諜戰劇的類型演進：從反特到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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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瑜

諜戰、反特題材曾經是冷戰年代最為流行的大眾文化現象，不管是拯救「自由世界」的英倫特工007，還是在「無形的戰線」上發出「永不消逝的電波」的「英雄虎膽」，這些颯爽英姿、神勇無敵的間諜成為少有的能夠被冷戰雙方共同分享的文化形象。

正因為冷戰意識形態的涇渭分明和尖銳對立，這些無名英雄無需經歷成長就「自動」成為代表彼此陣營的正義戰士，並藉助他們在敵後的「親身經歷」，讓冷戰時代的人們得以窺視敵對一方的生活。

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終結，正邪二元對立的邏輯陡然失效，諜戰題材一度陷入沉寂。直到新世紀之交，好萊塢、韓國電影、香港電影以及中國內地影視劇中無名英雄再度歸來和復活。與冷戰時代英勇神武、孤軍深入的諜戰英雄不同，這些重新披掛上陣的間諜英雄們在後冷戰時代擁有更多的私人情感和憂鬱，他們或患上失憶症不知道自己是誰，或發現自己深愛的人原來是一個敵方間諜，或掙扎於雙重身份不能自拔。

如成龍電影《我是誰》（1998年）、《特務迷城》（2001年）以及改編自暢銷小說《伯恩的身份》的好萊塢系列電影《諜影重重》（2002年）等，都把尋找自我的身份作為諜戰片的核心主題。這些失憶的間諜如同無家可歸的精神孤兒，在猝然來臨的全球化時代亟待重新錨定自己的位置。

而1999年帶動韓國電影產業振興的影片《生死諜變》則講述了朝鮮女間諜與韓國男特工相戀的故事，這部諜戰大片開啟了此後韓國電影中新的諜戰主題，用南北特工之間的愛情或兄弟情誼來隱喻依然處在冷戰分裂狀態的朝韓關係。也正是在新世紀之初，香港電影用新的警匪卧底故事《無間道》（2002年）來演繹回歸後依然無法安放的香港人的曖昧身份，擁有雙重身份的卧底如何「重新做人」成為此後香港電影中表達主體身份的自我隱喻，彷彿「成為卧底」成了當下香港人無處可逃的宿命。

從這裡可見，如孫悟空般神通廣大的間諜在後冷戰時代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他們與不同的在地文化結合起來，講述孤獨、隱忍的個人與全球化時代之間的焦灼關係。簡單地說，這些間諜故事實踐著兩種基本的文化功能。

第一種是表達主體身份的內在焦慮，在冷戰時期間諜有著清晰的政治認同和敵我之分，而隨著冷戰結束「真正」的敵人消失了，間諜也沒有了好壞之別，正如用相對中性的命名「間諜」、「特工」來取代負面辭彙「特務」，這就造成不管是我方特工，還是敵方特工，都是從事相同職業的人，彼此之間沒有實質區別，這也就為昔日你死我活的冷戰敵手握手言和、彼此愛慕提供了政治基礎

另一方面，諜戰劇成為後冷戰時代指認和想像「冷戰」故事最為重要的舞台，只是這些重新講述的「冷戰諜影」與其說凸顯了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鬥爭，不如說完成了冷戰的去政治化，甚或是為新的故事表達提供「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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