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明亮：刑法不是「萬能葯」，保護公民個人信息仍要謹慎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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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於6月1日起施行。《解釋》在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進行細化完善的過程中，統一了法律適用標準，增強了法律懲治力度，同時也宣告了我國打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進入「嚴刑矯治期」。當然，《解釋》並不是治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萬能葯」。其效果的發揮還需其他措施的跟進。

原文：《理性看待刑法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作用》

作者：復旦大學法學院 汪明亮

對於6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輿論一片看好。「『史上最嚴』之解釋」、「更精準地打擊犯罪」、「可以終結徐玉玉悲劇」等樂觀評論頻頻出現。

筆者並不否認該《解釋》的意義：明確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便於司法操作。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刑法的作用是有限的。《解釋》並不是治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萬能葯」。

首先，由於《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入罪標準規定較低，在其實施過程中難免遇到諸多問題。

例如，僅以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條數「五十條以上」、甚至「二十五條以上」即可入罪，這與刑法第13條對犯罪的定量規定有無衝突，即是否存在「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情形？又如，僅以違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甚至「二千五佰元以上」的違法所得即可入罪，相對其他更為嚴重的罪（例如貪污罪、受賄罪）的處罰而言，是否過於苛刻，是否導致罪與罪之間的刑罰失衡？再如，由於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入罪標準規定較低，必然導致此種犯罪數量大增，在司法資源難以快速增加的情況下，選擇性執法不可避免，進而導致司法不公。

其次，徒法不足以自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證據收集異常困難，這必然會影響刑法作用的發揮。一方面，難以查清楚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信息源頭。從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到被犯罪人使用，再到東窗事發，整個過程往往時間、環節都不確定，有些案件中公民個人信息被倒賣來倒賣去，難以確定次數。另一方面，此種犯罪主要交易平台是網路，交易各方彼此身份虛擬，難以查明身份；非法獲取個人信息主要儲存方式為電子數據，極易被銷毀，難以固定證據；此種犯罪往往涉及多個區域、多個部門，需要多地域、多警種、多部門的合作辦案，協調難度大。

最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刑法打擊並不能從根本上干預這些因素。促使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形成的因素至少包括：（1）存在賣方市場，由於出售公民個人信息有利可圖，一些自然人和單位受利益驅使，置法律於不顧，大肆銷售公民個人信息。（2）存在買方市場，一方面，一些下游犯罪，如詐騙犯罪、敲詐勒索等犯罪行為人具有購買公民個人信息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合法企業，如房產中介、培訓機構等為了提高競爭力，減少成本，實現精準營銷的需要，具有強烈的購買公民個人信息的願望。（3）掌握公民個人信息的單位，如醫院、民航、銀行、電信、快遞、電商等，其監管普遍存在漏洞。（4）由於查處難度大，司法機關打擊缺乏必定性。（5）信息社會公民個人信息傳播途徑擴大。（6）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意識弱，等等。

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便是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有干預了這些因素，才可能預防此種犯罪的發生。然而，刑法除了對買方與賣方具有一定的威懾力，進而抑制他們的犯罪動機之外，並不能干預其他的因素。實際上，由於司法機關對此種犯罪打擊缺乏必定性，刑法的威懾力也必將大打折扣。

可見，刑法在治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解釋》效果的發揮還急需其他措施的跟進。根據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形成因素分析，這些跟進的措施包括：加強掌握公民個人信息的單位的監管力度、提高司法機關打擊的必定性、監控公民個人信息傳播途徑、提高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意識，等等。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2期第2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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