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去戶部報銷，書吏冷冷一笑，他只得點頭哈腰掏銀子賄賂

在封建時代，我們所說的「官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般人以為吏僅僅是官的從屬，為官員服務，而在歷史上，「官鬥不過吏」其實是一種常態。在中央如此，地方上更是如此。

清乾隆年間，大將軍福康安回京後去戶部報銷軍需費用，戶部的書吏橫挑眉毛豎挑眼就是遲遲不給報，話里話外透著諸如「哎呀，我們辛苦呀！我們窮啊」等明顯索賄的話語。

福康安是誰？乾隆的寵臣，為了一個福康安，乾隆幾乎把福建整個漢人官員都掀掉了，一個小小的書吏算什麼？結果，福康安勃然大怒，痛罵書吏。

結果書吏微微一笑，那好吧，既然如此就按規矩辦吧。怎麼個規矩？福康安不解，書吏侃侃而談、一本正經地給福康安說了說流程，嚇得福康安連忙點頭哈腰遞送錢財。

為什麼會這樣呢？按照慣例，報銷的流程全走下來恐怕得半年以上，以前都是書吏們自己做主，誰先走流程、流程中哪個可以省或者變通等都是自己做主。如今，福康安惹怒了書吏，書吏們冷冷一笑，「那好，就按流程走唄」，請示完這個請示那個，今天哪位同仁請假，明天哪位同僚生病等等。

中央如此，地方更是如此了。在地方上，官員一般都是外派，很少有官員本地出生、在本地當官，這是清朝委派官員中的「迴避本地制度」。在明清，這基本上是一條原則，原因很簡單，如果官員出生於本地，那麼極有可能與當地親友形成一種壟斷勢力。

不僅官員，就連教諭（教育局長）、典史（監獄長）、訓檢（稅務系統兼緝私的複雜職務）等八九品官員都很少由本地人充任。

既然官員不是本地人，那麼，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必然要倚重作為本地人的吏。再加上能力差別。是否有在本地長幹下去的意願、操守是否堅守等多方面原因，倚重的程度就會大大的不同。

同時，官員完成一個任期之後大多會升遷、平調、降職、處分等離開本地，所以，官是流動的，吏則是永恆的。這個問題到了晚清更明顯，官員流動率非常大，一年換一任乃至幾任的情況並不鮮見。

由此，官更受制於吏的擺弄。明、清比較，明朝的官員受吏的控制更嚴重。因為，在吏之外，明朝的地方官員往往還受商人的控制，因為「吏受制於商」。儘管清朝官員受商人的威脅較明朝嚴重，但明朝的商人則是成體系性影響政局。

我們可以舉兩個官吏之間合作苟且的例子：

嘉慶十一年（1806年）八月，直隸布政使司書吏王立南等人私刻公章和印信，十一年內先後篡改、冒領24個州縣的稅銀，前後貪污了31萬多兩。

嘉慶十四年（1809年），戶部書吏王書常、蔡泳等人偽造公文，在四年內先後冒領庫銀和物料，先後八次用私刻的公章冒領內務府廣儲司銀庫。

這是在省級、中央一級的情況，在有些縣級類似的情況也有長達四十年者，如山東歷城縣的書吏偽造印信案。正因為吏長期近乎於世襲地在當地工作，直接造成許多作案時間長且群體性作案，保密性強。

除了書吏之外，衙役們更是借用各種手段巧取豪奪。比如打官司，每到一個程序需要行一次賄，發生案件衙役出工需行賄，記錄案由需要行賄，捉拿犯罪嫌疑人需要行賄，過堂動刑需要行賄，入監後給不給飯吃、給不給人能吃的都要行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凡是不給行賄的人員，大多會給予非人的折磨。這些醜陋的人，動用了所有所謂的才智研究出許多痛人心肺、讓正常人聽著都會毛骨悚然的刑罰。像安徽地方流行的天平架、閻王架，燕子飛、美人樁；湖北流行的飛禽椅、快活凳、鐵床、開水滾；山東流行的木棒錘、夾火燒等等。

書吏的這些伎倆，皇帝其實都看在眼裡，也非常憤怒，但這是一個難以解決的歷史難題，嘉慶帝曾說：「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至百官，皆唯諾成風，聽命於書吏，舉一例則牢不可破，出一言則唯命是從，太阿倒持群小放恣！」

結果如何？嘉慶帝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徒有憤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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