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代以幕府為中心的金石著錄及金石家交際圈

論清代以幕府為中心的金石著錄及金石家交際圈

——以畢沅、阮元、端方幕府為例

文/薛帥傑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浙江省書法家協會會員

湖州市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湖州市吳昌碩研究會副秘書長

摘要

清代金石學興盛，表現為文人學者對金石的偏好以及對金石的大量著錄。然清代金石搜集、金石鑒藏、金石著錄並非單槍匹馬的個人所為，而是以幕府為中心的幕主、幕賓之集體所為。幕主嗜好金石，引領眾多幕賓金石專家一起完成對地方金石、家藏金石的校訂著錄。同時，幕賓也藉此機會，搜集資料，成就自己的金石專著。正因為此，清代金石著錄如雨後春筍，大量湧現。當然，在金石著錄中，幕主、幕賓、金石家之間相互錯綜，共同構成了以幕府為中心的金石家交際圈。這個交際圈完成了清代大部分金石資料的搜集、考釋、整理、著錄，從而實實在在地造就了清代金石學的輝煌。

關鍵詞

清代 幕府 金石著錄 金石家 交際圈

提及清代金石學的繁榮，學術界往往籠統地把功勞歸結於金石的大量出土、經史實學的風行等。事實上，促使清代金石學繁榮的翔實原因，在於清代幕府好士與清代幕主的金石情結。因為，是清代幕府之幕主把他們對金石的嗜好轉化為引領金石幕賓搜集、考釋、整理地方金石、家藏金石，並最終轉化為浩如煙海的金石著錄。而大量的金石著錄正是清代金石學興盛的具體體現。

不僅如此，清代幕府以金石著錄為依託，把金石資料歸總幕府，把金石專家聚集幕府，為金石家研究、交流與發展搭建了一座平台，並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金石家交際圈。

遺憾的是，學術界在談及清代金石學興盛時，很少想到幕府。顯然，這對於曾經為金石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幕主、幕賓是不公平的。

清代以幕府為中心的金石著錄及金石家交際圈較多，畢沅、阮元、端方作為典型，具有很強的代表性。通過對他們金石事迹方方面面的考釋，可以使我們了解清代金石學興盛的另一個側面。

一、畢沅幕府金石著錄及金石家交際圈

畢沅（1730—1797），字湘蘅，號秋帆，江蘇鎮洋（今江蘇省太倉市）人。歷官陝西、河南、山東巡撫，湖廣總督。畢沅一生好士，「人有一藝一長，必馳幣聘請，唯恐不來，來則厚資給之」［1］。為此，畢沅宦跡所至，均廣聘學者、廣攬幕賓，於是「一時名儒，多招至幕府」。更甚之，畢府群賢雲集，達到了「士之負岌擔簽，走其門者如鶩。片長薄技周弗甄錄，海內慕為登龍」的地步。［2］

畢沅引領這些幕賓順承「乾隆朝文治極盛，朝士多以學術相尚」之風尚，「校釋古籍，續編《通鑒》」，在經學、史學、金石學、地理學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就。［3］

就金石學而言，畢沅的主要貢獻是整修西安碑林，搜集著錄《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等。

《關中金石記》是畢沅在任陝西期間整修西安碑林後搜索陝西金石資源而形成的地方金石文獻。乾隆三十五年（1770），畢沅擢陝西按察使。乾隆三十六年（1771），畢沅擢陝西布政使。乾隆三十七年（1772），畢沅對陝西境內的斷碑殘碣、石刻造像等，進行尋訪、修葺、保護、記述，重修西安碑林。當然，作為「好著書，鉛槧不離手，經史、小學、金石、地理之學，無所不通」［4］的畢沅，自然不會把對碑刻的保護僅僅停留在整修西安碑林之低級層面。面對豐富的陝西碑刻，畢沅「每屆轍跡徑於郵亭候館中，諮詢、鈔撮、考證，披尋於殘碑碎碣之間，研索於斷簡殘碣之句」［5］，最終著錄了《關中金石記》。

然所謂畢沅的《關中金石記》，並非畢沅一人之功，這部金石著作傾注了畢府金石幕賓的大量心血。孫星衍自述曰：

予始與子進尊甫侍讀君及張舍人塤、錢刺史坫依畢中丞於關中節署，訪求古刻，中丞手著《關中金石記》，刊行於世。其後移節中州，又成金石書如在關中。［6］

子進為畢沅幕賓嚴觀之字，子進尊甫侍讀即嚴觀之父嚴長明。嚴長明（1731—1787），字冬有（一作冬友），號道甫，江蘇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人。官至內閣侍讀。嚴長明尤好金石古刻，所藏金石文字三千卷。畢沅任陝西，嚴長明居畢沅所，在畢府長達十餘年。畢沅讓他參與著錄《關中金石記》，可謂找對了人。嚴長明作為金石專家，金石著作有《西安金石志》《知白齋金石類簽》《金石文字跋尾》《漢金石例》《五陵金石志》《石跡表》《吳興石跡表》等。

張塤（生卒不詳），字商言，號瘦銅，江蘇吳縣（今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人。畢沅任陝西，邀其來陝。在陝西，他經常出入西安碑林，借閱珍品、研究碑刻、考釋題跋，更遊走陝西各縣，尋碑探石。他不僅協助畢沅完成了《關中金石記》，且獨撰《張氏吉金貞石錄》《扶風金石記》《興平金石志》等金石著作。

錢坫（1744—1806），字獻之，號小蘭，江蘇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區）人，錢大昕之侄。錢坫精訓詁，明輿地，尤工小篆。錢坫在畢府，主要是「與嚴長明、孫星衍、洪亮吉等校訂古書，搜羅金石」［7］。他曾協助畢沅編撰《經訓堂叢書》《續資治通鑒》。在《關中金石記》成稿過程中，錢坫主要負責校字工作。書成後，錢坫在書後撰跋。此外，錢坫的金石著作《朝邑縣誌金石》與《關中金石記》存在內在關聯，應該是《關中金石記》的前期成果或輔助成果。

孫星衍（1753—1818），字伯淵，號淵如，江蘇陽湖（今江蘇省常州市）人。他精研金石碑版，工篆、隸、刻印。乾隆四十五年（1780），經錢大昕舉薦，孫星衍入西安畢沅幕府。此後，畢沅調任河南，孫氏隨從，長達八年之久。在畢府，孫星衍為畢沅校勘古籍、纂修方誌、著錄金石等，期間參與了《關中金石記》與《中州金石記》的校訂、考釋。《關中金石記》成書後，孫星衍為《關中金石記》書後撰跋。此外，孫星衍還利用幕府生涯所得金石資源，參編《平津館讀碑記》與《寰宇訪碑錄》，對後世影響頗大。

據資料顯示，幕賓錢泳也參與了《關中金石記》的校訂工作。［8］《關中金石記》完稿後，一代儒宗錢大昕為之撰寫序言，更為《關中金石記》增添了厚重。

乾隆五十年（1785），畢沅調離陝西，出任河南巡撫。隨行幕賓有金石家嚴長明、錢坫、孫星衍、洪亮吉等。儘管河南與陝西相比，少了西安碑林如此豐厚的金石資源，更沒有什麼碑林需要畢沅去整修，然畢沅對金石的那份情結一直還在，於是「自關中移節，迄今三載，公暇搜羅金石文字，考其同異，聚而拓之，編為《中州金石記》五卷」［9］。自然，以上金石家依然參與了《中州金石記》的整理。由於嚴長明、錢坫、孫星衍已在前文述及，不再重複，這裡重點說說洪亮吉。

洪亮吉（1746—1809），宇君直，號北江，江蘇陽湖（今江蘇省常州市）人。曾授翰林院編修，任順天鄉試同考官、貴州學政等職。洪亮吉好游幕，曾在安徽學政朱筠、江寧太守陶易、浙江學政王傑、安徽學政劉權之、四庫館總校孫溶處做幕賓。乾隆四十七年（1782），孫星衍自關中去信致洪亮吉，信中告訴畢沅欽慕之意。於是，洪亮吉離京至陝，畢沅聞訊，倒屣相迎，第二天便延入官署。洪亮吉到畢府時，《關中金石記》已基本完工，他只能在《關中金石記》書後補跋，但《中州金石記》，洪亮吉是全程參與的。

除了《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畢沅在任湖廣總督期間，還欲編《三楚金石記》。此外，畢沅由陝西調任山東巡撫後，欲與時任山東學政的阮元合作，議纂《山左金石志》。後因改調湖廣總督未能盡其事。好在，阮元接過畢沅的金石接力棒，最終完成了《山左金石志》的著錄。

表面看來，畢沅只是領導金石幕賓編著了幾本簡單的「金石記」。然事實上，畢沅對金石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首先，畢沅招募眾多金石家入府，為金石家的交流提供了場所，並形成了以畢府為中心的金石家交際圈，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其金石幕賓的往來中看出大概。畢沅幕府之金石家交際圈並非局限於參編地方金石著作的嚴長明、張塤、孫星衍、錢坫、錢泳、洪亮吉，而是還包括金石幕賓章學誠、武億、汪中、徐堅、吳泰來、楊芳燦、嚴觀等。其次，畢沅在引導幕賓完成指定任務的同時，也成就了幕賓自己的金石專著。其中，直接金石成果如吳泰來的《同州府志金石志》、張塤的《興平縣誌金石》、錢坫的《朝邑縣誌金石》、洪亮吉的《登封縣金石志》等——以上均是對陝西某一地方金石資源的整理；間接金石成果如錢泳的《寫經樓金石目》、張塤的《張氏吉金貞石錄》、孫星衍的《寰宇訪碑錄》等——以上金石著錄不同程度地收錄了幕主或幕友的金石資源。再者，畢沅所著錄的《關中金石記》以其「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推十而合一」之新特點立金石著錄之「新制」，產生了一定得範式效應。［10］各地幕府紛紛效仿，著錄類似的地方金石記蔚然成風。

二、阮元幕府金石著錄及金石家交際圈

阮元（1764—1849），字伯元，號芸台，江蘇儀征（今江蘇省儀征市）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提督山東學政、浙江巡撫、江西巡撫、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阮元所到之處，均廣攬人才，撰述編纂，在經學、方誌、金石學、詩詞、訓詁方面成就突出。他所著書籍多達180餘種，引領嘉道文壇，被尊為學界泰斗。

在金石學方面，阮元繼承了畢沅的地方金石搜集與著錄思想。

（乾隆）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為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為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於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倍，實始為修書之舉……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蒞楚，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複，指證頗多。［11］

很明顯，《山左金石志》不僅參考了《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之編撰體例，而且在成書過程中得力於畢沅的精心指導。為了編好此書，不負畢沅先生厚望，阮元想盡一切辦法，籠絡金石人才，搜集金石資源，終於「得佳士百餘人錄金石千餘本」［12］。當時是：

元在山左，卷牘之暇，即事考覽，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益都段赤亭松苓為助。兗、濟之間，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核備，肥城展生員文派家有聶劍光金文泰山金石志稿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稿。並錄之，得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齣，跋涉千里……捆載以歸……曲阜顏運生崇椝、桂未谷馥、錢塘江秬香鳳彝、吳江陸直之繩、鉅野李退亭伊晉、濟寧李鐵橋東琪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入錄者，亦日以聚。舊家藏弆之目錄者，如曲阜孔農部尚任、滋陽牛空山運震等，亦可得而稽……故孫淵如觀察蒞臨兗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即以入錄。［13］

以上資料詳實地記錄了《山左金石志》成書過程，阮元在《山左金石志》著錄中，充當了總編的角色，他利用自己的職權地位與學術聲望聯絡眾多金石專家，並說服他們盡出所藏，才成就了大部頭的《山左金石志》。資料表明，幕賓朱文藻、何元錫、武億、段松苓是《山左金石志》編撰的主要負責者。

朱文藻（1735—1806），字映漘，號朗齋，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朱文藻博古通今，於金石能親手摹寫。他曾參加阮元主持的《酋軒錄》的著錄，所著有《碑錄》《餘杭碑碣志》等。

何元錫（1766—1829），字夢華，號蜨隱，浙江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他嗜古成癖，收藏頗富，是金石專家錢大昕之弟子。何元錫隨從阮元在山東曲阜訪求漢碑、古印。阮元組織編纂了《經籍籑詁》，任命何元錫擔任總校。阮元出任浙江，何元錫隨從前往，協助著錄《兩浙金石志》。儘管沒有自己的金石專著，但何元錫所編錢大昕《竹汀先生日記鈔三卷》，為後人了解錢大昕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所集《丁黃印譜》（丁敬、黃易印譜），為印章保存與印章傳承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武億（1745—1799），字虛谷，號授堂，河南偃師（今河南省偃師市）人。武億長於考訂金石文字，所到之處，往往撰其方誌，搜集金石。其金石著作有《讀史金石集目》、《金石三跋》十卷、《金石文字續跋》十四卷、《偃師金石記》四卷、《安陽金石錄》十三卷等。乾隆五十六年（1791），武億授山東博山縣知縣時，為官清廉，為民分憂。後因為不滿和珅親信擅闖博山而為民抱不平，結果遭告發「濫杖平人」，被撤官職。罷官後，武億以講學為生，同時潛心研究金石。1794年至1795年，武億到濟南考訂山東的金石文字，偶遇山東巡撫阮元，被阮元邀作幕賓，參與《山左金石志》著錄工作。

余於甲寅（1794）己卯（1795）間在山東獲交於偃師武君虛谷，時武君方落職居歷（濟南）……余在山左集碑本於小滄浪亭，邀武君校之。武君鉤考精博，系以跋語，余所修《山左金石志》中，考證出武君手者三之一，並記之，不敢昧君善也。［14］

這份資料不僅透露出武億被邀至阮府的經過，而且凸現出武億在著錄《山左金石記》中所立下的汗馬功勞。能夠用心記錄此事，「不敢昧君善」，也突出了阮元的高風亮節。

段松苓（1744—1800），字勁伯，一字赤亭，青州益都縣（今山東省青州市）人。段松苓收藏金石，遠近聞名。著名學者翁方綱任山東督學時，偏愛金石，所搜石刻，多為段松苓提供。孫星衍舉薦段松苓為官，他迷戀金石，力辭不就。正因為此，段松苓被阮元選中，招之幕中，協助著錄《山左金石志》。在《山左金石志》著錄中，段松苓主要負責益都這一塊。正如武億所言：

今歲春二月，山東督學使者儀征阮公編錄此方金石遺文，屬益都段君赤亭為之搜采。君既任其事，由泰安抵濟寧，又折而南至於臨朐沂鎮，往返千有餘里。所至披榛棘，攜拓工，手拓數百紙，及獲前人所未及收者又數十本，輦至以歸。已而，自出平日所緝鄉邦遺刻，錄有成書，上之阮公。［15］

可以推斷，除了《益都金石記》，段松苓的《山左金志》《山左碑目》均為《山左金石志》相關著作。

積古圖 清 周瓚

阮元能一呼百應，把眾多金石家之寶藏盡收《山左金石志》，顯示了阮元金石方面的領袖地位與金石交際的廣泛性。

如果說《山左金石志》是在畢沅的引導下完稿的話，那麼阮元隨後著錄的《兩浙金石志》則是他獨自之功。乾隆六十年（1795），阮元自山左移任浙江，始著手著錄《兩浙金石志》。幕賓趙魏、何元錫等人與之同行，參與了《兩浙金石志》的著錄。何元錫已在前文論及，這裡主要論述趙魏。

趙魏（1746—1825），字恪生，號晉齋，浙江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人。趙魏「深於碑版之學」［16］，「博學精於隸古，尤嗜金石之學」［17］。不僅如此，趙魏嗜好收藏，其所藏商、周彝器款識及漢、唐碑本，為天下第一。在山東，趙魏曾幫助阮元校訂《山左金石志》，至浙江，阮元邀趙魏一同前往，除了幕友之情外，恐怕也考慮到趙魏的金石才能。所見者愈多，成就者愈廣。趙魏在協助阮元完成《兩浙金石志》的同時，也成就了《竹崦庵金石錄》《華山石刻表》《竹崦庵碑目》等部分篇章。

如果說《山左金石志》《兩浙金石志》是阮元綜合各方力量，對地方金石文獻進行著錄的話，那麼，《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則是阮元對當時名儒所藏三代金石器物的一次清理。當然，阮元充當的依然是召集金石專家、搜聚三代遺存的角色。

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為弼、孫觀察星衍、趙銀台秉沖、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錢博士坫、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拓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拓者，集為鐘鼎款識一書……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為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矣。［18］

能籠絡以上金石專家者，恐怕也只有像阮元一樣具有身份地位的幕主。

為了更好地審釋謬誤，阮元把所搜集資料交付「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的幕賓朱為弼，委託他作為該書的負責人。

畫家周瓚曾受阮元之囑繪《積古圖》，所繪三人，中坐為阮元，對坐是朱為弼，阮元後立者為其長子阮長生，其創作背景是壬戌（1802）臘日阮元邀請朱為弼在積古齋與其子賞鑒所藏金石文物。這幅畫充分說明阮元對朱為弼金石才能的推崇以及朱為弼在積古齋三代金石考釋中所發揮的作用。

實際上，阮元的金石之功遠不止這些。阮元有自知之明，他把一生所涉金石之事總結為《金石十事記》，並把以上所論述的三件事列為前三，可見阮元對以上金石事迹之重視。然阮元明白，他的這三件金石事迹傾注了多少人的辛勤汗水。

與畢沅一樣，以阮元幕府為中心的金石著錄也形成了阮府金石交際圈，圈中之人包括金石幕賓王昶、程瑤田、朱文藻、武億、趙魏、孫星衍、陳鴻壽、高塏、朱為弼、段松苓、何元錫與友人黃小松、聶劍光、顏崇椝、桂馥、江鳳彝、陸繩、李伊晉、李東琪、孔尚任、牛運震、江德量、趙秉沖、翁樹培、秦恩復、宋葆醇、錢坫、江藩、張廷濟等。

三、端方幕府金石著錄及金石家交際圈

端方（1861—1911），字午橋，號匋齋，滿族正白旗人。歷任工部主事﹑陸軍部尚書、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等職。曾赴歐美考察政治，興辦新政，並為清政府開辦警察、新式陸軍等事宜，還以侍郎銜督辦川漢、粵漢鐵路。端方承接清代前期幕府好士之風，「晝則接賓客，見僚屬，夕則治文書」［19］，府中幕賓雲集，其中就有一部分是金石專家。

端方招募金石之士，與他的金石情結息息相關。端方一生嗜好金石，到處收藏青銅器﹑石刻﹑璽印等金石實物，家藏頗豐。

金石之新出者，爭以歸餘，其舊藏於世家右族，余亦次第收羅得之。［20］

海內孤本、精拓、宋元以來名跡，聞風萃漇，悉歸儲藏。［21］

以上是端方痴迷金石的真實寫照，然端方之好古並非僅僅是嗜好使然，更不是心血來潮、附庸風雅。端方是懷抱保存金石、傳承文化的高度而認識收藏的。

《隸釋》所錄，今多不存矣，而得以誦其遺文者，實賴文惠（洪适）是書。是金雖壽，反托梨棗以傳也。夫物之有聚而不能無散也，有存而不能無亡也，此數定者也。及今之存且聚，不早為圖之，將使古人之事迹、文章自吾身之泯沒，可不謂大衰乎？故吾之亟亟於此，非徒徇嗜好也，所以存古人也……金石者，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也。［22］

正是心存「情之所寄，而非情之所止」之遠見，端方盡出家藏，與幕賓一起鑒賞。「公事既畢，乃麇集朋儕，摩挲金石，評騭書畫，考訂碑版典籍。」［23］然而，端方深知，要想達到真正的「非情之所止」，就必須「存古人」。而真正能存「存古人」者，莫過於把家藏整理、考證辨識，付之書籍，於是端方「以一人藏石，都錄成書」［24］。

端方堪稱以私家所藏金石事物著錄之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殘經，大都為前人所未見，後人所未錄。在端方的極力督辦下，《匋齋吉金錄》八卷、《匋齋吉金續錄》、《匋齋藏石記》、《匋齋藏印》相繼成書。

端方明白，如此富藏，整理成冊，並非自己所能，於是廣泛延請金石專家，輔助著錄。

撰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的《匋齋吉金錄》八卷，是端方盡出家藏吉金而開編的第一本金石著錄，收錄了自商周至六朝、隋唐時期的青銅禮器﹑兵器﹑權量﹑造像等359件。宣統元年（1909），在此基礎上又作《匋齋吉金續錄》二卷附補遺，再收銅器88件。

在吉金著錄中，幕賓李葆恂、郝萬亮、陳慶年、黃君復、黃廷榮參與了相關工作。

李葆恂（1859—1915），字寶卿，號文石，直隸易縣（今河北省易縣）人。他而立之年即以精鑒賞名聞京城，「金石、摹刻，法書名畫，別其真贗，等差其優劣，獨具神解」［25］。端方器重他的鑒賞才能，招入府中，延為上賓。李葆恂果然不負所望，前後為端方所藏金石書畫「題跋三百篇」。端方對其十分信任，「搜求金石，非經守敬及義州李葆恂審定，則不敢信」［26］，更推崇其為「錢竹汀後一人也」［27］。

關於郝萬亮、黃君復，我們沒有找到相關資料。關於陳慶年，依稀發現一些他為端方所藏金石書畫的題跋，更多的是他與端方其他方面的往來。

黃廷榮（1879—1953），黃士陵之子。黃士陵乃端方的重要幕僚之一，黃廷榮參與《匋齋吉金錄》的著錄，應得力於父親之引薦。黃廷榮的工作主要是發揮其繪圖才能，繪拓金石器物。

《匋齋藏石記》是另外一部專門記載端方所藏石刻實物的專輯。《匋齋藏石記》四十四卷，共計628件碑刻，年代自漢至元，範圍廣於全國各地，形式不僅有古碑、造像、石經、墓志銘，還有泉范、塔記、井欄、田券、造像記等。李祥記載曰：

光緒丁未，余以江陰繆藝風、合肥蒯禮卿兩君，薦之兩江制府端尚書，充江楚編譯官書局幫總纂。時實無書可纂，支官錢，治私書，即《匋齋藏石記》是也。總纂本屬藝風，渠方為匋齋辨《消夏記》，論列書畫，不暇兼顧。薦臨桂況周儀領之。［28］

顯然，初期參與《匋齋藏石記》的有三位，即李詳、蒯光典（禮卿）、況周頤。不過，在該書編撰過程中出現過一出鬧劇。汪國垣（1887—1966）在《光宣以來詩壇旁記》中記錄如下：

況擇拓本無首尾及漫漶不辨字跡者，悉以屬審言。而又時時探刺釋文何若，將以抵戲送難。顧審言於王述庵、錢竹汀、阮芸台、翁正三、武虛谷之書，精研有素，況無以中也。況氏既負才，性復乖僻。時蒯頗右審言而詆況，每見匋齋，輒言況氏之短。一日匋齋召飲，蒯又語侵況，匋齋若不聞者。會督府議裁員，況名已在被裁之列。見者僉曰：『活該餓死。』蒯又以語端，謂不直其人多矣。匋齋太息曰：『我亦知夔笙必將餓死，但端方一日在，決不容坐視其餓死。』乃取筆抹去況名，並書打油詩以慰之，有『縱裁裁不到詞人』之句。況氏為之感泣。於是況李二氏構怨深矣。及匋齋於宣統三年十月初八日被殺於資州，事聞，審言適於案頭驟睹新刻《匋齋藏石記》印本，為賦三絕以哀之……第一首言曩時在南京紅紙廊修書之事，今則因府主已逝，不勝存沒之感。第二首言己之脫略，非疏於禮數，實以況嫉忌之故，然《藏石記》固多出於己也。第三首言況氏傳端命以傲己，今則蜀魂難返，而況氏固?然尚在人間也。此一段故實，世人間有知之而不能詳，遂備記之。［29］

汪國垣的旁記折射出諸多信息：其一，李祥的金石才能及其為《匋齋藏石記》所做的巨大貢獻；其二，況周頤的詩才及端方對況周頤的照應；其三，幕賓相輕、爭風吃醋的幕府鬥爭。

李詳（1859—1931），字審言，江蘇興化（今江蘇省興化市）人。他是明代狀元宰相李春芳八世孫，「揚州學派」後期代表人物。李詳在駢文、方誌、金石、目錄等方面均有顯著成就，被學人譽為「國學大師」。李祥在金石方面下過功夫，對於當時之金石著錄也頗有研究，正所謂「昔觀王述庵侍郎《金石萃編》，悉其條理。又素習錢少詹、阮文達兩集」。對於《匋齋藏石記》，他能夠對「無首尾及漫漶不辨字跡者」辨疑補缺。他「目耗精銷於此書」，「經余（李祥）編者，凡一百六十餘種」。可見，「《藏石記》固多出於己（李祥）」是真真切切。也正因為此，李祥撰寫了《分撰匋齋臧石記釋文題記》，以示自己的金石功績。［30］

況周頤（1859—1926），原名周儀，字夔笙，號蕙風，廣西臨桂（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人。他的主要成就在詞體，為晚清四大家之一，其詞與王國維齊名。在金石方面，除參與《匋齋藏石記》編撰外，也零星地為端方所藏金石書畫鑒定、題跋。此外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問世。

儘管在《匋齋藏石記》中，繆荃孫因某種原因未能擔當總纂，但繆荃孫在金石學方面的成就不得不提。

繆荃孫（1844—1919），字筱山，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江陰（今江蘇省江陰市）人。曾任翰林院、國史館編修，江陰南菁書院、濟南濼源書院、江寧鐘山書院講席。他是江南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的創建者之一。在金石學方面，繆荃孫精於金石碑帖，又以收藏金石出名。年輕時，「每逢陰崖、古洞、破廟、故城，懷筆舐墨，詳悉紀錄，或手自椎拓，雖極危險之境，甘之如飴」［31］。在京師，為了搜集拓片，曾「典衣質物而悉收之」。在江寧鐘山書院，他委託江寧拓碑高手聶明山為其拓江寧、句容、溧水、太平、當塗、潛山、桐城、常熟、松江、太倉等各地碑刻。更甚者，為了金石，他不惜賣田買碑，重金購得南匯沈均初家拓本三千餘種。光緒三十三年（1907），繆荃孫應兩江總督端方之聘，在南京創辦江南圖書館（現為南京圖書館古籍部），擔任總辦。其間，說服端方籌措七萬三千銀元，把日本人覬覦已久的錢塘丁丙八千卷樓的藏書四十萬卷，收入江南圖書館，避免了這批珍貴古籍流落海外的厄運。

繆荃孫作為金石保存的守望者，自然是研究碑刻的專家。《續碑傳集》、《藝風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江西金石目》、《金石錄札記》（今存碑目一卷）、《集古錄目金石目》十卷等著作，顯示了他在金石方面的卓越成就。

至於蒯光典（1857—1910），雖參與了《匋齋藏石記》的編撰，但在端方所藏金石書畫中，少見蒯光典題跋，也沒有見到其在金石方面的著錄。

此外，龔錫齡也參與了《匋齋藏石記》的跋錄工作，現存端方的大量碑石的題跋證明了這一點。端方經常與龔錫齡等幕賓談論該書的編撰工作，「良宵雅坐，時亦商榷，是非稽合同異，凡二三月輒自為一跋令錄文後，或易舊稿，或出新制，走伻授簡，喘汗相屬，蓋公政事之餘，勤勤著述概如此爾」［32］。《匋齋藏石記》完稿後，龔錫齡為之撰序。

同樣，在端方著錄家藏金石實物的過程中，也形成了龐大的金石家交際圈，圈中之人除直接參与金石著錄的幕賓李葆恂、郝萬亮、陳慶年、黃君復、黃廷榮、李詳、蒯光典、況周頤、龔錫齡等，還包括繆荃孫、楊守敬、勞乃宣、劉師培、孫澂、黃士陵、王崇烈、楊忠羲、蔣楷、管琳等。

四、結語

從地方碑刻的搜集到家藏金石的整理，從早期的簡單記錄到後來的圖文並茂，清代大部分金石著錄在以幕府為陣地、以幕主為引導、以幕賓為主力中完成。

當然，清代金石著錄的幕府中心遠不止畢沅、阮元、端方幕府三家。翁方綱幕府著錄的《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略》、謝啟昆幕府著錄的《粵西金石略》、張之洞幕府著錄的《廣雅堂論金石札》、胡聘之幕府著錄的《山右石刻叢編》等等，都是清代以幕府為中心的直接金石成果。這些金石著錄或多或少都包含著幕賓的辛苦與汗水，然而因為幕賓的特殊身份，使得這些有功之臣成了幕後英雄，鮮為人知。

實際上，清代幕主嗜好金石、收藏金石、考釋金石的結果，並非僅僅局限於幕府所編的幾本金石著作，而是為金石研究、金石交流、金石家交際圈的形成搭建了一個發展的、動態的平台。幕主之間的金石往來、幕賓金石家的變遷，都使得這個平台交相錯落，充滿凝聚力。憑藉這個平台，很多金石學家搜集到了獨撰金石著作的原始資料，並最終轉化為浩如煙海的金石著作。這些著作既包括為幕主著錄地方金石而形成的相關郡縣金石志，也包括大部頭的諸如《寰宇訪碑錄》《金石萃編》等。如果這些大部頭的金石著作的作者沒有幕府的經歷，憑藉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夠搜集到如此豐富的金石資源的，更不用說考釋這些金石了。

因此，有充足的理由說明，是清代幕府嗜好金石之風實實在在地推動了清代金石學的興盛，是清代幕府嗜好金石之風成就了浩如煙海的清代金石著作，更是清代幕府把金石專家凝聚在一起，形成了清代金石家交際圈。

注釋

［1］（清）洪亮吉：《書畢宮保遺事》，《更生齋文甲集》卷四，清道光丁未（1847）重刊本。

［2］（清）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陳祖武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乾嘉名儒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

［3］徐世昌：《蘭泉學案》，《清儒學案小傳》卷九，明文書局1985年版。

［4］（清）佚名：《啁啾漫記·畢秋帆制軍軼事》，李春光纂《清代名人軼事輯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5］（清）畢沅：《名山》，《關中金石記》卷七，清道光丁未（1847）重刊本。

［6］（清）孫星衍：《湖北金石詩序》，嚴觀撰《湖北金石詩》，中華書局1985年版。

［7］（清）葉衍蘭、葉恭綽：《錢坫》，《清代學者像傳》第一集，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頁。

［8］（清）胡源、（清）褚逢椿：《梅溪先生年譜》，陳祖武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室輯《乾嘉名儒年譜》，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

［9］同［2］。

［10］（清）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畢沅撰《關中金石記》，中華書局1985 年版。

［11］（清）阮元：《山左金石志序》，《揅經室集》，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38頁。

［12］（清）阮元：《小滄浪筆談序》，《茗香詩論·小滄浪筆談》，中華書局1985年版。

［13］同［11］。

［14］（清）阮元：《武虛谷君遺事記》，《授堂遺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

［15］（清）武億：《益都金石記序》，《歷代石刻史料彙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年版。

［16］（清）張廷濟：《清儀閣題跋》，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第十一冊，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年版。

［17］（清）阮元：《移花日》，《定香亭筆談》卷二，中華書局1985年版。

［18］（清）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揅經室集》，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636頁。

［19］（清）端方：《匋齋藏石記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05冊，清宣統元年（1909）石印本。

［20］龔錫齡：《匋齋藏石記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05冊，清宣統元年（1909）石印本。

［21］吳慶坻：《端總督傳》，《端忠敏公奏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

［22］同［20］。

［23］勞乃宣：《端忠敏公奏稿序》，《桐鄉勞先生遺稿》卷二，1927年桐鄉盧氏校刊本。

［24］同上。

［25］陳三立：《義州李君墓表》，《散原精舍文集》卷十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頁。

［26］陳衍：《楊守敬傳》，《陳石遺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8頁。

［27］同［25］。

［28］李祥：《分撰匋齋臧石記釋文題記》，《李審言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9頁。

［29］汪辟疆：《李詳與蒯光典、況周頤》，《光宣以來詩壇旁記》，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頁。

［30］同［28］，第1369、1370頁。

［31］繆荃孫：《藝風堂所藏金石文字目自序》，《藝風堂所藏金石文字目》，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刊本。

［32］宋路霞：《總督軼事》，《百年收藏：20世紀中國民間收藏風雲錄》，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責任編輯：陳心怡、陳 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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