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論杜甫的節氣、節俗詩

在中國古代的傳統文化中，節氣與節俗既各自獨立，又互為關聯，並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所謂節氣，主要指的是如唐人《藝文類聚·歲時部》中的「二十四節氣」 [1]，據《淮南子·天文訓》等書所載，知其屬於天文學的範疇；而節俗，則為「歲時」之演變所致，其雖源起於周時（或更早）[2]，但蔚為壯觀則在秦漢之際，對此，宗凜《荊楚歲時記》已言之甚詳。天文學（節氣）與民俗學（節俗），在現當代雖然屬於兩種各自獨立的學科，但在古代卻因其皆與「歲時」、「物侯」等相關，而成為了詩人們歌詠與描寫的對象。比如，「詩聖」杜甫一生之為人行事，即大都與此關係密切，因而也就有了《立春》、《清明》、《冬至》（節氣）、《臘日》、《人日二首》《九日》（節俗）等詩。對杜甫的這些節氣、節俗詩略作梳理與透視，既有助於對唐人「歲時」觀的了解，更有助於對杜甫思想作更一步之認識。

一

關於二十四節氣的名目，在現所存見之典藉中，當首推劉安《淮南子》中的《天文訓》一章，其依次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署、大署、立秋、處署、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3]。待至漢武帝劉徹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鄧平、唐都、落下閎等人奉命制定《太初曆》（又稱《漢歷》）時，即首次將二十四節氣納入了曆法的範疇，從而使二十四節氣的天文學地位得以正式確立，對此，班固《漢書·律曆志》已有專門的記載[4]。李唐立國後，執政者對於二十四節氣亦甚為重視，這從問世於唐初的《北堂書抄》、《藝文類聚》《初學記》三部類書的《歲時部》等名目中，即可準確獲知。正因此，當時的詩人們對於二十四節氣的述寫與歌詠，也就成為了一種時尚，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詩人，乃數以百計，而杜甫則為盛唐此類詩最多的一位詩人（說詳下）。杜甫的二十四節氣詩（以下簡稱「節氣詩」），不僅多與當時的形勢相關聯，而且還寄託著詩人的種種情愫，而成為其憂國傷民思想的一種重要反映。

據仇兆鰲《杜詩詳註》可知，杜甫現所存見之節氣詩，共9題11首，其主要者則有《立春》、《立秋兩院中作》、《立秋後題》、《冬至》、《清明二首》、《清明》等，其中除《立秋兩院中作》一詩外，其餘則皆作於西南飄泊時期。這些節氣詩，既屬於杜甫流寓期間心靈歷程的自我寫照，又為其戀闕情結的一種具體反映，因為頗具認識價值與文學意義。如《冬至》一詩：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盡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5]。

浦起龍《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編此詩於大曆元年（公元766年）之夔州。是時，杜甫由於「年年至日長為客」的緣故，而寫了這首《冬至》詩。據《淮南子·天文訓》所載，古人稱「冬至」為「德」日，原因是「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所謂「冬至陽氣起」、「冬至陽氣生」者，即是就此而言。由於「冬至」之後「陽氣生」的歲時實況，杜甫即於夔州想到了帝闕長安之種種，詩末「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兩句，即為其當時心情的一種真實寫照。由夔州冬至而憶及長安的冬至，是杜甫戀闕情結的一種具體反映，所以，仇兆鰲箋此詩說：「身臨丹壑，而意想紫宸，故有心折路迷之慨。心折則窮愁轉甚，路迷則久客難歸矣。」所言甚是。那麼，夔州的冬至日又為什麼會使杜甫聯想到長安的冬至日，以至於「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呢？這是因為，唐廷之於冬至日賦予了一項特殊的使命，即祭祀昊天上帝，對此，王溥《唐會要》乃有專載：「開元二十年，蕭嵩為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園丘。」[6]原來冬至這一天，是李唐王朝專門設立的一個「公祭日」，杜甫如果仍如其前在長安任職拾遺的話，自然就會參加這樣的「公祭」活動。明乎此，則杜甫於此詩中說「心折此時無一寸」云云，也就有了更進一步之理解。

而值得注意的是，杜甫於大曆元年的夔州在寫這首《冬至》之前，還寫了一首《小至》（參見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十八注此詩引「鶴注」），而且也屬七言律詩。全詩為：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沖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復掌中懷[7]。

小至，又稱「小冬日」（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四之二），注家黃鶴、朱鶴齡等認為即冬至的前一天。唐人之所以重視小至，是因為這一天為「視朝」日。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十八注「小至」引黃鶴注云：「《唐會要》云：開元八年，中書門下奏《開元新格》，冬至日祀園丘，遂用小至日視朝。相傳小至是冬至前一日。」其中「視朝」一詞，語出《禮記·曾子問》：「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鄭玄注云：「聽國事也。」[8]此之所言，意謂臨朝聽政。因冬至日要「祀昊天上帝於園丘」，文武百官不能上朝聽政，故乃以「小至」日替代之。但也有認為「小至」非為冬至前一天的，如王嗣奭《杜臆》卷八、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四等。清起龍《讀杜心解》並認為：「玩詩意，當指至後一日，更以卷後《小寒食》詩證之，益信。」[9]但無論是「前一日」或者「後一日」，均為代冬至日臨時上朝聽政則可肯定。以詩中「冬至陽生春又來」句審視，似黃鶴的「相傳小至是冬至前一日」說當誤。即是說，因冬至日的到來，杜甫才於第二天的《小至》中有了「冬至陽生春又來」的詩句，這與李白在江陵於先一天寫《九日龍山飲》、第二天寫《九月十日即事》，乃為同一創作實況[10]。正因此，《小至》詩中所寫杜甫當日之心情，即乃明顯地好於《冬至》一詩，這從此詩前六句全寫「冬至景事」（仇兆鰲箋釋語）者，即略可獲知。

據《淮南子·天文訓》所載，「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而《唐會要》卷十上「親迎氣」則載云：「開元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制自今已後，每年立春之日，朕當帥公卿，新迎春於東郊。」[11]。以詔令的將形式，將「新迎春於東郊」作為一種常制而執行，充分顯示了立春日的重要性。正因此，杜甫於「冬至四十六日」後的立春這一天，杜甫即在夔州又寫了一首《立春》詩，其云：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全盛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縴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12]。

朱鶴齡系此詩於大曆二年（公元767年）[13]，其時令與上二詩正相接。時在夔州的杜甫，因立春日的到來，而聯想到「兩京全盛時」的長安立春日，並將二者進行了對比，以將欲還長安而不能的那種「不勝悲」情，和盤托出。據王嗣奭《杜臆》所言，在此詩之「不勝悲」中，還包含著詩人對京洛肅條的一腔惋惜之情。其云：「此詩只是一個悲，人但知其悲身世之飄泊，而不知其知悲兩京之肅條也。」並說：「開元、天寶間，兩京全盛，俗尚華侈，於立春日，其大家將青絲細菜，出自縴手，盛以玉盤，互相饋送，此眼中所親見者。至今日而巫峽寒江，何故對眼！蓋巫峽所以入眼，正因安、史陷兩京，避亂奔走，以至巫峽。忽逢立春，獨與寒江相對，則兩京失其盛而身亦失其居；只以『那』字該之，何等筆力。」[14]。而此，即為杜甫於立春日寫這首《立春》詩的意蘊所在。

由立春經雨水、驚蟄、春分，「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淮南子·天文訓》），也即為清明日。據宗凜《荊楚歲時記》所載，「去冬節一百五日……謂之寒食」，又二日則為清明」。開元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唐玄宗曾下詔令「寒食清明，四日為假」（《唐會要》卷八十二），這一詔令表明，清明屬於唐朝的一種法定假日。而杜甫即因了這法定假日，連寫了三首《清明》詩，其中《清明二首》其一為：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寞系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里，漢主山河錦繡中。春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15]。

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十二引黃鶴之注，系此詩於大曆四年（公元769年）的長沙。並認為，此詩之所寫，「先慨飄流之跡，後嘆清明景事」，「系舟，承飄泊。左書空，應右臂枯。將雛遠，遠在楚中。習俗同，同於長安。紫塞雁，仍經長安。青楓火，又指楚中。秦城、漢主，思長安而不見也。洞庭，白蘋，嘆楚中之淹滯也。」[16]。杜甫當時飄泊潭州，又因染疾在身，所以在清明日到來之際，便很自然地想起了長安，想起了在長安過「清明節」的美好時光，但欲北返也非易事，故詩即以「春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作結。杜甫斯時之心境，於此即可見之一斑。或以為此詩為贗作者，實屬不確之論[17]。

二

杜甫的節俗詩，仇兆鰲《杜詩詳註》共載有21題27首[18]，為其節氣詩的一倍有餘，這一實況表明，杜甫對於當時的民俗之節，乃是相當注重的。所謂「節俗」，主要是指源起於民間的一些歲時活動，如祭祀、辟邪、禮拜、農事慶典等，後因約定俗成所致，而演變成了一個個節日。

宗懍《荊楚歲時記》一書，共記載了古代荊楚地區的近30個節俗之日，其主要者有：過臘、小歲、元日、人日、正月十五日、正月末日、晦日、社日、寒食、三月三、五月五日、伏日、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八月十四日、九月九日、朔日、十月一日、臘日、歲暮。此外，還有與二十四節氣相關聯的立春日、春分日、夏至日等。合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之《歲時部》等的記載，知唐人所遵循的一些民間節俗，實際上與《荊楚歲時記》所載大體一致（只有少許名目相異，如「九月九日」作「九日」等），這一實況所反映的是，唐代的民間節俗，主要是對前朝之沿襲。而杜甫集中的近30首節俗詩，則又可對這種沿襲予以佐證。雖然如此，但杜甫節俗詩的認識價值卻並不在此，而在於對詩人生活窘況、心靈歷程、愛國情懷等方面的如實紀載。

據浦起龍《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杜甫的27首節俗詩，除《九日曲江》、《九日寄岑參》等少許之作外，其餘乃皆寫於飄泊西南之際，這與其節氣詩的作年、作地是甚為一致的。在這些節俗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寫於重陽節的「九日詩」，共9題13首，其依序為：《九日曲江》、《九日寄岑參》、《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九日藍田崔氏庄》、《九日登梓州城》、《九日奉寄嚴大夫》、《九日》、《九日諸人集於林》、《九日五首》。杜甫為何如此喜歡寫「九日詩」？這是因為，古人認為，九日作為一種節俗（重陽），具有兩個方面的功能，其一是折茱萸以避邪，其二為登高而望遠。宗凜《荊楚歲時記》第31條對此有載，云：

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近代皆宴設於台榭」又，《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大災厄，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蓋始於此[19]。

這種登高飲酒以避邪的習俗，隨著時間的推移，又被後人賦予了一種望遠思鄉、思親的情懷，如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一詩，即屬如此：「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祝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其中的「每逢佳節倍思親」七字，由於更能喚起遊子對家鄉、對親人的憶念，以及對前人「九日登高飲酒」的遐想，因而成為千古名句。

而杜甫的13首「九日詩」，則又別具特點。其不僅於對家鄉、對親人的憶念更加深化、細化，而且還大都與家、國的命運緊密關聯,如其寫於廣德元年（公元763年）梓州的《九日》一詩，即為其例。詩云：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遇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郁久為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欄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20]。

詩中的「去年」、「今日」，表明杜甫自華州棄官經秦州入蜀後，年年的「九月九日」都在登高北望,但由於「世亂」、「路難」 等原因，而使之「腸斷驪山清路塵」。應值注意的是，「腸斷驪山」在此詩中，所代表的是杜甫於安史亂期的一種家國情懷，因為一則「驪山」為長安即李唐王朝的代名詞，另則長安近郊的杜陵為其祖籍所在地，而此，則皆為詩人的「腸斷」之所在。又組詩《九日五首》，也為杜甫「九日詩」的代表作。此組詩雖名曰「五首」，實際上只有四首，即闕第五首（或有以《登高》補之），且是五律、五排、七律互為，為便於認識，茲抄錄其中的第一首、第四首如次：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葉於人既無份，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其一）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巫峽嶓江路，終南對國門。系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為客裁為帽，從兒具綠樽。佳辰對群盜，悉絕更堪論。（其四）[21]

黃鶴等人據第一首「干戈」句、第四首「群盜」句，認為《九日五首》寫於大曆二年秋九月的夔州，甚是。斯時，「吐蕃寇邠州，京師戒嚴」，故詩乃有「干戈衰謝兩相催」、「佳辰對群盜」云云[22]，僅此，即可見出杜甫於重九日登高憂國、傷時的情懷之一斑。而第一首的「弟妹蕭條各何在」句、第四首的「故里樊川菊」句之所寫，則是對王維「每逢佳節倍思親」的一種深化與細化，因為杜甫當時之所思所念，既有屬於「親」人關係的「弟妹」，又有「故里樊川」的一些友朋。正因此，杜甫於「九月九日」之憂國與思親，即很好地在這兩首詩中得以反映。若就《九日五首》這一組詩而言，其之憂國與思親情懷，則乃更為強烈[23]。此則表明，杜甫《九日五首》與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雖均寫於九月重陽日之際，但二者的思鄉、思親情懷，卻是大有區別的。

杜甫的其它節俗詩，如「寒食詩」、「人日詩」等，也都各有優長，以「元日詩」為例，其《元日寄韋氏妹》、《元日示宗武》二首，即頗具特點。元日， 即正月的第一天，也即新年的開始。上引《荊楚歲時記》第1條云：「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所謂「三元之日」，是指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也即年、季、月之始。俗稱大年初一。而且，唐代的元日，還被賦了一項具有政治性色彩的使命，即自天寶六載始，「諸道應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吏，序立便見」（參見《杜詩詳註》卷四引《唐會要》）。杜甫的這兩首「元日詩」， 據浦起龍《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知其一寫於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一寫於大曆三年（公元768年）。前者云：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郞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秦城回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23]。

杜甫在「正月一日」寄此詩於「韋氏妹」，表明了「韋氏妹」在其心中是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的。雖然如此，但由於「京華舊國移」的原因，杜甫只得隨唐肅宗等人暫居靈武（今為寧夏銀川所轄），是時，因兩京尚為安史亂軍所佔，其既不能與家人團聚，又難覓「朝正使」的身影，故於詩末乃有「啼痕滿面垂」之謂。針對此詩之所寫，仇兆鰲箋曰：「此公在亂而思妹也。鍾離無恙，京國已非，有世事滄桑之感。秦城，公所居。郢樹，妹所在。斗回枝發，此元日春景。朝使路梗，傷音信莫通也。郞伯作鎮，蓋仕於鍾離，故慨朝正使而並及之。」所言甚是。又《元日示宗武》云：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日，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床。訓諭青衿子，名慚白首郞。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24]。

大曆三年的「正月一日」，時在孤城夔州的杜甫，既「迢迢滯遠方」，「衰病只藜床」，又「笑」宗武日漸「身長」，因之，於「逢正日」之際，乃寫了這首被仇兆贅稱之為「悲喜並言」的「元日詩」。但從詩中不難看出，杜甫雖然將此詩之題作《元日示宗武》，且是「吾笑汝身長」，但杜甫當時之心情，卻主要是由「迢迢滯遠方」五字所凸顯，對此，詩中的「手戰」、「飄零」、「衰病」等語詞，又可為之佐證。由於安史之亂的緣故，導致了杜甫長時間地飄泊西南，並先後滯留秦州、成都、夔州等地，而使得兄弟東西相隔，音信杳無，故其在「元月一日」寫此詩時，即乃「高歌淚數行」。雖然是「元日」「高歌」，但「淚數行」三字，卻將杜甫當時的悲苦心境和盤托出。故而，詩中之「還柏酒」、「賦詩猶落筆」云云，其實為杜甫暫時的的一種自我調節與慰藉。

三

根據以上之所述所論可知，杜甫現所存見的節氣、節俗詩（以下二者合論時稱「二節詩」），共有整30題38首，在數以百計的盛唐詩人中，能創作如此之多的「二節詩」者，杜甫實則乃為第一人（說詳下）。杜甫之所以能寫出這麼多的「二節詩」，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令人揪心的時局。史載，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九節度使因大旱饑饉，兵潰相州，杜甫旋即棄官華州（郭沫若《李杜年表》），未久，便帶著家人背井離鄉，飄泊西南，欲與弟妹團聚又不能，只得於節氣、節俗之際，以詩寄託哀思。二是強烈的戀闕情結。杜甫在飄泊西南期間，生活雖然時好時壞，但其「每依北斗望京華」之心則不變，而計劃中的「便下襄陽向洛陽」卻又始終難以成行，在這種情況下，借節氣、節俗詩以強作解頤，即成為了其最好的一種心靈解脫。正是由於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杜甫才在異地他鄉的節氣、節俗期間，寫出了一首又一首既具有思鄉、思親情愫，又充溢著家國情懷的「二節詩」。

在杜甫現存的約1500首詩中，「二節詩」實際上上是一種特殊的類別詩，因為其所詠寫的對象，為每年都存在的節氣與節俗。而因時局的變化與詩人經歷的不同，這類詩又往往會被打上時代的烙印，成為作者生活方式與思想嬗變的一種見證，這在古人是如此，於唐人亦然。正因此，杜甫的38首「二節詩」，從總的方面講，是既具有明顯的傳統性（如登高、思親），又兼有鮮明的寫實特點（如某節俗）與當代意識（如家國情懷）的。所以，當時人與後人在品讀杜甫的這些「二節詩」時，無不從中感受到作者蘊含其中的那種深深的思親情愫與家國情懷。即便是一些具有喜慶特點的節俗詩，也無不如此。如《人日二首》其二，即為其例：「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隨酒，勝里金花巧耐寒。佩劍沖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仇兆鰲箋釋此詩時認為：「當人日而思出峽也。」（《杜詩詳註》卷二十一） 杜甫在人日（正月七日）這一「此日此時人共得」的喜慶節俗里，之所以會「思出峽也」，思親情愫與家國情懷，乃為其最重要的動因所在。此則表明，即使是一首看似平常的節氣詩或者節俗詩，其所表現出來的意旨，也是自有其不同凡響之特點的。而蘊含於杜甫「二節詩」中的這種思親情愫與家國情懷，即構成了其意旨最本質的內核所在。

著眼於節氣、節俗的角度進行詩歌創作，唐代詩人多所為之。以盛唐詩人為例，如崔顥、崔國輔、孟浩然、張子容、王維、王縉、王昌齡、李白、高適、岑參、李頎、丘為、盧象等人，其集中即皆有著數量不等的節氣詩與節俗詩。一般而言，這些詩人大都經歷過安史戰亂，或者受到過戰亂的某些方面的影響，或者遭遇著某種政治上的不幸，但其詩之意旨所反映的，卻主要為詩人的自身感受。為便於認識，茲舉崔國輔的「九日詩」略作例說。《全唐詩·崔國輔集》共收錄了兩首「九日詩」，即《九日侍宴應制》與《九日》，前者寫於天寶十載前任集賢直學士期間，後者則為天寶十四載所作[25]。詩云：「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據陸羽《陸文學自傳》（《文苑英華》卷七九三）、《舊唐書·玄宗紀下》、《新唐書·藝文志四》、《唐才子傳·崔國輔》之所載，可知崔國輔在天寶十一載夏因「坐王鉷近親」，而貶竟陵（今湖北天門）司馬，三年後的天寶十四載秋，自竟陵還吳郡[26]。詩中的「三年楚客已沾裳」所指，即為崔國輔貶竟陵司馬三年之事。但將此詩與上引杜甫諸「九日詩」相較，可知其與杜詩中的家國情懷，乃是相去甚遠的。又如王昌齡《九日登高》一詩：

青山遠近帶皇州，霽景重陽上北樓。雨歇亭皋仙菊潤，霜飛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鬢花宜壽，翡翠橫釵舞作愁。謾說陶潛籬下醉，何曾得見此風流[27]。

全詩所寫，所表現的雖然為重九登高而飲，但重點卻是對「陶潛籬下醉」的嚮往，故其既無家國情懷可言，亦乏思鄉、思親之述寫，有的只是對「風流」的雅慕，而其所反映的，是作者的一種消極的人生態度。由是而觀，王昌齡的這首「九日詩」，顯然也是難以與上舉杜甫《九日五首》等並論的。再如高適的《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卧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28]。

全詩由兩部分組成，前者是對杜甫飄泊西南的「遙憐」，後者則述己之「身在南蕃無所預」，即不能回長安為官，唯有最後一句又於杜甫有所關涉：「有愧於爾之棲棲遑遑志在君國也」 [29]。儘管如此，但較之上述杜甫的諸「二節」詩，其於意旨方面已是隔了許多的。

總體而言，杜甫集中的近40首節氣、節俗詩，是其飄泊西南時所獲取的一份獨特的文學產物。其雖發端於具有民俗學特質的節氣、節俗，但由於主客觀（主客指杜甫的戀闕情結，客觀指時局風雲）雙方面的原因，而使得其極具思鄉、思親情愫與憂國傷時的家國情懷。而此，即成為了杜甫這類詩有別於他人同類之作的一個重要的關鍵點。而存在於唐代的一些民間習俗，即因了這些詩的流傳而得以廣泛傳播。

注釋：

[1]唐人之重「歲時」，主要是因「歲時」可「與集會」，對此，元稹《告贈皇祖祖妣文》一文乃有所載，可參看，不具引。

[2]關於「歲時」，最早對其予以記載者，當首推《周禮·春官宗伯·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鄭玄注云：「其歲時，今歲四時也。」《十三經註疏》本《周禮註疏》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807頁。

[3]具體參見《諸子集成》本《淮南子》卷三，嶽麓書社1996年版，第43頁。

[4]具體參見班固《漢書》卷二十一上《律曆志上》，嶽麓書社1993年版，第436—450頁。

[5]杜甫《冬至》，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十一，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823頁。

[6]王溥《唐會要》卷九上，中華書局1955年影印本，第164頁。

[7]杜甫《小至》，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十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67頁。

[8]鄭玄注、孔穎疏《禮記正義》卷十八，《十三經註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第1389頁。

[9]浦起龍《讀杜心解》卷四之二，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662頁。

[10]關於李白寫作此二詩之況，可具體參見拙著《李白研究新探》中編《李白作品索解》之《李白詩中之「龍山」考》、《再談李白》二文，第217—235頁，該書由黃山書社2013年出版。

[11]王溥《唐會要》卷十上，中華書局1955年影印本，第211頁。

[12]杜甫《立春》，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十八，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597頁。

[13]據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十八注《立春》詩之所引，知朱鶴齡認為此詩為杜甫作於大曆二年之夔州，但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卷十六於《立春》之注，卻並未系年，而是僅有「大曆中，公居夔州作」之載，似仇氏所見之朱鶴齡「輯注」本，當另為一種。本文此處仍從仇注引朱注之說，特此說明。

[14]王嗣奭《杜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頁。

[15]杜甫《清明二首》其二，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十二，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970頁。

[16]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十二，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971頁。

[17]具體參見施鴻保《讀杜詩說》卷二十二，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19頁。

[18]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十二有《太歲日》一首，太歲日為正月初三，亦為節俗之屬，但此乃始於唐人（參見《杜詩詳註》卷二十二對此詩之題解），故此處未將其列入，特此說明。

[19]譚麟《荊楚歲時記譯註》，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頁。

[20]杜甫《九日》，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十二，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034頁。

[21] 杜甫《九日五首》其一、其四，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十二，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64—1765頁。

[22]具體參見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十箋注此組詩所引「鶴注」、「顧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764頁。

[23]《九日五首》所闕一首，趙次公「杜詩解」以《登高》一首「足之」，施鴻保《讀杜詩說》認為「足之」乃可，但其與原四首則非「一時之作」，此處之所言，即包含《登高》一詩在內，特說明之。

[24]杜甫《元日寄韋氏妹》, 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四，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319頁。

[25]杜甫《元日示宗武》，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二十一，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849頁。

[26]以上所言，具體參見拙著《唐代詩人探賾》第五章第一節，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24頁。

[27]王昌齡《九日登高》，《全唐詩》卷一四二，中華書局1966年版，第1440頁。

[28]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孫欽善《高適集校注·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頁。

[29]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19頁。

（本文原載武漢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唐代詩文論集》，第136—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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