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已矣 歸途何兮

兩年前敘利亞小難民葬身沙灘的照片，引起了軒然大波，這讓當時敘利亞難民的處境稍有好轉。兩年過去了，差不多也沒幾個人會記得這種事兒了。今天是世界難民日，聯合國的本意是藉此引起人們對難民問題的關注，並對難民為社會做出的貢獻有所認識、尊重。早上看到難民日的微博，對於評論里的一些言論還是覺得很失望。還是借上面的那副畫的Title吧，Etre réfugié, cela peut arriver à n importe qui. 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難民。

有多少難民，就會有多少故事。這裡講三個故事。兩件事我自己看到和聽說的，一件是曾經讀到的。

鄰居是政治難民

「我發現當你講到和你職業沾邊的東西時，就不會那麼緊張了。」

「啊，是嗎？」 被打斷後的Ali有些錯愕，幾秒鐘前他還在眉飛色舞得跟我描述和醫療相關的知識。

那會已快凌晨，我們面對面坐在公寓入口的長凳上。起初因為還不認識，便各自低頭玩手機。當我點上一根煙後，他用英語問我是否在這裡已經住了很久。

「恩，差不多吧，你呢？」我說。

「我來這裡一周，所以法語基本不會講的。」

「這樣子啊，昨兒我碰到一個姑娘，也跟你一樣。所以，你是來這裡工作的嗎？」

「額，不是的。我是巴基斯坦人……」

「哈哈哈，老鄰居老朋友，你好。」我趁機打斷了他。

「因為和政府以及塔利班的原因，所以來了被迫來了法國。」

「哎我操，那就是政治避難啦？」

「恩，沒錯。不過我並不是恐怖分子，而且很討厭塔利班。之所以被迫來法國純屬誤解。」

他點上煙，開始講，曾經作為外科醫生的他在無意中救治過幾個塔利班武裝人員。醫生，首先應該救治處在危難情況下的病人，而不是先問他是誰，他這樣解釋。結果巴國政府的情報機構知道了這件事兒，便開始關押審訊他。塔利班那票人也沒有因此報答他，反而希望他能為他們效力，並擄走了他三位同事。他一年多後聽到其中兩位的死訊，還有一位同事至今下落不明。巴國政府因為那次救治，認定他是塔利班的一員。隨後Ali便過上了長達一年多的受監視生活，這給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現在他在法國還要接受心理醫生的治療，這也是為什麼之前他和我聊天時會那麼緊張的原因。

「現在看來你回國的難度相當大：除非你國政府和塔利班都倒台吧！」

「是啊」Ali又點了根煙，苦笑一聲。

之後，又和他聊了很久。他翻出一張手機上的照片給我看。照片是一位巴基斯坦的姑娘，儘管包裹著頭巾，卻還是看出她很美。Ali說，他倆本來已經打算結婚了，卻因為突發的那件事情改變了一切。他說她現在已經嫁人時，我抬頭看了一眼他的表情，那種失落的神色比之前任何時候都要明顯。於是我們倆又靜靜地各自點上煙，就像開始交談之前……

羅姆人

以前在讀米蘭昆德拉的小說時，第一次看到「波西米亞」這個詞。後來音樂劇《巴黎聖母院》里，女主角愛斯梅拉達也唱過一首叫《波西米亞人》的歌。那時我才知道，原來的吉卜賽人在法國被稱作波西米亞人（昆德拉的小說都是法語版翻成中文的）。後來某次和法國朋友聊天中，我說總覺得波西米亞這個詞翻成中文詩意滿滿。對方手握方向盤，笑著說：「現在都不這麼稱呼他們了。你看，前面那輛麵包車，我每天早上上班都會看到，就慢悠悠的駛在街上。司機和副駕都是羅姆人，後者就在這種情況下，一直暗中觀察。這個樣子，怎麼會讓人安心，更別提詩意了。」

嗯，他們現在被稱作羅姆人，也就是這個故事的主角。

我曾經住的城市中心有一座大教堂，旁邊的停車場也因這個景點經常車滿為患。停車場里經常會有三五個羅姆人，「熱心」地招呼車主，指揮他們停車。隨後一擁而上，討一些「賞錢」。偶爾會有警察盤查他們，但最後都不了了之。

某次父母去法國，就把車停在那裡。三個羅姆人便大搖大擺的過來，問我們開口要錢。丟給他們幾個鋼蹦後，他居然扔回給我，意思說你當我們叫花子啊（難道不是嗎？）。好吧，最後給了他們兩歐，兩個人開開心心的離去了。正當我們準備離開停車場時，另外一個羅姆人還在我們身後跟著，我問他，不是已經給過你們錢了嗎。他說，那是給那兩位的，他還沒有拿到。

我告訴他沒有零錢了。

「沒有零錢，沒關係。五歐十歐都可以。」

「……」

「我就是想買點吃的和水。」

「這樣子啊，那我這裡有剛好有水和麵包」說著我拿出書包里沒有開的水和麵包。

「我只想要點錢，求你幫幫我。」他又改口了。

「您需要的話，我可以打電話找警察幫您。」忍無可忍後，我威脅了他。

聽到這話，他默默地離開了。

羅姆人的非法移民問題一直困擾著法國政府。而且歷史上，羅姆人就被歐洲許多國家所驅逐，理由是：黑死病，鼠疫，霍亂，偷竊和巫術。

這裡也推薦一部有關一個羅姆小女孩的紀錄片《the Queen of Silence》

非洲難民戈佈雷的漂泊史

戈布雷和他25歲的妻子特卡決定在他們兩歲女兒的葬禮後，離開厄利垂亞。（國足沒有給大家普的地理知識，只能我來了：下圖最中間的那個Eritrea就是厄利垂亞）他們最終在午夜時分穿越了國境線。

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厄利垂亞難民逃往蘇丹和衣索比亞。他們中有一些人也會最後去到埃及，以色列，摩洛哥甚至是歐洲大陸。很多人最後被埃及政府送到了位於衣索比亞mai-anni和adi-hirush難民營。這其中就包括了我們的主角戈布雷和他的太太。但是還有一部分人在路途中卻遭到了滅頂之災：要麼死於飢餓和疾病，或者是在穿越邊境的河流時溺亡，甚至是死於蛇頭之手。

戈布雷在厄利垂亞的部隊里度過了七年時光，然而當他退伍後，發現自己根本不能養活一家人。女兒的死亡是壓垮他們的最後一顆稻草：他們決定出走，離開隔著國家。可他們做夢也沒想到，出走才是一切苦難剛剛開始。

逃離家園的行動在某個漆黑的夜裡進行：按照計劃先到蘇丹，然後途徑衣索比亞。戈佈雷的朋友對邊境的小路很是熟悉，讓他們成功的繞過了厄利垂亞的邊檢。隨後，戈布雷詢問當地居民，給他們指條道。等來的卻是一群配有ak47的武裝人員，隨後他們被強制押上車。這些人說會把他們帶到東蘇丹的難民營里。此時戈布雷並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地獄般的生活。等到他回過神時，發現已身處一個蛇頭的營地里。這些人向他們索要3000美元，並威脅說，如果拿不出錢，就把他們裹在塑料布里活活燒死。身無分文的戈布雷因為死亡的恐懼，並沒有說出實情，等來得則是十天的毒打。在不堪忍受這夥人的暴行後，戈布雷最後說出了自己沒有錢的實情。這幫綁匪們看到沒有油水可撈，便把他們倆轉賣到了埃及的西奈半島。

這次的「買家」是一夥貝多因人，比之前的綁匪更惡毒。戈布雷夫婦被囚禁起來，每天只有隻有一點麥片和米糊口。和他們處境相仿的還有三十多人。綁匪這次直接索要6000美金，並說沒錢可以用這裡的電話給自己本國的親屬借，再要是搞不來錢就直接殺掉戈布雷夫婦。戈佈雷的父母也湊不夠這麼多錢，最後只能東拼西湊甚至是去向人乞討。經過幾周的籌錢，在支付贖金後，戈布雷夫婦就被這些人送往埃及軍隊的一個駐地。在接近駐地時，坐在車廂里的戈布雷聽到交火聲。後來他才知道，原來綁匪想把他們秘密地放到軍營附近，讓埃及軍方隨後發現夫婦二人，結果綁匪也被逮個正著。在交火中，戈布雷中了一槍，子彈從他背部進入體內，從胃旁邊穿出。他的妻子也受了一些輕傷。

他們隨後被送到西奈半島的一家醫院，一位女醫生對他們進行了悉心的治療。事後戈布雷回憶，那是開始逃亡後，第一次受到陌生人友好的對待。一個月後，他們又被送往埃及的一所監獄，然而這位女醫生還是經常以治療他們傷口的名義去探望他們，直到有一次在一位衣索比亞外交官的交涉下，他們才算結束了牢獄生涯。如今他們生活在Mai-Aini難民營里，而且有了孩子，這讓他們的生活看到了一些希望。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有一種愛叫打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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