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後 毛澤東 為何事怒稱「我還活著他們就這樣」！

1965年6月下旬，上海衛生戰線召開了一次巡回醫療隊報告會。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對我國上層建築整體狀況憂心忡忡，對醫療衛生不為工農兵服務，只為少數人服務的幹部保健制度多次提出批評，對農村缺醫少葯的現狀非常擔心。

在這種背景下，有些省以及上海市委派出巡回醫療隊到基層和農村，為工人和貧下中農送醫送葯。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中山醫院、第六人民醫院當年派出了以各科科主任和副主任為主要成員的巡回醫療隊，上海第六醫院婦產科主任胡志遠在農村巡回醫療隊中，還發明了一種比較簡便的方法治療農村婦女多發病，受到當地好評，也成為上海巡回醫療報告會的主要內容。

毛澤東了解這些情況後，可能聯想到上個月重上井岡山及紅軍醫院在建設根據地鬥爭中的作用。最初紅軍醫院設在茅坪，後來搬到小井，一直堅持免費為老百姓看病。那時候，葯比較少，一點兒阿司匹林都是寶貝。有葯，只要老百姓需要，首先為他們治病；其次，才是戰士、黨員；最後是黨的幹部。戰士們死不同意，要把葯留給幹部，相互謙讓，那種場面讓人流淚。現在，共產黨掌權了，怎麼能把老百姓忘了，把工人、農民忘了，怎能把井岡山的傳統忘了？不能忘。

6月26日，毛澤東有感而發，說了下面這段話——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院，二無葯。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著讀那麼多書。華佗讀的是幾年制？明朝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著收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生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去，就算本事不大，總比騙人的巫醫要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書讀得越多越蠢。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符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

「脫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於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

「城市裡的醫院應該留下一些畢業一兩年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四清」到××年就掃尾，基本結束了。可是「四清」結束，農村的醫療衛生工作是沒有結束的，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這段話一年後被稱為光輝的「六二六指示」。

在毛澤東這次講話前一個月，1965年5月27日，劉少奇在北京同衛生部負責人崔義田、史書翰、計蘇華等人談話，說：現在的醫藥衛生工作只是面向一億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國70%的醫務人員集中在城市，佔五億多人口的農村中醫務人員和藥品都很少，為了解決衛生工作面向農村，藥品供應要研究，如何把供應點深入農村。

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1965年前後，主席身邊的醫務人員都輪流下放到農村工作了一段時間，送醫送葯到貧下中農家裡，包括當時的醫生李志綏和護士長吳旭君。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隨後在杭州、上海等地放了上層建築各個領域需要變革，需要革命的三把火。6月27日離開上海路過南京，毛澤東在專列上接見了江渭清等江蘇省主要負責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1965年6月29日下午，毛澤東在北京接見了坦尚尼亞第二副總統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領的坦尚尼亞婦女代表團成員，接見時在座的有鄧穎超和曹孟君。這是毛澤東回到北京後第一次外交活動。1965年3月15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前最後一次外交活動是3月14日接見了紐西蘭共產黨書記威爾科克斯和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席希爾等同志。

1965年毛澤東的井岡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畫了一個意味雋永的內圓和外徑。

毛澤東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岡山的護士長吳旭君和自己的親屬都說過這樣的話：「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1965年的毛澤東，十分擔憂我們的政權模式缺少一種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那樣的「政治民主」機制，來監督從上到下的各級幹部。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不解決，黨內可能不斷滋生特權階層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犧牲了千千萬萬革命先烈乃至幾代人的生死追求，將變相付之東流。1965年，毛澤東反覆地將這一點提到全黨面前，提到中央高層議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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