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一個時代的斯文走了，中國大學的靈魂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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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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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盡瘁學術，垂五十年，對於國家服務之久，貢獻之多，於此可見。其學養毅力，尤足為後生學子楷模。

——北大校長蔣夢麟

「求學不為國，求學何所用？」

近代中國，清華北大都是各領風騷，

大師輩出之時，能人異士甚囂塵上。梅貽琦是個例外，不爭不搶，不起鬨不喧嘩，低調而乾淨，像陽光下的一縷春風。極少有人知道梅貽琦，但清華諸輩大才因他而出。

1889年

12

月

29

日，寒冬臘月，北風凜冽，一個男娃的哭聲打破天津港的沉寂，

天津梅家的第五個孩子出生了，其父梅伯忱高興地替孩子取名：梅貽琦，字月涵。

梅貽琦出生時，家裡情況不是很好，

「非甚寬裕」。但日子也過得下去，「諸兄姐每人都有一位奶媽」。

可是那個時節，局勢動蕩不安，

庚子之亂更是一夜之間令天津成為戰火綿延之地。

梅伯忱失業了，家中唯一的經濟來源斷了，

梅家就此陷入最艱難的度日之期，「奶媽解聘，母親乳水不足，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標準的無產階級了。」

弟梅貽寶一直活到十幾歲才穿得上一件專門為他做的袍子。

然，固其生計也困厄，幸其父也辛勤而開明。

梅家歷代以詩書傳家，家風溫良。

梅伯忱中過秀才，對其子女均以詩書為第一要求，

「人口雖然眾多，父親卻咬定牙，叫每個兒子受教育，後來天津開辦了女子學校，他叫兩個未出嫁的女兒亦受教育。」

這在當時，算得上極其開明。

他的兒子女兒們也頗為爭氣，

梅貽琦成了清華校長，梅貽寶後來成了燕京大學校長，

都是民國數一數二的國寶大師。

1904年，梅貽琦

15

歲，

以「尋找現代社會文明之光」考入天津南開中學，這個15歲的少年，開始懵懵懂懂地明白了，外面隆隆炮火與自己肩上責任之間的關係。

「自此砥礪求學，日益精進。」

1908年，梅貽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績從南開畢業，

被保送至保定直隸高等學堂。親朋好友都勸他父親：

「你家貽琦這麼出息，畢業之後，可以找個小職員——如洋行職員，中小學教員，

替你分擔，了此一生。」

但梅貽琦又怎麼會甘心庸碌一生，

「求學不為國，求學何所用？」

他決心考庚子賠款的留美學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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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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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考，就考上了，第六名。按規定，考上的學生，先要到當時的游美學務處（即清華大學前身）學習，也許連梅貽琦自己都沒想到，這一去，就出不來了，從此，梅貽琦這三個字和清華園這三字就再也分不開了，出國，留學，回清華；再出國，再游美，回來，還是清華。

「三十二年間，從未間斷。」

後來，留美回來的梅貽琦在清華任教，

向當時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抱怨：「我對教書沒什麼興趣，想換個工作。」

張伯苓勸他：

「你才教書半年就不願意幹了，怎麼知道沒興趣？

青年人要忍耐，回去教書。」

結果，

「這一忍耐，幾十年，一輩子下來了」。

清華大學，包括後來的西南聯合大學，

都成了梅貽琦求學報國之途徑。

教書匠也沒有其他的本事，

多育出來幾個好學生，便是對國家，對民族最好的報答。

結果他育出整整一代的大師將才。

這樣一來，就苦了家人，尤其是父母，

1929年，梅貽琦父親去世時，他在美國任清華大學留學生監督；1943年，他母親去世時，他在焦頭爛額地維護西南聯大的教學。

他這一生，都撲在教育上，

「吾於校事亦不擬請假，唯冀以工作之努力，

邀吾親之靈鑒，而以告慰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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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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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1927

年，蔣介石提出要實施「黨化教育」，

要「以黨治國」，「以三民主義治國」。

這樣一來，每所大學被硬性規定要上黨課，

學生不許自由集會和遊行，思想行動皆要受監督。

在《告誡全國學生書》里，蔣介石甚至宣稱：

「破壞法紀之學潮，自與反革命無異，

政府自當嚴厲制止，如法懲處。」

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積極配合國民政府，

在清華實行嚴格的軍事化管理，還成立政治訓育部，鉗制學生言論。

清華大學的學生自由自在慣了，都是激進的自由主義擁躉，

哪受得了這個。軍訓不去，上課不聽，連和那些上「黨課」的教師同桌吃飯都不幹。

羅家倫臉上掛不住了，向學校董事會提出辭職威脅學生，

結果學生會放出話來：「無論國民政府批准與否，本校無人挽留。」

不僅如此，羅家倫走後，

清華學生還列了一個五條選人標準給國民政府：

·無黨派色彩

·學識淵博

·人格高尚

·確實能發展清華

·聲望素著

足見當時清華學生之血氣方剛，力量之大，

甚至可以左右校長之去留，和現代大部分中國大學生之渾渾噩噩，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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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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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經過再三物色，

蔣介石親自拍板，「電促月涵從速回國」。梅貽琦走馬上任。

1931

年

12

月

3

日，大雪，清華園一片銀裝素裹，

梅貽琦發表就職演說：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一開口，即明大學之宗義，闡學問之根基，

震顫全場，千秋受用。

「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的教授。

我們的智識，固有賴於教授的教導指點，就是我們的精神修養，亦全賴有教授的inspiration（啟迪）。」梅貽琦還有著名的關於大學教育的「從游論」：

「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

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

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不求而至，不為而成。」

梅貽琦認為，大學對學生的教育，身教重於言教，

關鍵在於教授之示範。

「吾認為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

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教授，必能指導學生如何做人。」

故而梅貽琦對於教授之選拔必有兩種標準，

其一，必有精深學問，「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學生明晰講授」；

其二，必有高尚人格，要為學生「自謀修養、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榜樣。

他希望清華的畢業生既有精深之學問才華，

亦有足可垂世之高尚人格。

唯有如此，清華師生方可不僅在學術上有所造詣，

且於國事，亦可救國救民於水火。

正如梁啟超所期盼：

「崇德修學，勉為真君子。異日出膺大任，

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

漫天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

一個全新的清華正在此蕩氣迴腸之氣勢中全面鋪開。

在「大師論」的原則指導下，

梅貽琦挖空心思，遍地求賢，清華迎來了抗日戰爭前的黃金6年。

這一時期，吳晗、劉文典、潘光旦、聞一多、錢鍾書、華羅庚，紛紛趕赴而來，小小的清華園，一時間成為大師之淵藪，思想引領之源頭。

劉文典，學貫中西，精於國學，

尤其是莊子，以煌煌大著《淮南子鴻烈集解》與《莊子補正》十卷本震撼文壇，一度被蔣介石抬舉為「國寶」。

為人狂妄之極，自稱「普天下真正懂莊子的只有兩個半人，一個是莊子本人，一個便是我，半個人天下共分之。」罵沈從文，不屑於馮友蘭，跟蔣介石都敢對著干。可就這麼一個人，對梅貽琦硬是服服帖帖，盛讚他：「貞固足以幹事，明德足以服人。」

梅貽琦在清華，他在清華；

梅貽琦在西南聯大，他在西南聯大。華羅庚原本只是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後來被招錄進入清華，從一位系資料員升為助教，又被推薦給「中英庚款委員會」，送到劍橋大學深造，再後來，跳過講師、副教授，直接被擢拔為正教授，這一路的「破格提拔」，都是梅貽琦打點完成的。

歷史學家吳晗投考北大，英文考得一塌糊塗，

但中國文史成績極優，北大不要，清華破格要了，

結果一入校便以其才華備受關注。

唯才是舉，不拘一格降人才，清華因為這些大師而成一流之學府，而這些大師之所以選擇清華，也有賴梅貽琦精心維繫的民主氛圍與自由學術空間。

有人說，民國時期清華師生太過狂妄，趕校長，頂教授，見誰倒誰，可是梅貽琦一生侍於清華47年，誰也不敢「倒梅」。足見梅貽琦巨大之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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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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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1936年

2

月

26

日，清華髮生大逮捕事件，3000名武裝軍警深夜闖入清華園抓人，全校領導層在梅貽琦家中緊急商討對策，大家情緒激動，每個人都說了很多，唯獨梅貽琦一人，默不發聲，「大家都等著他講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

但他還是抽著煙，

在煙霧繚繞中悶頭沉思。

最後馮友蘭實在忍不住，問他：「校長，你怎麼看？」

梅貽琦這才回答：

「我在想，

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了……」接著娓娓道出自己的應對措施。

梅貽琦多半給人的印象是「寡言」，甚至是「不言」。他的妻子韓詠華嫁給他時，就被人警告：

「你小心，梅貽琦可是個不怎麼說話的人。」

其謹言少語如斯。

但真正懂梅貽琦的人知道，

他並不是不喜歡說話，只是認為，多說不如多做罷了。

「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所以梅貽琦在校長任，很少下定決策，

他最常說的話就是「吾從眾」。他認為，對學校有最高決策權的，應該是教授，而不是校長。

為了實現

「教授治校」，

梅貽琦成立了教授評議會，作為學校的最高權力決策機關，

至於自己，

「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

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議有理有據，對學術、對學校有益，梅校長就會簡單地說一句：「吾從眾。」

教育界人士誇他：「梅校長治校有方啊。」

梅貽琦並不歡喜，只是淡淡地說：

「就是有一些成績，也是各系主任領導有方。

教授中愛看京戲的大概不少，你看戲裡的『王帽』，

他穿著龍袍，煞有介事地坐著，好像很威嚴，

很有氣派，其實，他是擺給人看的，真正唱戲的可不是他。」

言下之意，他梅貽琦，不過就是那個

「王帽」而已，

其謙虛溫良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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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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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

年報考庚款留美學生放榜時，

學者徐君陶在那看榜，看到一個少年，「不慌不忙，不喜不憂，也在那兒看榜。

我當時看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

察覺不出他是否考取了。」

後來在船上相見，徐君陶這才知道，

原來這少年就是梅貽琦。

學者楊錫仁是梅貽琦在美國留學時的室友，

他從未見梅貽琦對誰急過臉，為人也寬厚。

「成績優異，性極溫和。從無怨懟，永遠輕聲細語。」

寬厚的梅校長治下的清華，

自然也自由。

學生把梅校長的話編成打油詩：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

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

他從不明確命令學生要如何如何，

也從不以校長之身份強壓學生務必如何如何，

為校長几十載，從未見梅貽琦發過脾氣，只是有時閉門兩三日，有再大的爭執，也商量著來。

這便是梅貽琦的胸襟與氣度。

也正是這份胸襟與氣度，

才有了瀰漫著自由與獨立的清華園以及後來的西南聯大。

朱自清曾寫過《清華的民主》一文：

「在清華服務的同仁，感覺著一種自由氛圍，每人都有權利有機會對學校的事情說話。清華的民主制度……究竟還是很脆弱的，若沒有一位同情的校長的話。」

清華的民主能否發展起來，殊實難說，

自1931年接管清華，幾經搬遷考驗與各種學潮風暴，

他總是安詳靜肅，不聲不響地籌劃應付，

在極其困難中謀求發展與壯大，

即使與當局與學生意見相左，

也絕不公開衝突，皆容忍之。

其雅量宏大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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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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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中就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

1937

年，抗戰爆發，

清華北大被占，南開遭轟炸，近乎夷為平地。

為保弦歌不輟，在國民政府授意下，

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南遷，

始駐長沙，後留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絕徼移栽楨幹質

,

九州遍灑黎元血」，這所真正在戰火中綿延長存的大學，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教育史上幻境般短暫的奇蹟，而締造這個奇蹟的，正是梅貽琦。

當時，西南聯大由三所學校組成，

所以有三位常委：張伯苓（南開校長）、蔣夢麟（北大校長）、梅貽琦（清華校長）。由於蔣夢麟和張伯苓在重慶政府都擔任要職，所以西南聯大的校務事實上都落在梅貽琦一個人身上。

西南聯大初創期，張伯苓曾把自己的表給梅貽琦：

「我的表你戴著。」

言下之意，要梅貽琦代表他。

當時社會地位和政治聲望皆高於梅貽琦的北大校長蔣夢麟也是一樣：

「對聯大事務，不管即是管。」

這個時候，梅貽琦當仁不讓，被推上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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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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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嚴謹，北大自由，南開活潑，

三所學校風格各異。其實清華和南開還好，有「通家之好」，南開校長張伯苓是清華大學的籌備顧問，問題是北大。要讓這所一直自詡為「最高學府」的大學沒有意見完全融合，是一件難事。

梅貽琦先是在資金上支持。

自

1937

年

9

月起，政府因抗戰縮減文教經費開支，

全國各高校經費一律按7成撥給，北大南開經費捉襟見肘，都快揭不開鍋了，這麼大一個學校，平均每月只有3萬元，按照戰時物價水平，只夠吃個半飽，而上下各類設備等，例如圖書館實驗室，「政府則不予以解決」。

但堂堂一個國立大學，圖書館實驗室都沒有，那還叫大學嗎？

清華不同，清華的前身是留美預備處，

有庚子賠款的資金支持，富裕一些。

故而清華的資金，除了負擔自己，還勻給聯大一些。

梅貽琦也四處奔走，為聯大籌措資金，

經常往返重慶與昆明，「那時由昆明到重慶乘飛機是件難事，飛機說不定什麼時候起飛。」

有一次梅貽琦返途遇到日本飛機轟炸，

在旅途中耽誤了近3個月才回到昆明。

差點因此而喪命。

抗戰八年，梅貽琦與其說是西南聯大的校長，不如說是西南聯大後勤部長。

讓學生安心學，讓老師安心教，他跑斷了腿。

後來相繼從中英庚款董事會要來了25萬法幣，從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要來了15萬法幣，又去天天跑教育部，要錢要錢要錢，又從教育部要來了幾十萬美元，終於把實驗室、圖書館稀稀落落地建立了起來。

「萬里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

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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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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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聯大師生從長沙長途跋涉到昆明之後，

當時的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受梅貽琦之託為聯大設計校舍。

不到一個月，兩個人就拿出了一套設計方案，

「一所中國一流的現代化大學躍然紙上」。

但梅貽琦苦笑了一聲，否決了他們的方案，原因很簡單，因為沒錢。

此後兩個月梁思成夫婦把設計稿改了一遍又一遍：

高樓變成了矮樓，

矮樓變成了平房；磚牆變成了土牆，青瓦屋頂變成了鐵皮、茅草屋頂。

設計稿改到第五遍的時候，

梅貽琦還不滿意，不滿意的原因還是沒錢，他希望設計方案能再簡單一些，再少花錢一些。

梁思成瞬間毛了，忍無可忍，衝到梅貽琦面前，咆哮道：

「改！改！改！還要我怎麼改？！

茅草房？不是每一個農民都會蓋嗎？還要我梁思成幹什麼？好吧，茅草房就茅草房，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們現在使用的木料，連蓋一棟標準的茅草房都不夠！」

梅貽琦懇切地解釋道：

「大家都在共赴國難，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後諒解我們一次，行嗎？等抗戰勝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請你建一個世界一流的清華園，算是我還給你的，行嗎？」

梁思成咬著牙，又去改設計方案，

是啊，大家都在共赴國難。半年後，梁思成的設計方案落地了，一棟棟低矮簡陋的茅草房從西南聯大的校園稀稀落落地建起來了，看著根本不像一所大學，倒像是偏僻農村的一個小村子，更不用講這是一個世界級的建築師設計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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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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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校舍簡陋，西南聯大諸師生的日常生活更是慘淡，

1937年起，教師的基本工資就按照原先的

7

成發給，還要承擔各類稅負。

隨著戰爭越大越久，物價越來越高，

而教授們的工資，也越來越少。

有人算過，1941年，教授們所領的工資，

只相當於戰前三十分之一。

到

1943

年，則百分之一都不到。

梅貽琦的妻子韓詠華當時沒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貽琦微薄的薪水支撐，其他教授都是如此。

於是韓詠華便聯合潘光旦、袁復禮等教授們的妻子一起做米糕，

還特地取名叫「定勝糕」。

寓意抗戰定勝。

為了多賺些錢，夫人們分頭行動，

背著籃子，直接在昆明街頭叫賣。

有一次，一個穿著旗袍，手提精緻小包的婦人前來購買，

得知韓詠華竟然是大名鼎鼎梅貽琦的夫人，驚愕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清華大學校長的夫人站在街頭叫賣糕點，

這可真是曠了古絕了今。學生們的日子更不好過，工學院的學生，住的是草頂泥牆宿舍，也住過「暗無天日」的鹽庫。

有時候下雨，屋頂根本不防雨，

於是同學們便只能撐著傘睡覺。

寢室里沒有燈光，

大家就只能幾十個人擠在走廊上少有的燈光面前看書。戰爭打到後面，連昆明都變成了前線，

經常被轟炸，

校舍、圖書館均被損壞，聯大師生誦書之聲不絕，撐著傘在圖書館裡看書。

弦歌不輟，詩書傳道，

雖國難家貧，而奮發之志愈甚，震撼人心。

然而，正是在這些破破爛爛的茅草房裡，

正是在這群飯都吃不飽，覺都睡不好，

還打著傘一心一意求學的人中，

走出了一群穿著破衣服破鞋的少年。

他們登上了諾貝爾獎的領獎台，

引爆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氫彈，

製造了中國第一台億萬次銀河計算機。

中華文脈於此得以保存及發展，

梅貽琦居功至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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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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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學術獨立

和同時期師生們鬧分裂打破頭的西北聯大不同，

西南聯大雖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但八年之久，合作無間，「以其兼容並包之精神，

轉社會一時之風氣，

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特別是在學生方面，

「正課之餘，講演會、討論會、戲劇、歌劇、壁報、集體旅行學習蓬勃一時。」你很難把這所洋溢這青春自由民主氛圍的大學同戰爭聯繫起來。這一切，胥賴梅貽琦嘔心瀝血營造的「學術獨立自由」的環境。

1939

年，國民政府大力推行「黨化教育」：

公開反對當時知識界一致認為的教育與學術獨立：「應使教育和軍事、政治、社會、經濟一切事業的貫通。」要「齊一趨向，集中目標」。

於是，

「國民黨直屬支部」「三青團直屬分團部」「訓導處」等機構都在聯大成立了，

學生們還要上「三民主義」即「黨義」等課。結果，「功課表成了法令」；「訓導處成了統治思想的工具」；「學校教育不但成了統治教育，簡直是特務教育」；

師生們一致抵制，

學生黨課不去，教授黨課也不上，許多教授被要求加入國民黨，有的草草填了個入黨申請就不管，有的硬是拒絕加入。

學生甚至還自發成立「反總考委員會」，把反對黨化教育直接演變成遊行示威活動。

梅貽琦則堅定站在師生這一邊，給教育部發文：

「大學為最高教育學術機關。教育部可視大學研究，教學之成績，

以為賞罰殷最，但如何研究、教育，則宜予大學以迴旋之自由。」

申文浩然，立場高遠。

這篇發文甚至被視為梅貽琦「民主教育」與「專治教育」的公開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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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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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作為校長，梅貽琦不得不加入國民黨，

並升補為國民黨中央委員，

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精心呵護西南聯大自由之學風，

有人說，在當時的聯大，中國有多少政治流派，聯大的師生中就有多少政治流派。

典型的例子是聞一多，

聞一多傾向於共產黨，經常在課堂上謾罵國民黨腐朽無能，後來甚至公開在操場上擺講演台，直接面對芸芸師生髮表演講，

大肆批判國民黨。

梅貽琦呢，也不管，任他去。

國民黨當局授意梅貽琦，要他開除聞一多，梅貽琦只當沒有聽見。

很多教育部制定的規章制度，在梅貽琦看來不合理的，

都被他「變通執行」，只是單純的流於形式。

政治領域尚且如斯，

其他方面更不用講。

聯大教授劉文典和吳宓都是研究紅樓夢（紅學）的大家，

劉文典在課堂上講紅樓夢，「凡是別人講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

吳宓聞言，經常跑到劉文典的課堂上聽課。

劉文典呢，也不管他，自顧自的講，

每講到得意處，就抬頭張目向後望，然後問道：「雨僧兄（吳宓的字）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學生們在課堂上哄然大笑。

這還算和諧的，聯大有些教授，乾脆兩個人上同一堂課，

不管信仰的流派和政治背景是否相同。

大家就事論事，公開在課堂上就某一觀點進行爭辯，

學生們彷彿不是在上課，是在看一場辯論賽。

至於上下課時間，更是沒有規定，

劉文典上課就經常遲到，還經常上課上到一半就走。有一次，劉文典上課只上了半個小時不到就走了，學生們很訝異。

他卻說，把課程改在下星期三晚上，

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月圓之時，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一篇。有學生追憶：「屆時，他老人家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

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這就是西南聯大，梅貽琦領導下的西南聯大：

上課自由，講課自由；

學生自由，教師自由；

梅貽琦嘔心瀝血地在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

營造了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大學校園。

而他交出的成績單，也異常亮麗：

聯大師生中擔任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27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154人，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黃昆等4人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

群星璀璨，大師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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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梅貽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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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校長：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

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遷回北平，

直到1948年

12

月清華園解放前夕，梅貽琦連任清華大學校長17載。

正是在他手上，清華大學從一所留美預備學校，

發展成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學。那是個「清華校史上名家輩出的黃金時代」。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也是在他的掌舵中，「始嘆南遷流離之苦辛，中頌師不屈之壯志，終寄最後勝利之期望。」

梅貽琦並不為世人所熟知，

但清華及西南聯大諸輩師生因他為名揚天下。

1948年清華園解放之後，梅貽琦帶著庚款賬目乘專機離開北京。

1949年，

60

歲的梅貽琦到達美國，管理清華在美的庚款基金。

他只有一間辦公室，聘以為兼職助理，

自己給自己定薪300元。

台灣當局過意不去，堂堂一位前清華校長，到如今，

居然只有區區300元薪水，太寒酸。台灣當局給他把薪水改成1500元，台灣早期財政情況非常困窘，不少人打庚子賠款這筆錢的主意，都被梅貽琦一一踢走。

為此，不少人叫他「守財奴」。

但極少有人明白他，他守住的不是錢財，而是清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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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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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琦的廉潔清白是出了名的。

當上清華大學校長之後，

立即主動放棄了校長所享有的幾項「特權」，家裡僕人的工資自己付，電話費自己交，不要學校無償供應的每月兩噸煤。

這樣做，「雖然節約的款項有限，但這是個觀念和制度問題」。

與此同時，大刀闊斧改革清華的財政制度，

首當其衝，裁撤行政人員，盡量少設辦事機構，把必要的辦事員減到最低限度，這樣一來，節約出來的資金才能供給給教育教學，把錢花在刀刃上。

到了西南聯大，財政更加緊張，

所以絕大多數系都沒有辦公室，大家開會就碰頭。

當時梅貽琦還設置了兩條規定：

1、

包括校長在內，一律夫妻不同校，父子不同校（節約校費）；

2、

不論教職員工，除了規定的例假之外，一律不得請假，請假就要扣工資。

這在當時，算是非常的嚴苛。

1955

年後，梅貽琦回到台灣重辦台灣國立清華大學，

廉潔之風一如往常，為了避免過多動用校方資源，梅貽琦還把家眷留在了美國，自己隻身在台灣做事，他掙的是台幣，但他太太在美國用的是美元，無法兼顧兩地開銷。

於是太太韓詠華不得不在美國自謀生計。

62歲的她，在衣帽廠里打過工，在首飾店裡賣過貨，一直工作到66歲，按照制度必須退休才罷，完全不像一個國立頂級大學校長夫人的樣子。

台灣清華大學復校之初，

錢財緊張。梅貽琦在台北市租了一間房子作為辦公室，

後來買了房地，卻始終不肯買一套沙發，

只肯用矮藤椅。直到1957年清華大學移往新竹，辦公室用的還是藤椅。

台灣教育部門勸他門面還是要裝飾一下。

梅貽琦說：

「清華有點錢，但撙節著用在圖書、儀器、請教授上。」

堂堂大學校長、國民黨中央委員，其生活節儉如斯。

我彷彿看到了當年的孔子，

飽受波折，東奔西跑，

棲棲惶惶，被困於蔡，絕糧於陳，

但對教育事業，始終如一。

1962

年

2

月

23

日，

梅貽琦的終身摯友胡適溘然長逝，貽琦自廣播聞之大悲，5月

4

日，突然病倒，高燒不退，任何抗生素皆難控制，醫藥失靈。

5月

19

日，梅貽琦在台灣溘然長逝，年

73

。

蔣介石特頒

「勛昭作育」之匾額，

以敬梅貽琦先生高雅至純之教育人格。

墓地是他自己選的，位於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十八尖山，

這樣，在過世之後，仍然能日夜守望著北京的清華校園。

其實，將墓園放進校園之內，古今罕見，

只有當一個校長的畢生事業和這所學校的生命完全融為一體時，

這樣做才是最得體的，

也是對這位教育者最高的尊敬。

他這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情

——呵護這所大學。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

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高度盛讚梅貽琦：

「一生盡瘁學術，垂五十年，對於國家服務之久，

貢獻之多，於此可見。其學養毅力，尤足為後生學子楷模。」

嗚呼，胡奪我先生之速，豈天之將喪斯文！

我彷彿聽到幾百年前，范仲淹的慨嘆：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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