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楊新片《岡仁波齊》上映：遠離商業，生活在別處

這些年見到導演張楊，他都是一副藏族漢子的打扮。這個打扮一開始是因為拍攝一部關於朝聖的電影《岡仁波齊》。

電影的拍攝環境艱苦，拍完之後發現頭髮長了，回復到張楊年輕時候的模樣，而在藏區拍電影的經歷也讓他找回了對電影的初心。於是他保留了這樣的造型，也繼續遠離華語電影市場的喧囂。

朝聖的故事在張楊的腦袋中生長了十幾年，一直到2014年他才找到投資來完成這樣一部電影。那一年他要進藏拍攝兩部片子，一部是有魔幻現實主義小說打底的故事片《皮繩上的魂》，另一部是「真實電影」《岡仁波齊》。

《岡仁波齊》於6月20日上映，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張楊也來到上海，與電影首映同天開幕的，還有一場藝術展。展覽記錄了《岡仁波齊》一路朝聖的點滴幕後故事。

導演張楊（左三）、為電影唱主題曲的朴樹（右二）與到場嘉賓合影。

電影講述了西藏腹地古村「普拉村」四個家庭、十一個藏人從家出發，磕頭2500公里去岡仁波齊朝聖的故事。

張楊一直有西藏情結。早年拍《洗澡》，搖著轉經筒的藏族老人，帶著孫女在聖湖邊完成了洗澡的最後願望。《昨天》中也設計了一條朝聖的副線。不過後來沒拍，因為張楊當時沒想好怎麼拍，也不想「弄一個生硬的融合」。

這一次，他終於準備好了。

《岡仁波齊》的拍攝方法在華語電影中很少見，用一年的時間，跟著一組真實朝聖的隊伍拍攝。用一種苦行僧的方式，跟他們朝夕相處，同吃同住。也不事先規定劇情，就從他們本身的生活里挖掘故事和人物。

雖然這個電影沒有劇本，但大概的故事走向和人物設定張楊已經想了很久：要有個七八十歲的老人，可能會死在路上；要有個孕婦，她的小孩會在路上出生；還要有個屠夫，因為殺生過多想通過朝聖贖罪；要有個七八歲的孩子和他的父母；要有個十六七歲的小夥子，可能是個小流氓或者青春期敏感害羞的男孩；還要有一個50來歲，成熟穩健的隊伍掌舵者。

結果緣分真的讓張楊在藏區找到一個村裡，裡面有符合設定的大多數人。經過多次遊說，村裡的老老少少們真的跟劇組踏上了朝聖之路。

《岡仁波齊》劇照

【對話】

電影著眼於藝術的真實

澎湃新聞：《岡仁波齊》和《皮繩上的魂》是這兩年陸續和觀眾見面的作品，都是藏族題材，在創作上有什麼關聯？

張楊：《皮繩上的魂》是一百多人的劇組，有完整的劇本，需要集中拍攝，是嚴格按照電影的程式來的。《岡仁波齊》只有三十來號人的小劇組，是一邊拍一邊體驗生活的過程，這個過程又為《皮繩上的魂》的拍攝做了基礎的鋪墊工作。

一開始就是兩個一起決定要拍。「皮繩」是2007年就做好劇本，想拍沒條件。《岡仁波齊》是十幾年前就想做的東西，2014年趕上好時機，跟投資人商量，用一年時間把兩個電影計劃都完成。

《岡仁波齊》是沒有劇本的概念。有意思的想法，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怎麼拍，拍出個什麼東西他們並沒有把握，全憑對導演的信任。

澎湃新聞：真實電影在電影史上曾經是一種浪潮，但現在這個時代做的人不多了，你的電影里怎樣實踐這種理論？

張楊：朝聖的思路在我腦海里一早就有，聽了很多朝聖的故事，人物的設定，隊伍里有哪些人，腦子裡有設想。但最終的落實要靠緣分，因為不是一個老人，一個小孩，一個屠夫，從四面八方找到一起，培訓他們怎麼演這樣的方式。我們是在一個村裡找到這麼一群人，讓他們演他們自己，我們去找他們生活的依據，他們的故事都來自於他們的經歷。朝聖本身也是他們要做的事。

真實和虛構的關係，很多路上的情境不是事先設定好的，是一些已經發生的或者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們讓它去重演。這個確實跟紀錄片也不太一樣。紀錄片是隨時拍，我們這個是不斷重演，但這些演的內容是基於生活。

當然老人的去世是編纂出來的，但這又恰恰是朝聖路上最常態的東西，就是有人在路上出生，有人在路上死去。但是要說服老人同意你才能去拍到這個部分。

張楊和朴樹出席《岡仁波齊》見面會。朴樹為該片寫了歌。

澎湃新聞：聽說拍攝途中有遇到真實的死亡，但是你把它剪掉了，有編排的死亡的部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考量？

張楊：我的考量就是盡量需要非常生活化，非常真實。我們確實遇到騎行摔死的小夥子，也拍攝了我們的相遇，到發現他的屍體，一群人幫他念經，到拉薩點酥油燈的段落。但我希望整個電影是去戲劇化的過程，不希望有編排的痕迹，更希望它像一條自然流淌的小溪。所以當遇到這樣的段落，最後在剪輯的時候，這種編的痕迹特別重的東西就不要它了。真實感是電影要去傳達的部分。有些事情雖然真實發生，但觀眾感覺上會破壞電影真實感的話，我也就捨棄了。電影的真實是銀幕呈現的真實，並不是生活本身，（電影）還是一種藝術的真實。

摒棄獵奇 生命生死的主題無關民族

澎湃新聞：拍攝另一個民族的題材，很難不面對獵奇的質疑，你怎麼看？

張楊：我當然知道拍這種題材，首先就要去掉獵奇的心態。要去掉就要深入去融入。對我來說，我去了很多次西藏，對西藏的了解，宗教的理解，多少有一點。理解得多深說不上，但有這個意識吧。電影來說，牽涉到另一個民族和地域，我自己看這些題材，如果過於獵奇的，都不會喜歡。所以自己做的時候也去掉這個部分，去還原真實感。雖然朝聖這個動作本身離我們非常遙遠，但當你的注意力和視點貫穿到最日常的生活當中，反過來是把這種非常儀式化的東西在日常中表現出來，其實就是規避了獵奇的部分。

不是拿民族或者宗教的東西在說事，而是有一個導演的表達，對於生命、生死這些命題，你抓住的時候，任何民族任何故事都可以是你表現的手段。

《岡仁波齊》劇照

澎湃新聞：朝聖是關乎信仰的行徑，你自己的信仰觀念是怎樣的？

張楊：我沒有信仰，對我來說信仰也許你心裡是存在的，只是沒有具象的皈依。佛教可能會比較有親近感，也和活佛朋友有關於宗教的探討，獲得啟發。從我的角度我更願意自己去尋找。

電影本身記錄的是朝聖的過程。因為是紀實的一條線索，不能用其他蒙太奇的方法去重現這些人的經歷，去探討他們的苦難。對這個電影來說沒有機會去表現這樣的瞬間，從我的角度來說，信仰和苦難這樣的議題是我比較感興趣的，未來的電影可能也會去探討。

《岡仁波齊》劇照

已經不考慮商業的事兒了，把想做的做到極致

澎湃新聞：這些年你一直是藏族打扮，是從這部片子開始的嗎？

張楊：拍攝的過程非常艱苦，我們住在帳篷里，洗澡的地方都沒有，不會去管頭髮面容，自然而然拍著拍著頭髮就留長了，其實我年輕的時候就是這樣一種裝束，那就保持這樣一種姿態。

現在這個裝束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我這些年生活在大理，這樣的裝束在那裡是最正常的裝扮，走在大理的街頭，陽光曬，紫外線強，戴一頂這樣的帽子，就非常日常。而且大理每個人都會展現自己的個性。

澎湃新聞：為什麼選擇了這樣一種「生活在別處」的生活？

張楊：我在大理已經很多年。2002年開始在那有個小客棧，十幾年來都北京大理兩邊跑。

地域文化對你有很強的吸引力，我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說，心態這麼多年在這，電影領域所有的事情讓你好像在一個中心裡，每天聊的都是同樣的事，圍繞著電影。反而在大理，大家談論的都是自己的生活。從個人的角度，想遠離這樣一個中心，去過更散漫自由的一種生活。

《岡仁波齊》藝術展展區

澎湃新聞：大理的日常生活是什麼樣的？

張楊：大理聚集著很多藝術家，畫家、詩人，這是我重要的朋友，許多白族人，客棧老闆，設計師，他們人很多樣。不像在北京，就是投資人、演員、編劇、導演，跑來跑去就是這個圈子。在大理各色各樣的人，大家不問出處，非常平等的關係。日常也就是吃吃喝喝，各種聚會，各種市集，打理客棧也成了日常生活的部分。它讓你進入一種具體的生活，具體的工作，讓你跟拍電影的節奏完全區分開。

澎湃新聞：你是第六代導演中早年比較有商業意識的，這些年的創作卻離商業越來越遠了，是有意為之嗎？

張楊：對了，這也算這幾年創作本身給我的啟發。慢慢越來越偏向更自由自我的創作。對過於商業的，完全為觀眾的電影，對我來說可能會越來越遠。

澎湃新聞：聽說今年導演協會開會的時候，大家看你的片子後狂喝酒，特別羨慕你這樣純粹的創作狀態，你覺得你是比同行們更清醒的嗎？

張楊：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每個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路，你很難去模仿別人，也很難說動別人讓他們過你的生活。電影的工作者大部分還是要集中在北京，跑到大理那樣的地方，思路也發生改變，會做跟更自由的東西。但也遠離現在市場的規律，工業化類型化的電影，很多導演必須完成這樣的過程，去走他自己的路。

我們這樣的找投資還是比較難的。投資就得壓得很低，讓投資人的風險盡量低一些，來獲得導演的創作自由。

《岡仁波齊》劇照

澎湃新聞：所以電影要上映票房應該也不會好，你現在還會在意嗎？

張楊：這樣的電影拍完已經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但對於投資方不管怎樣都要考慮市場的問題，盡量把投資收回來的問題。導演這時候去配合投資方做這樣的工作。

澎湃新聞：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

張楊：一開始肯定有嘗試的過程，之前雖然也拍過像《昨天》這種比較紀實方法的片子，也是比較個人，從我自己的角度出發的，總覺得有些片子還差了一點什麼，差了一步。其實就是很多事你沒有真正用一個方法做到極致，不給自己留後路。那我就想如果我真的走到極致了，有沒有可能用這種方法，有錢去拍下一部片子。現在看來是可以走下去的，對我來說，後來的方向會是更尊重自己。

澎湃新聞：那電影市場起起落落的那些新聞和其他的電影你還關心嗎？

張楊：我以前周圍朋友都是做電影的人，每天聊的都是投資融資，都是圈裡的大事兒，各種各樣的市場，每天的訊息都是這些事。在大理基本聽不到這些。除了被動接受一些訊息，我自己就不是特別關心這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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