶也必然少了詩情畫意。

人們在哀悼過去的同時，也在展望未來。歷史，本來是一個人類逐漸學習適應世界的過程。若神話傳說是人類童年時的玩具，那詩歌也可以算做是人類最多夢想的少年時期的寵物，古代的李白、杜甫和現代的泰戈爾、艾青都寫下了世界上最美麗的詩歌，而現在呢？我們不過正處在餘音繞梁的時刻罷了。

（2006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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