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收學費還頓頓吃火鍋，京師同文館居然還招不到學生，什麼情況！

作者：金滿樓

晚清洋務新政時期，因為京師同文館要不要招收翰林進士的問題而很是鬧了一場風波。結果，京師同文館為士人所鄙薄，名聲大壞。

以事實論，同文館風波並不是奕訢與倭仁的個人政爭而是中西文化的首次交戰，因為參與者都是朝中重磅人物，其效應也由此擴大數倍。

就學說而言，倭仁之見仍為傳統的治國觀點，其對列強的壓迫及千年之變局的到來渾然不覺或有意視而不見。

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奕訢對付倭仁的辦法有耍小聰明之嫌，洋務派沒有在輿論上真正把保守主義駁倒（甚至讓更多的士人加入了反對陣營）。

由此，晚清的洋務新政也就未能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形成學習大潮。

就此而論，這場爭論實際上沒有真正的贏家，兩敗俱傷之下，國勢依舊沉淪。

由於招不到好學員，京師同文館對館內學生待遇極優。

京師同文館出身的齊如山對當年「母校」的典故知之頗詳，據其回憶，館中的伙食好得不得了：

平時吃飯，六人一桌，四大盤、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個大海，還有荷葉粥、果藕等等；冬天雖無大海，卻增加一個火鍋；

火鍋還分什錦火鍋、白肉火鍋、羊肉火鍋三種，各種羊肉片、魚片、肝片、腰片及雞蛋、凍豆腐、佐料等等，應有盡有，吃不夠還可再添，當時的正陽樓飯館也不過如此。

更絕的是，非但學生如此，就算有熟人來，也可以留飯，隨意點菜，一文錢都不用花。

但就這樣，同文館仍舊招生不暢，據齊如山回憶：

「館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學生。因風氣未開，無人肯入，大家以為學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國。

在漢人一方面，政府無法控制，招學生太費事，於是由八旗官學中挑選，雖然是奉官調學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學生誰也不去；

所挑選者，大多數都是沒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學生。……」

這種情況，直到戊戌年以後才有所改變。

隨著西方文化的不斷浸潤，士人們對西方事物也從反感到好奇，報考同文館的人日益增多，於是改行考試入館，而且搞實驗制，學員入學半年後，非可造之材即行剔除。

相比同時期的上海廣方言館及廣東同文館，京師同文館儘管地位更高，但成績上並不出色。

據曹汝霖所言，當時上海廣方言館附設於江南製造局內，每年招考年幼生徒入學各國語文，畢業後則擇優送京師同文館深造。

其中，有一些優秀人才如陸徵祥、胡惟德、劉式訓等，都是上海廣方言館所輸送。

如1867年，京師同文館招收的八旗子弟中，有20名實在是不堪造就，最後只得由總理衙門緊急徵召上海廣方言館及廣東同文館的高材生前來補缺。

同文館難出成績，很大程度上應歸結於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不但吸走了最優秀的人才，就連同文館中的學員也難免受到影響。

譬如汪鳳藻，其在上海期間的英文及「西學」（如幾何、微積分、格致等）已有相當基礎，並曾為江南製造局下的譯學館做過翻譯工作。

但就像留學英國學習海軍、後成為大翻譯家的嚴復一樣，汪鳳藻後仍舊參加科考並先後中得舉人、進士，並被點為翰林，可謂正途不誤，中西兼通。

嚴復就沒有這樣好的運氣了，他先後參加過幾次科考，但均以失敗而告終。

曾先後擔任過駐英國參贊、出使英意比國大臣的同文館首屆畢業生張德彝則是另外一個例子，儘管他為光緒皇帝授讀過英文，但同文館的「非正途出身」仍對他造成了很大的陰影。

在《寶藏集序》中，他反覆叮囑後輩:

「國家以讀書能文為正途。……余不學無術，未入正途，愧與正途為伍；而正途亦間藐與為伍。人之子孫，或聰明，或愚魯，必以讀書為要務。」

張德彝說的「讀書」，指的是四書五經、八股制藝而不是語言、算學、格致之類的實用之學，他的這番訓導，也頗為形象的折射了同文館的尷尬地位。

京師同文館的萎靡不振，與奕訢、倭仁當年的那場爭論無疑是密切有關的，但可惜的是，這場無謂的爭論未能確立同文館乃至新式教育的方向，反而錯失了它的目標。

京師同文館原本應發展成為「皇家學院」並為全國的新式教育樹立典範，但直到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之前，它的貢獻與其地位、投入相比都極不相稱。

然而，這又是誰的過錯呢？

（節選自金滿樓：《歷史中國：晚清原來是這樣》，現代出版社2017年白金升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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