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麼遠離胡適？

20世紀以降，如果說有哪些知識人被談及最多，魯迅和胡適肯定會在其中吧。關於他們的文章/書籍很多，兩者對比的也不少，但往往都是厚此薄彼，互相不對付。即使是主頁菌的朋友里，隨便也能找出不少。猜想，把他們聚集在一起，可能分分鐘都能吵起來。

偶然看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老師這篇討論魯迅和胡適的演講文章，在這樣短的篇幅里，客觀而清晰地從時代背景以及兩人不同的學術背景、思想進路來分析、比較兩位的殊同，並將兩者平等看待，看後很受啟發，分享給各位。

魯迅為什麼遠離胡適？

文 | 孫郁

本文經作者授權使用

我們現在考慮中國問題，有時就不得不回到他們的原點上去，面對魯迅、胡適所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榮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們陪伴，我們不再孤獨。

我覺得魯迅與胡適，在危難的時代，各自擔當起民族重任，實乃良知的兩種表現。我們現在紀念五四的前輩，對此不能不重新審視，將之看成現代文化的一種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帶是寧靜者的時候居多，而邊緣之所則有撕裂式的痙攣，有久久的迴音。

魯迅與胡適在中國大陸是很熱的人物。可惜兩人的遺產被劃在不同營壘里，左派視魯夫子為精神的先驅，自由主義則認為他們在沿著胡適之路尋找未來。這其實是單值思維之見。魯迅與胡適的關係，不像人們形容的那麼可怕。細細分析，他們確有不少交叉的地方。了解了他們的相似處，才知道他們分道揚鑣的原因。

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魯迅與胡適的許多觀點驚人地相似。比如對白話文的態度，對儒學的理解，對人道主義藝術的思考，都有邏輯的相似性。胡適的《嘗試集》，魯迅的《吶喊》《彷徨》，都是開創新風之作，且白話文的使用都頗為自如，與舊的士大夫的遺產頗為隔膜了。在他們之後，文學與學術，都與晚清學人有了界限，剔去了陳腐的東西，融入了西洋的鮮活的思想。此後中國文學有了新的元素，新文學以不可阻擋之勢前行著。就貢獻而言，他們都是彪炳史冊的人物。

魯迅和胡適

魯迅留學日本，讀了尼采之書，且受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諸人影響，思想有兩種對立的元素並存。一是人道的思想，科學的理念。這些是講究確切性、絕對性的。其立人的理念就在這個層面上建立起來的。但另一方面，尼采、克爾愷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統，使他的認識論帶有了非確切性、反本質主義的色調。

這主要反映在文學文本的深層結構中。新文化運動初期，在與保守群落論戰的時候，魯迅與胡適站在一起，用的也是絕對化的話語方式。進化論、改革的思路，都是一種本質主義思想的外化。新文學的建立，沒有這樣的意識是不行的。在這方面，胡適的基本理論框架和理性模型，頗為完整，也最有特色。說他是領軍人物，確實實至名歸。

魯迅（後排左）在仙台醫科學校留學期間和朋友的黑白照合影。照片中魯迅的鬍子為房東之後用墨添上。

如果不是因為政治原因和複雜的社會環境，他們的差異可能只在審美的層面上。後來的情況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魯迅與胡適漸行漸遠，為文化群落的分裂各助其力，無意中改變了歷史的地圖。

眾所周知，魯迅是章太炎的學生，章門弟子，多有狂士之風。在學問上，有六朝的味道，方法上則延續了清人的樸學傳統。就是說，在學理上求精求深之餘，趣味上有反士大夫的痕迹。章太炎寫文章，詞語不同於常人，陌生化的表達里蘊含著反流行的思想。他們多為文章家。文章家，舊式的以桐城派為主，把思維變窄了。

章太炎

章門弟子是反桐城派的，往往走險境，不想在舊路徘徊。或者說，文章之道在另一個層面上，沒有重複以往的濫調。在審美上，喜歡李賀、李商隱一類的人物。可是胡適中規中矩，他雖然也遠離桐城舊氣，但在氣韻上除了一泓清水的陳述外，跌宕起伏之音寥寥，章門弟子就看不上他了，以為缺少味道。而學術又不同佛學、禪宗等等，私下有些譏語。門戶的事情，和真理可能很遠，我們且不說它。

看魯迅和胡適在《新青年》《語絲》上發表的文章，格局與氣象之別是明顯的。一個不太正經，一個過於正經。《狂人日記》把時空顛倒成混沌無序之所，灰暗的背景里流出的卻是最本真的東西。而胡適的《婚姻大事》《差不多先生傳》，系正面的透視，理性清晰得似線條，繁而不亂。前者像天外來客，系超人方有的文本；後者則是儒者之聲，乃萬變不離其宗的思想者的獨白。

《新青年》雜誌

胡適作品背後有自己的啟蒙理念。作為一個文化的審視者，他對審視者自身是不太懷疑的，因為覺得自己找到了人間的方向感。但魯迅以為，自己是一個黑暗裡的人，還沒有看見未來之路。即便後來同情蘇聯，迷惘的意識照例揮之不去。就是說，對待自己是苛刻的。他瞧不起那個時期的學者、作家，認為他們沒有清算自己的污濁的精神餘緒，把自我的有限性里包含的問題遮掩了。從歐美留學回來的人，多有這樣的問題，魯迅將那些人的紳士氣與士大夫氣的東西是同樣對待的。

《新青年》同人對彼此的審美差異還是能夠理解、包容的。但他們後來的分歧與政治因素的出現有關。魯迅疏遠胡適重要的原因，是在知識分子角色的理解上有很大不同。前者要遠離利害，那結果是不與權力者合作。

後者則認為，要建立民主、自由制度，空而論道殊為可笑，不妨加入政府或幫助政府做事，所謂「好政府主義」的主張就是這樣來的。魯迅譏笑胡適與政府的曖昧關係，自有其道理。但社會進化也少不了胡適這類人。好在胡適還能進退自由，基本保持了人格的獨立。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只是擇術不同罷了。

胡適和蔣介石

胡適對自己的學術要求和做人要求都很高，不僅有西方的標準，清代乾嘉學派的套路也有。許多人以現代孔夫子來喻之，多少有一點道理。我們在他文本里感受到儒家中正之道，趣味里是古中國最為核心的東西。魯迅面對己身則有拷問的意味，不斷審視內心，並渴望舊我的消失。他認為自己有兩種東西是不好的：一是舊文人氣，士大夫的遺風殘存在軀體里。這弊端在於留戀某些自我的東西，易出現以我為中心的自欺；二是受西方個人主義影響，黑暗的體驗無法排除。

他很想消除這些痼疾，卻不得其法，於是有大的悲涼襲來，有揮之不去的苦楚。所以，與其說他面對的是社會問題，不如說是在直視自己的問題。胡適沒有這種自虐式的審視，心緒易在理性的安慰里平復。魯迅對己嚴，無意中對人易見苛刻，他對胡適不改其道的怡然自樂，有誤讀也有中肯的評價。怡然自樂，就可能自戀，因此魯迅對於胡適記日記的賣弄、做學術領袖的專心致志都不以為然。

胡適大膽的懷疑，小心的求證，乃科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未嘗不是如此。但魯迅神往的是精神的自我歷險，希望在不規則之旅中抵達精神的高地。這就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克爾愷郭爾相遇了。這個存在哲學的話題，胡適幾乎一無所知，或者說不感興趣。在作家中，胡適喜歡白居易、易卜生、托爾斯泰，因為這些人是確切性的、一看即明的存在，世界也在一個能夠掌控的圖式里。

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

與之相反，魯迅認為人的精神有無限種可能，那些看似不存在的思想與精神隱含，恰恰可能左右這個世界。隱去的幽微的存在，只能以超邏輯的思維捕捉，否則將擦肩而過。魯迅善於以不正經的方式嘲笑、揶揄自己和別人，胡適自然也成了其筆下的對象。

還有一個因素不能不提。晚年的魯迅思想靠近蘇俄，胡適則一直在美國文明中遊動。前者在俄蘇文化里浸泡，觀點自然偏左。後者以美國為師，避免社會暴力衝動，無法與魯迅為伍則是自然之事。20世紀30年代後，左翼的旗手乃魯迅，自由主義的代表是胡適。他們所思所想，各有自己的道理，其實也暗示著這樣一種可能：中國的道路，是有不同的路向的。

後來的歷史顯示，20世紀大多時段，中國在模仿蘇俄的路；而80年代後，美國的元素增多。現在的中國，看不到俄文，流行的是紐約的色彩和好萊塢的聲音。而學術上，美國大學的精神基本把俄國大學理念替代了。

俄羅斯文學是宗教深處流出的聲音，本身有斯拉夫文化的痛感之音，明暗飄忽不定里，有堅韌的東西。那些最美的詩文差不多都是在嘈雜、血色里噴射出來的。中國的社會環境與俄國某些地方很像，壓抑、單調、毀滅之意多多，只有穿越其間者，方有亮光的閃動。魯迅是這樣的穿越者，自己遍體鱗傷，樣子是鬥士型的，不免有地獄裡的鬼氣。

胡適乃美國現代實驗主義的信徒，希望在清晰的地圖裡，規劃前行的路。他在對西方思想的譯介過程中，保持的是儒者的安寧與樸素，是一個遠遠觀照病態社會的清醒的審視者。他拒絕血腥、吶喊，把美國制度作為楷模，以理性之思處理文化難題與社會難題，這在那時候的中國不是能夠人人理解的，而操作起來之難也可想而知。

胡適和杜威

在今天的中國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學術界自由思想者的許多研究理路是從美國來的，而自由精神濃厚的作家喜歡的依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茨維塔耶娃、曼德爾斯塔姆、索爾仁尼琴、納博科夫。這可以證明歷史母題的延續性。在攝取域外文化的歷程里，俄國的魅力不減。他們的憂傷、絕望而帶著期待的目光，依然可以點燃困苦裡掙扎的人們。

一個非常態的社會，是不能夠以美國的理性之尺簡單測量的。亂世與嘈雜之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經驗便更為有效。我們在當代閻連科、余華的小說里，感受到的一個事實是，在思想上欣賞美國式民主的兩位作家，他們的表達卻難以擺脫陀思妥耶夫斯基魔影的糾纏，往往在俄羅斯的憂患無序的時空中思考。同時，他們也成了魯迅思想的繼承者。

我覺得胡適與魯迅系文化生態的兩翼，有點像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間的差異。胡適與托爾斯泰都在可視層面操作自己的選擇，朗然於塵世之間，顯示聖潔之思。魯迅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系生命與存在的殘酷審判者，在幽暗和污濁里盪起漣漪，以非確切性與相對性系著可憐的人間世。當然，兩國的作家是沒有可比性，胡適自然也無托爾斯泰的偉岸與宏大，魯迅亦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無調式的跳躍和驚世的詠嘆。但他們都豐富了文學與文明之路。我們現在談現代文化的流脈，是不能把他們割裂開來的。

魯迅

民國的文化生態其實很脆弱，民間的聲音不大，台閣間的文化積累又多不足。魯迅以在野的方式去培育文學，弄翻譯，做出版，搞創作，在縫隙里覓出路來。胡適從大學的頂層設計做起，把影響輻射到政府和知識階層。在野，就需非正經的文章，思想在權力者之外，任意而談，無所顧忌。

胡適知道野性存在的重要，但更顧及江山社稷之業，遂以民間身份參政議政，在政治中不忘民間的價值。但因為不得不與蔣介石應酬，思路就難免有非民間的因素，聞人的表演自不能免。他自己雖保持立場不變，但方式就與傳統文人有了重疊的地方。外人未必看到苦衷，遭到魯迅的諷刺是必然的。魯迅在破中立，胡適在立中破。魯迅悲苦，峻急里有寒光閃閃；胡適在曲中有直，以改良的方式溫和地告別舊路。

前者選擇的結果是革命，而後者的歸宿乃改良、勸善。革命要大的磨難，歷辛苦，受摧殘，得煩惱；改良則是苦口婆心，屈尊俯首，如履薄冰。這都是大難之事。做不到這兩點的如周作人，不幸落水，成了民族罪人；錢玄同、劉半農只能在象牙塔里無聲地嘆息。不過魯迅所理解的革命與胡適不同，非斯大林主義者也。而胡適的改良被魯迅視為奴性之舉，其實也未必搔到癢處。

他們的不同，自己不能說清，我們這些後人要在理解的同時，替他們找到內在的原因。所以，我覺得魯迅與胡適，在危難的時代，各自擔當起民族重任，實乃良知的兩種表現。我們現在紀念五四的前輩，對此不能不重新審視，將之看成現代文化的一種共振。在共振里，中心地帶是寧靜者的時候居多，而邊緣之所則有撕裂式的痙攣，有久久的迴音。

現代文化如果沒有這兩類人，我們的文學與學術將多麼單調。

胡適

當代研究魯迅、胡適的人，彼此不太接觸，隔膜的地方導致了雙方的對立。其實，把他們割裂起來，就簡化了存在的豐富性。五四那代人，他們焦慮地去思考解決著人的解放的問題，肯於犧牲自我。他們既整理國故，又譯介域外作品。在古老的文化遺風中拓出新地，終於讓現代性的藝術破土而出，實在是功德無量的事情。

問題在於那路途如何去走。魯迅選擇了戰士的路，胡適則在保持人格獨立的基礎上，做政府的諍友。這兩個選擇，其實都很難，都要做常人難忍之事。魯迅冒風險而解救他人於苦海，自己則孤苦無援。胡適以學問的姿態和良知的表達，規勸蔣氏王朝改邪歸正，自己則成了不受歡迎的異己者。

他們的氣量與胸懷，今人不易做到。研究他們的人，不學其人生境界，囿於恩怨、仇愛，與兩位先賢比，我們的許多學者，境界不如他們不說，就智慧的走向而言，也沒有他們的廣博與深邃。

我個人覺得，我們今天面對魯迅與胡適，應得其文學、學術的真髓而用之。我曾經引用高遠東的話說，魯迅是葯，胡適是飯。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診病者的話有苦味，但句句切中要害，不能不聽。百姓要生存，尋常米飯更是須臾不能離開。可惜，在戰亂的時代，這兩種人對話的可能性被戰火、死亡所阻，魯迅、胡適的傳統成了對立的存在。我們這些後人，今天瞭望他們，塵霧已經消散，矗立在我們面前的是他們的整體性的時代精神版圖。

這成了我們民族記憶緊密相關的遺存。許多年前我說過，在我們精神的地理上，既要有高山，也應有湖泊。有大漠驚沙，亦要有無際的綠洲。這些都是生態的一部分。今天，我依然這樣看，絲毫沒有什麼變化。

自然，他們的遺產也有諸多暗點和瑕疵，我們可能會挑出無數遺憾的所在。可是總體而言，這兩位思想者與先驅者，為我們奠定了現代文明的基石，許多基本文化元素都刻在他們的文本里。我們現在考慮中國問題，有時就不得不回到他們的原點上去，面對魯迅、胡適所面臨的問題。這是我們的悲哀，也是我們的榮幸。在苦苦的跋涉里，有他們陪伴，我們不再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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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孫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民國人物與文學研究。

（本文系作者在哥倫比亞大學「魯迅、胡適高端對話」上的講演，現收錄於《語之可03：也無風雨也無晴》一書，現代出版社，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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