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見15歲的於佩爾 未見衰年的杜拉斯
舞台上空空的,只有一支頗有南洋韻味的藤椅,和一桿配有台詞簿支架的擴音麥克,它們隔了些距離。開場時分,於佩爾是優雅地坐在舞台中後區的藤椅中,那裡沒有光。隨即,她站了起來,走向舞台前區的頂光下的擴音麥克。當晚的大多數時間,於佩爾就站在麥克前。而後場的藤椅便空置在暗處,就像給瑪格麗特·杜拉斯留的座位。實際上在我看來,那個位置才是瑪格麗特·杜拉斯的《情人》該發聲的位置。
於佩爾讀書 攝影| 陳陽陽
小說《情人》據說緣起於瑪格麗特·杜拉斯之子讓·馬斯科洛編的一本有關杜拉斯生活和她攝製影片的攝影集。影集的說明文字有八十頁。是杜拉斯的伴侶揚·安德烈亞提示說,注釋文字畫蛇添足,建議杜拉斯另寫一本小說。這條前情,曾幫我在閱讀小說的時候理解了那些突如其來的畫面描寫,譬如這一段:「那張表現絕望情境的照片是誰拍的,我不知道。就是在河內住處庭院里拍的那張照片。也許是我父親拍的,是他最後一次拍照也說不定。」 (引文出自上海譯文出版社王道乾譯《情人》)
緣起於影集注釋的小說《情人》,在講述者與被述往事之間天然地拉開了時間的距離,是七十歲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娓娓道來的一個故事。儘管是自傳體,但那仍舊是個故事。這種距離感在愛情傳奇初始場景的描寫中體現得最為貼切。作者沒有像男女主人公在一起後的段落那樣使用第一人稱「我」來傾訴心事,而是跳了出來,用了第三人稱的「她」。「在那天,這樣一個小姑娘,在穿著上顯得很不尋常,十分奇特,倒不在這一雙鞋上。那天,值得注意的是小姑娘頭上戴的帽子,一頂平檐男帽,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寬飾帶的呢帽。她戴了這樣的帽子,那形象確乎曖昧不明,模稜兩可。」當然,杜拉斯也會使用「我」,譬如緊接著她寫道,「這頂帽子怎麼會來到我的手裡,我已經記不清了。」此處,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這個「我」是七十歲的「我」,而那個「她」,則是十五歲的「她」。
電影《情人》
這種通過人稱拉開的距離感,在兩人分別時再度出現,「她的手臂支在舷牆上,和第一次在渡船上一樣。她知道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她是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她看著那輛黑色汽車急速駛去。最後,汽車也看不見了。港口消失了,接著,陸地也消失了。」
與杜拉斯寫就的頗有距離感的敘述立場不同,伊莎貝爾·於佩爾的朗讀是站在「我」的位置上進行的。當晚,於佩爾小姐穿了一件白色的連衣裙,那是一條質感厚重的多層蓬蓬裙,與小說所寫的主人公出場所穿的「磨得幾乎快透明了」的真絲舊裙衫很不相符。但是,很襯於佩爾。當她擺弄著裙擺搖曳給觀眾看的時候,非常美,宛若一個少女,她自得地享受著引人驚嘆的青春韶華。這讓我意識到,64歲的伊莎貝爾·於佩爾業已走進了《情人》的情境,她是打算化身那個15歲的小姑娘,現身說法地講述「關於自己」的奇情故事了。
少年杜拉斯
值得留意的是,朗讀版不僅在身份和敘述立場上簡化了文本的層次,也在內容上進行了大幅刪削。由於梁家輝主演的電影版之成功,今天我們提起《情人》總以為那就是一段充滿異國情調和殖民色彩的奇情故事,然而若讀了小說,我們會發現杜拉斯以情愛為線,講的實際上是一段破敗的家庭史。她講一個殖民地白人家庭的貧窮,講母親投資的失敗、大哥哥的暴戾無情、小哥哥的孱弱無力,她講寄宿學校的混血美女海倫·拉格奈爾,講一位像自己一樣被排斥在主流白人圈之外的丈夫飲彈自殺的寡婦……實際上,有些人曾勸杜拉斯刪去某些段落,但也有人鼓勵她保留不動,「特別是關於貝蒂·費爾南代斯的一節,這是本書最有意趣的一段,因為這部分表明這本書的主題絕非一個法國少女與一個中國人的故事而已。」然而,所有這些與愛情故事無關的段落,在於佩爾小姐朗讀版中都被刪除了,這就是「一個法國少女與一個中國人的故事而已」了。
沉入這個愛情故事,於佩爾小姐很動情。在兩人分別的段落,在望遠鏡的這一邊,我看到了於佩爾小姐傾訴著「因為我不知道我是否愛過他」時,兩眼閃著淚光,眼眶泛著紅潮。然而,不知是否是翻譯版本的問題,翻遍小說我都沒有找到這樣一句疑問的表白語。因此,我猜這是於佩爾小姐自己的解讀。就像她大膽刪削了小說傳奇愛情以外的幾乎所有文字。不過,這一句的現場效果還不錯,許多觀眾都哭了,大家見證了年僅15歲的於佩爾小姐叫人心碎的柔情。
此外的大多數時候,我只是眼睜睜地看著她巧笑顧盼間任一些詞句飛快地掠過,它們沒能打進我的心裡去。法語是悅耳輕柔的,但在整個朗讀過程中,於佩爾處理以「我」為開頭的各種情境、心情、述評的剖白詞句時,大都吊在一個調子上,是飄在頸項上沿的總是楚楚可憐的高音。很少女,但聽久了也嫌單調。偶爾的,當念誦遭到母親毆打的段落時,也會突然爆發,是那種司空見慣的充滿爆發力的舞台腔。在我看來,處理得又有些表面化了。
平心而論,朗讀、尤其是長篇朗讀,是一門艱難的苦差,要用一條聲帶拼一己之力去憑空建構一個世界出來,這需要高超的技藝。在《情人》的朗讀現場,我看到身為演員甚至身為女人的於佩爾光芒四射,但是身為朗讀者的於佩爾則有些單薄無助。因為,在那個僅有一麥一椅的空舞台上,於佩爾小姐只建構了一個少女,沒能令哪怕是當天下午剛剛重讀了小說的我,感受到那個熱帶的異國。然而,閱讀小說的時候,那一幅幅畫面感極強的場景卻是躍紙而出的。
於佩爾小姐駕臨,很多影迷會提到她新近得獎的影片《ELLE》,她在片中演出了一名從頭到尾沒有一絲脆弱的大寫的女性,世界盡在她的掌握之中。拋開對本片以及於佩爾小姐的表演是否得宜不談,在《情人》的朗讀會現場,讓我想到更多的反而是她的另一支近作《心房客》。這個由三段小故事構成的電影中,於佩爾演出的是一名風韻猶存的過氣演員。她在經歷失戀的變故後,倉促搬入一棟城郊的破敗公寓樓。她在這裡結識了缺乏父母之愛的高中小男生,兩人摩擦著、曖昧著。故事的高潮是老小姐沮喪於自己的落選,是她曾成功演出過的角色,偉大的作品的最棒的角色。小男生在讀過劇本後說:「幸好你沒有見到製片人,因為你不適合這個角色,她只有15歲。」女演員反駁說「那又怎麼樣?戲劇就是這樣……」「但你可以演阿格里皮納。」「什麼?她已經九十歲了!」「那又怎麼樣?戲劇就是這樣。」最終,女演員在小男生的幫助下,錄下了應徵九十歲角色的試演視頻。
《心房客》劇照
在我看來,這一場以《情人》為名的於佩爾小姐見面會,缺少一枚導演,即一名能夠幫助選錯了角色的老少女找到舞台上最好的自己的那個人。
本文見於2017-06-20 《北京青年報》B4版
文| 安瑩
文藝能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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