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書記：人人都是……見證者與口述歷史學家

唐納德·里奇的《牛津口述史手冊》（宋平明、左玉河譯，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原版於2012年，可以說是近年來國際口述史學的重要著述。要了解該書的學術價值、意義，不妨先簡單回顧一下之前的一些重要的口述史學論著和我們自己也曾有過的體驗。

保爾·湯普遜的《過去的聲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譯，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原著第一版1978年）被視作口述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述，它認為口述史就是人民以自己的聲音講述自己的歷史，人民以自己的聲音向過去的歷史書寫發出挑戰；它把「聲音」與民主聯繫起來——來自平民的、各階層的、被忽視群體的「聲音」使「歷史變得更民主了」。湯普遜認為口述史可以帶來更公平的嘗試：讓證據從下等人、無權者和失敗者的嘴裡講出來，可以更現實、更公平地重構過去，可以向既定的論述提出挑戰——口述史可以具有某些激進的內涵。（6頁）這意思無非就是讓人民自己爆料、再爆料，在當時可能只有英國人在這方面做得最好。七十年代倫敦東區的下層民眾發起了一個哈克尼人民自傳組織（the People』s Autobiography of Hackney），他們相互記載生活經歷，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並通過當地的一家小書店出售。這個團體的宗旨是通過編纂口述史，讓當地的民眾自己去發現自己的歷史，並發展他們之間的社會認同。

比「人民」這個概念更具體的是，唐納德·里奇的《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王芝芝、姚力譯，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月）強調的是「大家」，借用當代藝術的一句套話來說，那就是「人人都是口述歷史學家」；另外強調「做」，那就是要做功課、拿起筆、按下「錄音」或「攝錄」按鈕，然後「說吧，記憶」！但是，這「料」要怎麼「爆」，也不能沒有了章法規則，況且實際的操作過程非常複雜，所以該書重點就是「如何做」——從行動的策划到實施，從成果的保存到利用，里奇以問答的方式一一道來。

作為口述史學研究成果的範例，英國史學家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的《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毛俊傑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讓普通人曾經有過的耳語與心聲成功地為世人所知。作者在研究中細心地分辨集體經驗與私人記憶的區別，關注普通人是如何在學會適應、被迫扭曲的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統治者的價值、話語內化為自己的精神生活，關注外在的謊言、壓迫、摧殘是如何與內在的恐懼、懦弱、幻覺相糾纏從而塑造出「潛入我們內心的斯大林主義」。在這種採訪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不僅是如何與習慣了「耳語」的受訪人交流，同時還要嚴格核查採訪中獲得的信息與證據，更重要的，還在於必須敏銳地把個人的心靈史微粒與宏觀的歷史論述相聯繫，回應宏觀歷史敘述中提出的挑戰。更令我們不無感慨的是，作者在該書後記中說，「在1953年之前長大的一代正在迅速消失，我由此產生一種緊迫感：通過普通家庭和個人的內心生活來了解斯大林時代，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機會」。（第684頁）這難道不也是我們的「最後一次機會」嗎？

其實，口述史的工作方式對於我們來說早就不陌生。保爾·湯普遜在他的《過去的聲音——口述史》中說到「歷史會被創造出來」的時候，他用的例子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人被迫去創造基層群眾鬥爭的新『四史』」，有意思的是中文譯者在「四史」後加的譯者注是「具體所指不清」。（第一章，1頁）只能說湯普遜厲害了，他說的是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產生的群眾史學運動：編寫新的廠史、公社史、村史、家史，目的是通過新舊社會的對比說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大躍進」、人民公社是進步的、必要的。要寫每個地方、每條村的新「四史」，根據什麼？哪來那麼多的文獻資料？訪談就是最重要的資料來源。從五十年代大力徵集「革命回憶錄」（《星火燎原》等革命史回憶叢書是直接產物），到近年來的各種英雄、勞模口述史，都是經由口述史的工作方式來完成。問題是，採訪者的目的、意圖究竟是探詢歷史真相還是為了論證教科書的歷史結論，這才是與真正的口述史學的根本性區別。讀大學的時候，老師安排我們去粵西信宜縣錢排鎮山區調查一支據稱是響應太平天國起義的凌十八農民起義軍的歷史資料，我們翻山越嶺去一個一個地採訪知情的老農民。在訪談中我們顯然是在關於農民起義的歷史敘事理論引領下，著重喚醒他們對從前輩流傳下來的關於地主的剝削、凌十八的反抗精神、農民軍的英勇戰鬥等傳說的記憶，這些口述不能說完全沒有意義，問題是只從教科書觀點和結論出發的採訪提綱很可能會遺漏更豐富、更真實的歷史記憶。前年我到黔東南山區支教，順帶訪問了一些老村民。有老人說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完成後，各村的地主都被強迫遷移，甲村的到乙村、乙村的到甲村，說是防止他們心懷不滿搞破壞；其實更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分了地主的土地、房屋、財物之後，那些還有一些傳統的道德觀念殘存在心中的農民不希望與地主天天打照面。也有老人說在大饑荒中常常把快不行的人送去「醫院」，而這個所謂的「醫院」其實只是一間什麼都沒有的空房子。這些行為和心態很難進入文獻記載，但是口述史的價值還不僅僅是補充史料，而是揭示出被遮蔽的民間敘述。

現在可以回到里奇的《牛津口述史手冊》。我認為它最突出的貢獻不僅是通過選編來自全球五大洲的40位學者的專題論文呈現出當代口述史學的國際性、跨學科性，更重要的是在極為豐富的專題個案中揭示出口述史在研究對象、敘事方式、現實影響等諸多面向中的複雜性與尖銳性——所謂「人人都是口述史家」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的「說吧」。第2章「成王敗寇：對衝突雙方的採訪」（作者：米羅斯拉夫·拉夫·瓦內克）是集複雜性與尖銳性於一身的很好例子。題為「在捷克斯洛伐克所謂正常化時期的政治精英和異見人士：自傳式採訪」的大型口述史項目「旨在對比前當權派與其政敵的陳述。……他們都……深受各種形式的壓迫，甚至身陷囹圄的普通民眾」。（35頁）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無論是在哪個陣營之中，由於每個當事人的身份、地位、經歷、家庭、性格、年齡等等因素的區別，他們對大歷史的信念與對局部事件的記憶都在貌似同一戰線的大旗下折射出不同的思想光譜。（38頁）另外，項目組在許多小城鎮中採訪過那些不太為公眾所知道的異見分子，發現他們的處境更為困難、更容易受到壓迫。（39頁）我們固然知道這是媒體時代的特徵，但是從「運動史」的角度來看卻包含著很多令當事人痛苦的回憶。對前政權官員的採訪則面臨更大的難題：這些被視為「失敗者」的人「是否會毫不避諱地告訴我們他們真實的想法、觀點和全部人生故事」？結果發現很多受訪人能夠自然講述他們的故事，為採訪提供了不少「內部消息」；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沒有對以前的事件、行為感到內疚、悔恨什麼的，「他們都好像成了最無辜的人」。（43頁）更真實而且不無殘酷的結論之一是，「我們的採訪反覆讓我們面對這樣一種事實，即歷史上的偉大事件都不會成為大部分人民個人生活的主軸。導致歷史變革的大部分重大政治事件看起來與走在街上的行人完全沒有太大關係」。（同上）

《手冊》第九章是關於後種族時期南非的創傷、證詞與和解，作者指出在1990年之後的南非政治轉型與社會分裂的形勢中，「在1993年到1994年4月期間政府粉碎了大約4噸重的敏感或含有定罪證據的文件」。（131頁）從而使1995年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在各種聽證、司法仲裁過程中遇到極大困難，「大部分的行兇者因為證據的缺乏很可能永遠不會受到起訴」。（同上）其實，除了銷毀檔案文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在重大歷史創傷事件發展中的關鍵時刻，各種指令的口頭下達、不準記錄都是常態，就像古時候的強盜在月黑風高夜殺人不留名，日後的歷史學家如何能指望從文獻記錄中找出真相和真正的責任人？在這裡突然想起保爾·湯普遜在他的書里說過，「當……歷史學家不得不利用政府密探的記錄來書寫歷史時，他們所受到的壓抑顯然達到了極點」。（5頁）不管他具體所指為何，那些記錄是否可靠也先不論，關鍵是這些「政府密探」有朝一日也可能會成為口述歷史學會的成員。

該書「譯者的話」提到，中國口述史學在整體上面臨的困境之一「是缺乏政府部門強有力的支持，存在口述內容上的禁忌，導致歷史當事人對口述訪談有很大顧慮」。話說得很委婉，實情恐怕還不僅僅如此。應該說，唐納德·里奇關於「大家來做口述歷史」的觀念很對，人人實際上都是那個時代的見證者和口述歷史學家，然而做起來卻不容易。但是當代科技帶來的交流媒介，如微信、微博等工具的極端普及化，無形中是讓人民自己說話、爆料、講述所知道的故事成為生活中看起來是比較自然的事情——無可懷疑的是，口述史學肯定還有著難以限定的廣闊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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