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那當下是什麼時代

沒有哪個詞比「現代性」這個詞的解釋更加紛繁多樣，圍繞它的討論亦從未停止。當我們在討論今天的時代仍然屬於現代、後現代，還是已經進入全球時代時，近日，拉圖爾教授以「我們從未現代？」為題，與汪民安、吳國盛、馮珠娣教授及當代藝術家汪健偉進行了精彩的對話。此次活動由新世紀當代藝術基金會和中央美術學院聯合主辦。

原文：《我們從未現代？》

作者：

布魯諾·拉圖爾

布魯諾·拉圖爾

著名哲學家、人類學家，是科學社會學研究的領軍人物，是目前歐美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2008年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現為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社會學研究中心教授。

他倡導的實驗室人類學研究方法和行動者網路理論，以及《實驗室生活》、《我們從未現代過》、《重組社會》、《自然的政治》等著作，不僅在社會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對包括藝術在內的各學科的研究、實踐都是富有啟發性和創造力的工具。

汪民安（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我非常簡要地介紹一下拉圖爾教授的工作。通常傳統的科學研究和人文研究有時候是脫節的，但是拉圖爾先生最先開始把科學引入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當中去的，因此，他是一位開拓性的學者。

什麼是現代性？我們所講的現代性，其根基是以二元對立為基本框架的，如果我們打破二元對立，那我們恰恰是非現代的，在這一點上拉圖爾先生非常有影響——非現代主義，反現代。拉圖爾教授提出的非現代意味著沒有二元對立，那這又意味著什麼呢？比如在主體和客體之間，在人類和非人類之間，在心靈和身體之間，總是有一個中間地帶，或者他們有一些雜交，這就是拉圖爾先生提出的非常有名的概念「准客體」。准客體恰恰是把不同東西雜交在一起，客體和主體有一種交往，而且同時彼此發生作用。這就是後來逐漸提出的網路行動理論（簡稱ANT），即網路當中所有要素都是相互的，都有其能動性，產生互動作用，不是主體對客體操縱，也不是客體對主體操縱，而是所有的要素都是行動者，沒有任何一個絕對的、中心性的掌控點，彼此共通運轉。

大體上我覺得這是拉圖爾先生早期比較有影響的工作，後來有另外的一些工作，比如生態政治學、普通世界等，均與前期那些工作有關聯，比如網路形成理論、集體性、准客體等，都強調在共通的世界當中，他們都是相互作用的，沒有哪一個地方應該放棄，沒有哪一個地方是被動的。這樣我們可以對生態、政治提出一些新的思考。

拉圖爾：非常感謝汪民安教授，今天我要去探討的並不是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一個工作，而是作為一個策展人的工作。我策劃的展覽是很特殊的，因為是一種思想的實驗，或者叫思想的展覽。我策劃的第一個思想實驗是2002年的「科學、宗教及藝術的圖像戰爭背後」，所探討的是圖像的概念。第二個是2005年的「讓一切變得公開，民主的氛圍」，探討的是我們如何製造不同形式的政治聚合體的方式，最後一個是我去年所策劃的「重置現代性」。那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做一個展覽而不是出版一本書呢？是因為我們需要邀請參觀者進入這個空間，進行空間的一個旅行，這是他們在一本書裡面無法做到的。

第一個展覽叫做圖像戰爭。我們想要去囊括所有的反偶像行為，因為我們想知道這種反偶像、反圖像的衝動和行為會造成怎麼樣的圖像衍生。希臘語的反偶像意味著把偶像在現實意義中砸碎。但是我們想讓參觀人員的關注點有一個轉移，不是去損壞我們展會的偶像，而是讓大家手裡的鎚子暫停一下：當你打算破壞這個偶像的時候，你最先想做什麼？你究竟想實現什麼呢？比方說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破四舊或者是砸碎偶像的現象，在西方文化當中，在宗教改革中我們會破壞基督教的一些形象。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這種行為，但反偶像的行為只是一個問題，並沒有構成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案。而當我們讓鎚子暫停下來開始思考，就是一個批判的思維方式，從我的這個角度來說這是另外一種方式來對待結構主義，給結構主義以新的生命。

我們的策展想回答的一個問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結構主義和反偶像主義兩者之間的差別，即我們想塑造一個良好的形象，然後我們要探索的是各種相互成為悖論的形象或者是偶像。比如，在策展中我們看到許多虔誠的天主教徒在祈禱，但天主教也迫害新教徒，還有邪教士。這些形象在破壞的過程中，你會形成了許多新的形象，這是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我們想追求的形象，就要更多地了解真相，我們會變得更加虔誠，甚至說我們更多地能夠掌握真理，或者是真相，或者說是真實的美。

「讓一切變得公開，民主的氛圍」，我是想儘可能地展現形成客體的聚合，通過我們的布展來展現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東西。當我們討論政治生活的時候，大家可能往往想到的是狹隘的議會。其實，科學界、技術界、法律界、經濟或者說宗教界等都與廣義的政治生活有關係。比如，展覽中有一個是1990年的一張照片，發生在英國南部，照片中大家都站在這裡，他們在討論所關心的問題，即讓一切變得公開，這是對老百姓關心的問題的一種公開。其實無論政治聚合，還是所謂的客體聚合，客體不是割裂來看的。從我們自然學的角度來說，客體不可避免地代表客體、生物、人和事件的結合體，所以他反映了我們整個宇宙當中各種物體繁衍生息的互相關係。

最後一個是去年的策展「重置現代性」，我們是想探索一下圖像、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係，以及跟現代性之間有什麼樣的聯繫。當然這裡的現代性並不是指生活水平，或者說各個國家之間的競爭關係，現代性指的是一個全新的改變。我們不可能真正地重啟現代性，因為我們不可能聚合起來所有的發展、所有正在改變的事物。

布魯諾·拉圖爾：《重置現代性！》（封面）

關鍵在於我們提出問題。我們提出了很多的問題在中國會有不同的解答，比如，土地這個概念我們怎麼去落地，如何解讀土地的當代性，怎麼去讓我們的思想著陸。這就是我要進行這樣一種連接的原因所在。我們要看一看整個集體、我們的社會如果長久地發展，需要什麼樣的條件，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環境和土地，同時也要考慮到我們的身份認同、我們的歸屬感。

我一周以前在上海，探討重啟現代性的方式，最後我們達成共識，如同電腦重啟需要一個信號，重啟現代性意味著我們應該找到相應的信息，然後才能夠實現現代性的重啟。

」

馮珠娣（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主任）：我被拉圖爾教授講座打動，因為他不斷地在將自己展示在觀眾面前，去分享他近期的研究，包括分享他一些其他的行動。他是在跟大家去分享現有的一些想法，而不僅僅是過去的理論。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貢獻怎樣的一種研究，這需要作出選擇，我們應該是一個思考的個體，必須要對這個世界的事物、知識持有自己的觀點，你自己的價值觀是什麼樣的？同時你也要告訴人們，這些是什麼。拉圖爾教授非常明確地展示給我們他想去研究存在的形式，在不同的地方，他發現這個世界上有不止一種存在的形式，我們一定要去擁有多元的存在形式。那麼集體的存在形式一定是多元的，他們不一定只有一種唯一的形式存在。

吳國盛（清華大學教授）：在拉圖爾看來，現代標誌就是完成一種自然和人的嚴格分裂、二分。自然是自然，人類是人類，社會是社會，事實是事實，價值是價值，這是作為一種現代性的標誌。其實在這一點上歐洲人並沒有完成，所以我們從來沒有現代過。我想提供一點中國學者的思想經驗。中國古代是沒有自然概念的，自古所謂的天地人三才之間是相等相通、相互關聯的。我們講做事情要天時地利人和，為什麼？因為天地人時時刻刻是發生關聯的。有意思的是，現在多數中國人不知道這一點。這說明中國人的生活，自五四運動以來經歷了一次非常深刻的斷裂。這個斷裂意味我們開始告別了傳統的生活方式，開啟新的生活方式。

我需要跟拉圖爾先生切磋的是這種新的方式是什麼呢？難道不就是現代嗎？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極為嚴格的、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時代的概念，我們稱之為規律，稱之為科學世界觀，我們變成唯物主義自然觀。在思想上，我們區分了世俗和價值，在制度上，我們區分了文科和理科，我們有中科院還有社科院，我們有理學院還有藝術學院，我們文不習理，理不習文，這一切難道不是現代嗎？我們太現代了。

第二點是行動者網路理論。這個理論講得非常好。在實際的社會運作過程中，人、物、制度、文化是在一起進行運作的，這很有啟發意義。我特別深刻地感到，中國現代生活的徹底轉型與一個重要的因素密切相關：西方的技術進入中國。技術進入中國以後，攜帶了其背後的一大堆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改變我們中國人生活模式。我想拉圖爾先生是反對結構的。但對於我們來講，西方技術是有結構的，這個結構讓我們不知不覺地就上了套，比如互聯網技術。80年代，互聯網被我們當工具使用，但是其本身攜帶一個很強大的意識形態，即民主、平等、平權、分享、開放、互動。你一旦使用互聯網，這樣一些意識形態就必然陷入我們的文化。現代性結構已經全方位改革了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模式、經濟發展模式，個體意識的覺醒等。所以我覺得ANT理論恰好可以幫助我們解釋中國人現代生活是非常現代的。

汪建偉（當代藝術家）：什麼讓拉圖爾先生把一個人類學家的賬篷，從很遙遠的地方移植到了現代科學家的實驗室？科學實驗室的形象實際上是完美的。關於現代性的建構，是從整個工業歷史、工業革命一直持續至今的歷史。這個歷史創造了一個主要的產品之一，就是把自然、文化、人與社會完美地區別，完美地區分開。拉圖爾先生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恰恰把這作為他的調查現象。也就是說在這兒，現代性成了調查的一個對象。我們真的現代過嗎？相遇或者是相聚，其實我覺得好象是在自然的政治里談到過，以前兩個院落相互禁止的事情，現在成為可能。雙方被分離的權利得到了一種平等，那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相聚，而且新的相聚一下子脫離了我們原理和規則所能控制的那個對象。

但是這時候有一個問題出來，我們真的彼此對立過嗎？拉圖爾先生曾寫過關於「微生物」。在生物學裡，微生物只有放到它的環境中才能得以生長。在今天，「微生物」是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對於拉圖爾來講，為什麼微生物不能成為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分子？或者我們通過什麼樣的工具導致了這些生命之間的一種連接？我覺得拉圖爾宣布了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思想，不能把產生思想的環境排除掉，在這個環境里所生產的行動者，新的行動者和行動者方式也不應該被排除掉。我們是不是只能在理論正確性、學術正確性、道德正確性等所構建的狹窄的地方徘徊？

汪民安：剛才看到拉圖爾教授放的影像展覽有一點感覺。三個展覽我覺得跟拉圖爾的很多理論與思想確實密切相關，比如第一個展覽打破偶像。所有打破偶像，毫無疑問是一種破壞，但是同時也是一種創造。關於現代性的討論有很多。美國理論家David Harvey（大衛·哈維），他對現代性一個定義就是創造性的破壞。他討論現代性，以巴黎為例，老的城市完全拆掉，建造所謂的現代巴黎，或者說巴黎的現代就是通過創造性的破壞完成的，也可以說破壞性的創造完成的。

我們中國有很多學者也通過這個方式，五四就是創造性的破壞，把傳統全部破壞掉了，同時在破壞當中創造出新的時代，創造出新的東西。但是我們特別要明白一點；現代絕對不是說與過去完全一刀兩斷式的分裂，不是完全的破壞，不是構成過去和現代的對立，即拉圖爾所謂的我們在破壞偶像時要停下來想一想，為什麼要破壞這個偶像，破壞這個偶像到底起到什麼效果，在破壞偶像過程當中，有一個時刻我們要把他一刀兩斷的瞬間凝固化，考慮到他的複雜性。

第二個展覽讓事物公開化，展覽裡面我注意到特彆強調物和物的關係，組裝、裝置或者裝配。這裡面我想到一點是，我們討論了太多關於人和物的關係，但是我們很少討論物和物的關係。物和物是一個裝置關係，他們之間任何一種物和另外一種物兩者的關係，一個物和無數的物，和萬物發生關係，在不斷的無限的裝配關係當中，才產生其不同的意義。

讓物公開化，把物打開，古希臘裡面所謂真理的意思就是打開，即通常哲學理論翻譯為去蔽，把遮蔽的東西去掉，物也有他的真理，我們把物的真理闡釋出來，把他敞開。通過什麼方式去掉遮蔽呢？就是物和物的互動，物和物的裝備，物和物之間，彼此作為能動者，我們通過這種方式在空間裡面，讓物彼此之間發生作用，揭開每一個物的真理，不可能完全的真理，但是可以讓他的真理儘可能敞開。

拉圖爾：我覺得在中國的背景之中探討這些話題是困難的，因為這種對比的源頭包括目的需要具體化。你們談到了區別，比如科學，在「五四」之後的中國科學，1949年之後的中國科學，八九十年代，2000年之後，均呈現不一樣的境況。如果說我們從來沒有現代過，就像汪教授說到的，我們用一個主客觀的分離作為一個源頭去描述西方世界，去確立「我們現代么」這樣一種目標，那麼這就是一種對比。如果這種主客觀的分離是被放在一個框架裡面，是一種歷史的概念，他並不會去描述任何西方的科學，或者西方的醫學，所以這就是一個不同的對比。

我們需要一種原生性的工作方式，我們需要一些文獻，需要讓每一個來自藝術，來自醫學，來自東西方各個領域的人去進行互動。如果我們想要將這種現代性加入到我們的討論之中來，那需要有一種不同的方式去組織我們的對話，我覺得展覽是一種很好的開始對話的方式。

提問

有一位美國的學者在他的新書中提出您和另一位學者作為代表被稱做後批評主義，但他認為您的這種批評是很難讓他接受的，也許是因為最終像是一種天主教和新教的對立，這樣一種對過去的傳統的批評就像是一種反偶像的運動。我想聽一聽您對他的這種批評的反饋。

拉圖爾：我是不是後批評主義？我不喜歡這些所有的後、後、後。我認為批評本身作為一種哲學形式來自康德，而且很多時候在二十世紀包括二十一世紀這個概念都已經退化了。我並不相信批評是一種正確的方式，因為我覺得批評有時候是很廉價的，當代的一些問題很多時候用批評並不能解決。我需要的是創造，是建造，是建構。在中國沒有這樣一種精神，但是在美國可能也沒有，我們需要做的是重新去得到一種確定性，去得到這樣一種尊重。今天對觀眾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我認為，實際上我所說的反偶像主義是一種對於批判的懸停，對批判的終止。並不是偶像的毀壞，而是一種反思，反思你是你自己，在中國的傳統之中，在一個世紀之前發生了什麼，在我們去毀掉過去傳統的時候，我們再去建造什麼？關於什麼是傳統 ，我認為，實際上我們當代人或者現代人是無法使用過去的，我們需要對過去進行檔案化的處理。有一個話題對中國而言是很有趣的，就是去修改，去理解一個世紀之前發生了什麼。當我們去借用很多這種現代化的理論的時候，實際上這些理論讓我們無法基於傳統去構建一些新的東西。那麼是誰創造了這種傳統的概念？這是重啟現代性、重置現代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點。

-The end-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2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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