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化究竟會把香港引入何方？

1997年，香港的回歸，心潮澎湃。

當時間站在到了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節點上，澎湃已歿，心潮卻還起伏。歷史告訴我們，我們可以站得遠比1997年更高的角度來審視回歸。在領土主權之外，我們意識到回歸的意義更在於港人集體心靈上的回歸。

這些年，香港文化本土化逐漸成為一種趨勢，而年輕人又成了這個運動的主力軍。談論本土化本身並不可怕，它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都普遍存在，英國脫歐、特朗普上台，甚至中國某個地區的方言保護運動都應被看作是本土化的具體體現，可以視為在市場經濟全球化高效率、規模化、無差別的長期衝擊之下的一種自我保護式的應激反應。

對於香港這麼一塊狹小的地域來說，這種應激反應則顯得尤為明顯。香港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香港經濟快速起飛後缺乏產業接續的有效支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對內地確立的經濟金融優勢在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年後幾乎蕩然無存，另一方面香港在流行文化對大陸的引領作用隨著內地文創產業的興起也消逝不再。

這樣的焦慮促使本土化運動提速。儘管外界對香港本土化運動趨勢的認識並不一致，不過這種標榜香港自我歷史、地理、文化、及主體意識的運動本身是港人在全球化浪潮衝擊下自我「身份」再塑造和爭取港人強化自我「認同」的必然路徑。

然而這種本土化運動從一開始就遭遇了先天不足。香港的文化屬性不可能脫離中國這個母體而單獨存在，也不可能越過海洋去尋找與英倫文化的某種契合來標榜自身「不倫不類」的獨特價值。實際上，它和津門文化、海派文化一樣都屬於中國特定地域下東西方交流的產物。從錢穆到香港設立新亞書院教授國學開始，從「四大天王」風靡中華文化圈開始，從香港電影開始得到世界認知開始，香港走向它新的高度的每一步都必然與它的母體自然綁定。

因此，部分焦慮的港人過度強調香港本土意識，這可能會成為港人迅速形成新的「身份認同」的捷徑，並表現出激進和強烈的文化自覺意識。但如果拒絕母體文化的強大支撐，這種新的認同可能會與當初遭遇全球化殘酷衝擊面臨相同的境遇而危機四伏。可以料想，缺乏根基的亞文化即使具有再強烈的自我意識在當今這個時代也會如同滄海一粟而不堪一擊。無論如何，這樣的運動雖然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對剛剛脫離殖民歷史的香港來說確實有點操之過急。

香港回歸這二十年，世界格局變了，中國地位變了，但香港基本沒變。下一個二十年，香港要變革，要突破，就需要跟上內地的步伐，就需要認清在全球化不可逆的大趨勢下，依靠母體文化來發展本土意識，從中尋求香港未來拓展自身能力與價值的空間。

去年10月，香港青少年管弦樂團在香港機場快閃演出，踏雪尋梅、叉燒包、東方之珠、獅子山下等幾首樂曲的交替演奏引發了youtube上數十萬人的點擊。短短七分鐘的演出卻留下了對家國情懷的深深思考。

今年4月，一部由香港話劇團出品的音樂劇《頂頭錘》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連續上演三場。這部有意識將票價定為為「471/371/271/171/71」的戲劇本身就蘊含著特殊的意味，把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足球遠赴德國柏林參加奧運的歷史進程寫進了中國精神。

這些動人的「香港故事」其實也是動人的「中國故事」。 只有真正心靈回歸，「香港故事」才能繼續書寫，繼續傳承，繼續收穫感動。香港特別行政區前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認為香港文化要做到歸宗、歸化、歸心。如果達到這三點，香港可以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一個先驅。

下一個二十年，能否再次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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