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救贖與信任重建：2017全球新聞傳播新趨勢

清華大學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

王沛楠執筆，王馨逸、張耀鍾、沈曉波、薛瑾、邱偉怡、謝張天、劉亮參與相關編譯工作，史安斌教授擔任學術指導

文本已獲得清華全球傳播（tsinghuagc）授權轉載

2016年，全球傳媒業面對著千載難逢的機遇，但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使得「新媒體」這個概念幾乎以年為單位在更新，不斷湧現的新傳播技術也在各個方面成為「人的延伸」。與此同時，臉書、谷歌等曾是新媒體界翹楚的互聯網巨頭們開始顯露「利維坦」的本性，利用自身巨大的用戶資源和平台資源，在重塑世界的同時吞噬著世界。

2016年動蕩的世界政治局勢也開始撼動了傳統媒體的根基。報紙和電視網的收益不斷下滑，橫行社交媒體的虛假新聞卻吸引公眾的目光；受眾對傳統媒體的信任岌岌可危，而傳統媒體卻逐漸遠離底層的民眾。

從英國脫歐到特朗普當選，主流媒體越來越難以準確反映複雜的民意，媒體與社會的「脫節」趨勢已經日益顯著。如何重建與受眾的信任以凝聚社群、重塑共同體的價值，是現在全球媒體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紛繁複雜的機遇和挑戰，引發了傳播學者和業界精英的關注與反思。基於近些年傳媒行業的發展趨勢的實踐經驗，哈佛大學尼曼新聞實驗室與清華大學愛潑斯坦對外傳播研究中心邀請了知名學者和業界專家，對2017年全球新聞傳播業的發展作了前瞻性的預測。

本文將從傳播技術、新聞產制、媒體與受眾、傳媒行業以及媒體與社會五個角度出發，對2017年全球新聞傳播業的發展前景和潛在趨勢進行梳理，以期對學界和業界提供鏡鑒。

傳播技術：浸媒體的崛起

縱觀媒介發展史，每一次的技術進步都會攪動整個傳播行業的巨變。在互聯網方興未艾之際，新興的傳播技術也在不斷湧現，其中的一些較為成熟的技術已經開始被應用於媒體的內容生產中，對傳統媒體行業提出了新的挑戰。

這一次的傳播技術革新，概括而言，就是以「浸媒體」為代表的體驗式媒介的崛起。《矽谷百年史》的作者皮埃羅?斯加魯菲認為，未來的媒體將不是用來「獲取信息」，而是來「增進體驗」的，受眾將以「沉浸+參與」的方式全方位地感知並以此獲得信息。

在2017年，虛擬/增強現實（VR/AR）技術的轉型，播客（Podcast）的復興以及機器人新聞的普及成為潛在的趨勢。

虛擬/增強現實技術

2016年被稱為VR元年。在這一年內，VR技術得以快速普及，各大廠商紛紛推出VR產品，《紐約時報》引領了VR新聞的浪潮，CNN甚至在總統大選中首次使用VR直播技術。在這場眼花繚亂的浪潮之後，與前幾年實驗性的、體驗相對被動消極的VR新聞作品相比，2017年的VR新聞將會更加人性化，更具互動性和參與感。

NYT推出的VR眼鏡

環繞聲、立體渲染等元素的加入，會使VR新聞的沉浸感更強，受眾擁有前所未有的、自己探索新聞的巨大主動性，一舉一動彷彿真如臨場。由此，VR新聞便與受眾間建立起了情感上的聯結，人們對新聞故事的體知也將更為全面深入。

相較之下，AR新聞卻仍然處於早期的實驗階段。其當下處境特別類似2015年的VR新聞，因其在技術方面的要求較高，媒體機構並不能完全支持其開發與運用，只能發揮AR新聞的有限潛能，故AR新聞的大規模普及還需要時間（Soto，2016）。

但VR新聞同樣面臨著挑戰。VR新聞當下的最主要問題在於：過度依靠VR技術所帶來的、最初的視覺衝擊力，而無視了新聞作品所應具備的敘事品質。當受眾對VR最初的好奇感消失，VR新聞仍舊面對著對內容質量的要求。

業界應回歸傳統新聞商業模式的中心要義：即講述該講述的故事，並用最全面、最有效、最廣泛地媒介將現場實況推送到儘可能多的受眾。

當前，很多媒體在並未較好掌握這一技術的狀況下粗製濫造了一批低質量的VR作品，這些作品不僅會消解VR技術原本所具有的媒介潛能，也大大降低了所用媒體的公信力。我們應學習BBC VR「敘事為上」的優秀經驗，核心目的是「敘事」，而非「VR」，全面描述實地情況，以幫助受眾把握新聞。因此，2017年應是「回歸敘事」的高質量VR之年（Grut，2016）。

播客（Podcast）

播客這一數字廣播技術自21世紀第一個十年間萌發以來，已經走過了10多年的歷程。

播客的出現再次喚醒了人們對於「廣播」這一媒介的親切記憶，而又不必局限於廣播單向的、固定枯燥的節目形式與安排。

播客可以讓網友可將網上的廣播節目下載到自己的iPod、MP3播放器或其它攜帶型數碼聲訊播放器中隨身收聽，不必端坐電腦前，也不必實時收聽，享受隨時隨地的自由。更有意義的是，用戶還可以自己製作聲音節目，並將其上傳到網上與廣大網友分享與互動。

而2017年，播客這一「老」新媒體，也在其產業結構、媒介屬性、發展方向上有了新的變化。

新聞類播客的異軍突起是2016年播客業出現的最大變化之一，這一趨勢在2017年有愈加深入之勢。播客的特性使得其在突發新聞的報道中存在著較大發展空間。一方面，播客通過富含感情的個人敘事，用聲音將受眾代入現場，大大加強了新聞的貼近性與情感動員能力；另一方面，卻又不像其前身的廣播——由少數人控制了傳播的權力，而是將內容製作的壟斷權力轉交給一般受眾。

播主可就突發事件即時開播，不僅速度較快，也便於受眾聽取各類解釋的論據和觀點，對單一話題進行多方面深度解析，讓人們在觀點的自由市場中尋求真理（Silenzi，2016）。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既對臉書上泛濫的各種流於淺表的「後真相」深惡痛絕，也對推特繁雜喧囂的推送心生反感。於是，體現新老媒體融合趨勢的播客便是傳播突發新聞的新型平台。

也有學者表示，2017年，播客的產業結構分層將更為明確，專業化程度也會更高，產業愈來愈兩極化。原創播主（Podcaster）和NBC這些大型播客內容製作者已經佔據了播客內容的主流。

大型的播客內容製作者愈加不像「播客」，轉而向媒介公司挺進，它們不再依賴於單一的第三方平台，轉而開始研發自己的分銷渠道。而原創播主的現狀卻仍然堪憂，但他們認為，只要原創播主能堅持內容為王，原創至上，其成功是必然的。如果其不以精品理念要求自身，盲目追求數量和覆蓋，量大而質不精，就將難以產生忠實的受眾（Nuzum，2016）。

機器人新聞

2017年，機器人與人工智慧將依然會是全球新聞業新技術運用的一大焦點。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耶魯大學的科研人員就開發出可以生成文字的電腦程序。2014年3月，美國《洛杉磯時報》的機器人僅用三分鐘便撰寫了有關加州地震的報道，震驚了媒體圈。

後來，機器人在全球媒體圈內應用越來越廣。近年來，騰訊公司的Dreamwriter和新華社推出的機器人「快筆小新」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未來，機器人將不僅僅局限於新聞的撰寫層面，而是更加廣泛介入到新聞製作的各環節，利用其強大的數據搜集、分析能力，為記者們提供宏觀全面的背景資料，既可以為新聞媒體節省日趨昂貴的人工成本，還能有效地追蹤受眾的閱讀偏好與路徑，更加精準地幫助媒體機構推送新聞，以此顯著增加受眾對特定媒體的忠誠度。簡言之，機器人不僅能幫你「寫」新聞，也能助你更好地了解你原本也許並不深知的受眾（Karolian，2016）。

與此同時，航拍新聞已經在媒體上得到了廣泛運用。可以預見的是，無人機新聞在2017年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成為常規性的報道工具之一。無人機新聞自出現以來，便以其獨特的宏闊敘事視野得到了受眾的青睞。但是，依賴於無人機視角形成的新聞敘事模式還有待開發，如何像VR一樣建構起一套穩定的新聞敘事結構，是未來無人機新聞發展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Lipman，2016）。

新聞產制：應對多重挑戰

應對「後真相」

2016年最具影響力的媒介事件莫過於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的當選使得我們進入了更加危險的「後真相」（post-truth）政治時代。

牛津詞典2016年度詞：後真相(post-truth)

在「後真相」的語境下，事實似乎變得不重要了，受眾只關心什麼「感覺像是真的」。「後真相」這種將情緒置於真相本身之前的做法無疑讓很多人對此感到擔憂，同時也為虛假新聞的滋生提供了溫床。虛假新聞的隱患在於，當虛假信息難以區分時，社會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移動陰謀論。虛假新聞的陰謀論就像一種強大的病毒，不斷地繁衍生息，侵蝕著我們的社會（Rei?mann，2016）。

美國大選中，臉書等社交媒體上充斥著關於競選的各種真假莫辨的信息，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教皇支持特朗普當選總統」。這條由特朗普支持者炮製的假新聞在社交媒體上廣為傳播，令很多信仰虔誠的選民感到困惑。

根據路透新聞研究院的數據，美國大選期間臉書平台上的虛假新聞數量與日俱增。其中，最著名的20條假新聞的影響力甚至在大選前夕超過了主流媒體的新聞。因此，在美國民眾對社交媒體獲取新聞的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的今天，調查性新聞和事實核查類新聞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Ferris-Rotman，2016）。

面對虛假新聞對媒介環境的威脅，學者們開始關注如何去有效應對和遏制虛假新聞的橫行。

首先，信息源的把關顯得日益重要起來（Glendinning，2016）。虛假信息泛濫的時代需要對新聞內容進行更為嚴格的把控和信息源的核查。以往，這被我們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以至於很多人開始忽略其重要性，但它確實重要。在面臨新聞事實的撕裂和偽造的挑戰下，媒體敘事需要我們作為記者在生產新聞的過程中需要更加註重細節、時刻保持警惕，對信息源嚴加分析和使用。

其次，增加編輯部的透明度能夠使得受眾更清晰的了解信息生產的過程，幫助受眾有效辨別虛假新聞，進而增進傳統媒體信息的可靠程度（Schwencke，2016）。通過增加透明度，受眾可以了解到編輯部如何收集事實，哪些應該被視作事實；再以此為依據分析陰謀論和虛假新聞產生的根源，了解其內部的傳播邏輯；最後，再用這些知識來擾亂謠言和假新聞的自我循環，以實現輿論環境的凈化。

最後，近幾年來興起的事實核查類新聞和工具，為遏制虛假新聞提供了重要的武器。世界各地媒體都開發出了新的工具來幫助新聞事實的核查。德克薩斯大學阿靈頓大學的一個團隊一直在改進ClaimBuster，從電視節目和議會辯論中辨認相關信息和證據的真偽。在英國，事實核查機構Full Fact正在開發追蹤各類政治聲明的工具。而杜克大學也開發出了Share the Fact的小部件，幫助搜索引擎查找事實檢查文章。同時，它還建立了一個Chrome瀏覽器擴展程序，在諸如總統辯論這樣的新聞現場，提供即時的彈幕事實檢查（Adair，2016）。

作為虛假新聞的重災區，臉書也宣布將開發一款事實核查類APP，已遏制虛假新聞蔓延的勢頭。在事實核查工具日漸成熟的當下，2017年將是事實檢查工具開發的關鍵年份。虛假的新聞會繼續存在，但是有了這些工具人們接觸到真實的新聞也將更多，對虛假新聞的抵制也將更加有力。

UGC的再發展

用戶生成內容（UGC）在新聞界早已不是新鮮事，伴隨著移動互聯和數字終端的普及，UGC成為新聞消息來源甚至成為新聞內容的案例已經越來越多。新聞媒體將更多依賴熱門話題，追蹤公眾自己認為有新聞價值的故事。在這個社交媒體大行其道的時代，媒體設立熱點編輯團隊，是新聞採集的必要手段之一。

美國大選後，希拉里成為輿論的風暴眼。一位普通民眾在社交媒體上曬出她郊野散步時偶遇希拉里的照片，不僅得到網友瘋傳，也登上了全球各大主流媒體的版面，因為這是希拉里在敗選後的首次公開露面，不是在主流媒體上，而是在一個普通人的臉書上。

社交媒體的的熱門標籤功能開啟了「UGC變身新聞」的時代，讓普通用戶也能成為新聞故事的當事人和講述者，媒體需要制定戰略讓UGC充分參與其新聞製作過程（Mandy，2016）。

此外，UGC的發展還帶來了「自拍式」報道的興起。無論是災害或是大選，在沒有話筒和攝像機等專業器材的情況下，通過「自拍」的方式能在突發新聞報道中做出快速反應，這種即時的內容報道和現場直播的方式帶來了更加具有「現場感」的體驗，令受眾更加難以抗拒（Lorenz，2016）。通過手機端進行的新聞現場場景視頻輸送之勢已經開始蔓延，里約奧運會中各國記者舉著自拍桿工作的場景還歷歷在目。2017年這種更接地氣的報道方式應當成為新的一年的趨勢。

媒體與受眾：「重建」新聞業

美國「蓋洛普民調」最新一項調查顯示，公眾對新聞業的信任度已經達到歷史低點，只有32%的受訪者表示很信任媒體，信任度比房地產中介還要低。

信任缺失狀況似乎成了業內共同面對的難題，導致公共越發質疑新聞業存在的意義。特別是在2016年，西方新聞業經歷了史無前例的信任危機，受眾的日益疏遠使得本來就經營不善的傳統新聞業雪上加霜。

這一切的根源在於，西方媒體處於一種「脫域」的狀態，無法深入社群中體察和反映地方的社情民意和輿論動向，也無法起到上下聯動、官民互通的作用（史安斌等，2017）。因此，重建社群，回歸媒體對社會不同群體的凝聚整合作用，已經成為西方媒體的當務之急。

重建信任

2016年的美國大選衝擊了新聞業與公眾以及當權者的關係，這對2017年的新聞業態有著不可小覷的影響。大選結果的揭曉出乎了很多人的預料，因為媒介塑造的環境預示著希拉里獲得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相反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倒覺得其勝利毋庸置疑，因為希拉里的一系列醜聞已經讓她名譽掃地。

受眾這種分化的認知背後，是媒介塑造的分裂的社會生態；加之虛假新聞泛濫、公眾媒介素養堪憂，造成了「現實的分裂」。這種情況下，一些新聞機構為了規避風險，不敢發表可能招致批評和冒犯權勢的報道；另一些則陷入激進的自說自話的窘境，只顧講事實，不顧受眾能否接受。

這兩種做法都有瑕疵，前者未能履行作為新聞媒體的社會職責，後者則很難取得真正的傳播效果。因此，媒體需要避免上述兩種極端，立足傳播「基於共識的事實」，以建立公共信任（Alexis，2016）。

在特朗普上任之後，其「推特外交」引發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媒體的議程也跟隨特朗普所發的推特不斷變化。有學者認為，新聞媒體並沒能像其職業道德里聲稱的那樣，為無聲者發聲，相反成了權勢的擴音器。在2017年里，媒體報道的重點不應放在特朗普最新的推特動態上，而是關注更實質性的社會議題，並且代表普通民眾發出聲音。只有這樣，受眾才能更多地看到共同點而非分歧，新聞媒體才能夠聯繫和凝聚不同群體，而非進一步分裂他們。只有更充分地代表用戶的報道才能彌合受眾的信任缺口（Tracie，2016）。

面對受眾與日俱增的不信任感，媒體也應當有所行動，以消弭這種信任鴻溝。具體而言可以考慮採取以下三條路徑（Ernst-Jan，2016）：

首先，具體闡釋新聞業的意義。專業人士口中的「好新聞」，即「高品質新聞」，很難為普通人所理解，這就需要新聞從業者具體闡釋其工作的意義：如「我們努力保障你家後院不會非法冒出一個化學廢料堆」，或者「我們試圖讓普通人明白什麼是氣候變化，為何必須立即採取政治行動」，等等。

其次，與受眾協作，讓受眾參與到報道中來。讀者群中可能蘊藏著各個領域的專家，構成了新聞史上最大的有待開發的知識源。信息技術的發展，讓其開採成為可能。記者需要與之分享報道理念並傾聽他們的想法。

最後，不要緊盯問題而是要多找解決方法。太多負面新聞會讓讀者麻木甚至厭煩，今後新聞業除了揭露社會問題，還要尋求解決之道，契合了學界新出現的「解困新聞學」（solution-based journalism）或「建設性新聞學」（constructrive jounralism）可以激勵受眾參與，從而培育更多忠實受眾，同時開啟一種新型媒體受眾關係（史安斌等，2015）。

重建社群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新聞媒體本該成為民眾最可信的指南。但過去十多年間，新聞媒體過分追逐點擊率或收視率，致使公共性受到侵害。媒體不斷削弱與本地民眾的聯繫，在內容上走上煽情主義的老路，都使得媒體與社群的聯繫被破壞，進而加劇整個社會的分裂。因此，傾聽整個社區的關切和聲音將成為未來媒體提升品質的必要途徑。

為此，記者需要融入社區生活中，反映所報道的社區狀況；報道少數族群的日常生活以促進民眾間的融合（Errin，2016）。只有媒體才有能力讓民眾了解「與我們不同的一群人如何生活，在想什麼」。

媒體還需要增加互動性和用戶黏性，徵求社區反饋，為改進自身及時注入新思想；此外，媒體還應當吸引用戶參與有關公共事務的評論，記者要做一個負責任的「主持人」，培育社區價值，使其成為一個真正的思想平台。社區是新聞媒體的真正價值所在，本地新聞和社群新聞會成為今後新聞業投資的風口之一（Rebekah，2016）。

傳媒行業：盈利模式的轉型

從彈窗廣告到付費牆，媒體在面對利潤急劇下滑的「寒冬期」時施展了各種手段力圖自救。

2016年由於總統大選的助推，新聞業出現了復甦的跡象，但是其收益並不足以支撐每天的海量報道和成千上萬記者進行實地採訪所付出的成本，更難以恢復新聞業往日的榮光。事實上，自2004年至2014年，新聞業賴以生存的廣告收入銳減了300億美金，數字廣告的出現僅僅填補了2億美金的缺口（Synder，2016）。

面對岌岌可危的形勢，傳媒業——特別是日薄西山的新聞業——開始尋找新的盈利模式。

追求專業化的利基新聞（niche journalism）

利基新聞來源於市場營銷領域的利基市場（niche market）理論。這一理論強調尋找被大企業所忽略的某些細分市場。這些細分市場具有一定的受眾基礎和盈利價值，但被把控市場的少數大企業所忽略，缺乏良好的服務體系。由於利基市場的存在，使得利基新聞成為一個潛在的新盈利突破口。

這個領域可能是能源、汽車或者大麻。這些新聞只有很小的一些群體才會關注，他們願意付費以確保不會錯過任何消息，因為這與他們的工作或生活的某一方面息息相關。因此，決定這些新聞好壞的衡量標準是質量和深度而非傳播情況。

在此前提下，已有不少利基新聞媒體機構湧現出來，包括Cannabis Wire, The Information, Politico Pro以及Axios。這些機構認為那些專業領域的群體會越來越樂意支付數量可觀的費用，來從中立的信息源獲取內容專業、語境清晰、分析透徹的信息。這筆費用的範圍從The Information的一年400美元，到Axios的一年10000美元不等。

這些新聞機構面臨的挑戰首先是定位潛在的受眾，然後再通過分析挖掘訂閱數據找出用戶的需求，並以此制定整個機構的策略（Rashidian，2016）。

就在幾年前，媒體界普遍認為設置付費牆可行性並不高，更不用說設置價格高昂的付費內容。但在廣告收入支撐的新聞媒體前景不容樂觀的情況下，建立收費會員制度不失為一種好的替代方式。這就要求新聞媒體提供為特定受眾服務的高質量、高價值、見解深的產品（McMillen，2016）。只要內容得到了保障，那麼有理由期待那些特定的受眾會為了得到特有的專業領域新聞和觀點而支付額外的費用（Thompson，2016）。因此，傳統的「包羅萬象」但卻大多是「泛泛而談」的媒體必須做出改變，提供專業化、有深度且高品質的新聞將成為它們求得生存的重要手段。

追求影響力而非關注度

所有媒體都希望擁有更廣的受眾群、更大的影響力、更多的讀者。影響力是新聞行業的根基，是其目標和作用的基礎，而增長則是所有商業模型長期發揮作用的基礎。

但在2017年，單純對關注度增長的追求將會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對影響力的增長的追求。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英國脫歐、紙媒廣告收入兩位數下滑、數字廣告收入只集中在兩大互聯網平台（Google和Facebook）等。在2016年，新聞媒體的廣告收入變少了，有影響力的媒體也變少了。伴隨著對點擊量和關注度愈發激烈的競爭以及愈發不可預測的新聞發布和搜索結果排名，媒體的控制力不斷被瓦解。

當瀏覽量、點贊數量、影響範圍甚至點擊率既不能帶來積极參与的讀者也不能帶來收入，單純的影響範圍提升就到達了極限。數字廣告越來越重視質量和語境而非簡單的規模，它看重媒體品牌的影響力、受信任程度以及製作內容的檔次（Hunt，2016）。

因此，在2017年，新聞媒體需要關注的是增長的動力來源。他們通常知道如何讓讀者點擊，但不理解讀者為什麼點擊。但是對媒體來說，當前它們需要競爭的不是關注度，而是讀者忠誠度（Kaplan，2016）。即使是在新媒體平台上，以製造「爆點」吸引關注的時代也已經逐漸遠離，未來只有具有高用戶粘性的媒體才有可能實現長遠的發展。

媒體與社會

默多克曾說，誰控制了傳播的入口，就控制了整個世界。對於社會而言，媒體不僅是嵌入其中的要素，也是影響其發展的推手。但對於2016年媒體行業——特別是傳統媒體而言，它似乎不僅脫離了與社會的有機聯繫，也未能對社會發展產生推動性的影響。

因此，在2017年，傳統媒體面臨著一場內外交困下的自我救贖。

失控、割裂與民粹主義的復興

傳統媒體從來沒有像2016年一樣覺察到自己對整個信息世界的失控。坐擁「信息」這一社會資本，新聞媒體如果報道失當，則會引發嚴重的偏見和傲慢。

當前的美國新聞媒體「偏安一隅」，表現出嚴重的「精英化」、「大城市化」。主流媒體足不出戶地和想像中的美國人對話，閱讀著彼此的大作；所謂專家聚集在幾個大城市裡閉關自守，卻能做出關乎整個國家命運的決策；數個世紀以來普通美國人作為公民社會的重要成員，卻無法打破新聞采編部的這層隔閡。

2016年是民意不再信任主流媒體的一年。Pew的調查顯示，每個公眾對主流新聞媒體的信任度降至37%，這個數字創下了歷史新低。

2017年，優秀的新聞作品不再問其「出身」——是來自主流媒體還是草根記者，新聞記者不再是全知全能的，信息寡頭不再主導輿論場，因此，新聞業必須正視人民的呼聲，用專業主義的技術去考察不同的視角，匹配相應的事實，再將視角和事實同民眾生活的現實世界緊密聯繫在一起（Harry，2016）。

此外，美國大選揭開了美國社會長久以來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分裂上的遮羞布，主流媒體「一邊倒」的報道更是凸顯美國新聞業的意識形態分水嶺有加劇之勢。如今極端主義在普通民眾中大行其道，歸根結底在於偏右派的主流媒體並沒有真實地反映民情，而保守主義媒體的話語權日趨沒落（Stray，2016）。因此，美國保守主義媒體在2017年直面問題，重整旗鼓。

一方面，美國新聞教育機構傾向於自由主義，培養了大批立場偏左的新聞工作者。投資者極力扶植嗡嗡喂（BuzzFeed）等左派創業媒體，相反，保守主義的創業媒體卻難以找到資金來源。此外，保守主義的新聞工作者內部也有諸多分歧，長期以來僅僅將攻擊「主流媒體」作為關鍵策略，缺乏統一而明確的共識。這些都是未來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另一方面，特朗普的當選也呈現出民粹主義情緒在美國媒體上存在著超出預期的廣闊市場。美國大選期間，互聯網上歪曲事實的報道、假新聞和謠言大行其道，受眾的趣味不斷趨向故事性和煽情性，與業界對新聞真實性和客觀性的追求背道而馳。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背後折射出的，不是事實的缺乏，而是公眾對事實的漠不關心，是在社會問題面前公民意識的缺失。

2017年民粹主義新聞會繼續興起，但是從業者必須尤其注意將批評與理解國家體制相結合，應幫助社會在分歧中尋找共識，促進信息的平等互通，防止社會的撕裂（Maeyer，2016）。

媒體的自我救贖

面對著動蕩的2016以及受到波及的傳媒業，媒體也在不斷反思自己所犯下的錯誤並試圖力挽狂瀾。

首先引起人們關注的是本地新聞（local journalism）這個概念。本地新聞因其地理上的接近性、情感上的親密性和內容上的精準性，而在發揮社會屬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然而，自紙媒衰落、產業兼并伊始，本地新聞也一直在衰落。但在全國性媒體空降本地社區之前，恰恰是本地媒體維繫著與社區和居民的關係，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被全球化深刻影響，在產業化和城市化中得不到益處，在與精英和大亨們的對比中備受煎熬，只有深入到他們生活中的本地媒體，才能及時而準確地為他們發聲。

因此，2017年本地新聞必須進行變革，敦促國家和地方政府和企業為其對全國、城市和鄉鎮層面產生的影響而負責（Herman，2016）。同時，本地新聞機構頁應當在內容生產上向《紐約時報》等全國性媒體看齊，專門為本地受眾提供突發新聞、系列報道、深度報道和具有感染力的故事（Woods，2016）。

除本地新聞外，非營利性新聞組織也是實現社會功能的重要途徑。商業媒體通常會將精力更多投入到能產生更多回報的報道領域，而一些具有社會價值但缺乏商業價值的報道也需要受到關注。

以環境領域為例，不少讀者會關注水資源安全、社區安全、綠色生活方式等問題，但是未必會實時跟進新聞中的突發環保事件，而非營利性新聞組織則有能力為這些受眾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內容。

但是，非營利性新聞組織大多面臨著新聞質量上乘但無人閱讀的困境。因此，非營利組織需要採取合作的策略，與廣播網路、報紙網路、社區小報、社交網路等組織共同合作，為多元化平台提供優質的內容（Dodd，2016）。

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係

2017年，美國新聞業的一大看點是特朗普與媒體之間的「戰爭」。

「與媒體開戰是一場永遠也打不贏的戰爭。」這是尼克松的一句名言，也是他對自身經驗的精闢總結。尼克松一向與媒體關係不睦，衝突不斷，最終因「水門事件」醜聞而成為首位在任內黯然辭職的美國總統。《華盛頓郵報》以此為題展開的調查報道，是對其政治生涯的「致命一擊」，參與撰寫報道的兩位記者也以此名垂青史，成為「無冕之王」的職業典範。

熟悉美國政治傳播史的人都知道，自1913年威爾遜建立白宮新聞發布制度以來的百年間，歷任總統大都重視媒體關係，藉助於專業手段和團隊力量，用盡渾身解數來影響媒體報道和輿論走向，力圖維繫政府與媒體之間在公共議程上的良性互動和「競合」關係。

以飽受媒體批評和嘲諷的小布希為例，八年任期內召開新聞發布會89次，接受各類媒體採訪近600次，儘管不受媒體待見，但也不敢有絲毫放鬆和怠慢，更談不上與媒體「公開宣戰」。

新年伊始，以「反建制、反主流」姿態贏得大選的特朗普甫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對華盛頓主流政治圈內的既有成規發起挑戰，其中也重塑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係。

首先，他毫不掩飾地在多個場合繼續宣示對主流媒體的敵意，在視察中央情報局的講話中稱，「我正在與媒體進行一場戰爭」。兩天後，他的首席戰略顧問斯蒂芬·班農在接受專訪時以更加極端的方式將主流媒體稱之為「反對黨」，要求他們「閉嘴」，學會傾聽後再發言，這與特朗普本人對媒體的立場如出一轍。

在具體操作層面上，他不顧團隊的勸阻和民意的反對，繼續使用發推特等非常規手段來進行「咆哮執政」。須知，即便在他的支持者中，也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同意他繼續使用推特來發表政見。另一方面，他通過改變白宮記者團的遴選機制和提問規則等方式，針對不同立場和傾向的媒體進行「黨同伐異」式的區別對待。例如，他在首場新聞發布會上故意冷落傳統主流媒體，強勢拒絕CNN記者提問，把提問機會給了《紐約郵報》等「小報」。上任後首次接受電視專訪，他選擇了福克斯台的比爾·奧雷利。我國讀者對他並不陌生，去年大選期間正是在他主持的新聞評論節目播出了嘲諷華人選民的內容而受到輿論的強烈指責。

顯而易見，特朗普敢於與傳統主流媒體「開戰」的底氣正是看準了後者所處的雙重困境。

首先是「生存困境」。過去15年間，報紙廣告收入從約600億美元跌至200億美元，幾乎將此前50年的收益全部抵消。更為嚴重的是，傳統媒體也陷入了「公信力困境」。據皮尤中心的統計，在尼克松執政的1970年代，公眾對美國媒體的信任度達到了70%以上的峰值，而2016年則跌落到了32%的谷底。

但這是否意味著特朗普在這場與媒體的較量中已經穩操勝券了呢？皮尤中心的調查表明，經歷了去年大選的「洗禮」，仍有超過四分之三的美國公眾相信，傳統主流媒體在揭露包括總統在內的公眾人物所犯下的錯誤上能夠發揮關鍵性的作用。在社交媒體主導輿論的「後真相」時代，特朗普團隊用「另類事實」與傳統媒體的「事實核查」報道一爭高下。即便如此，仍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公眾認為，傳統主流媒體應當繼續履行「糾偏」「改錯」的職能。

無獨有偶，受到特朗普猛烈抨擊的《紐約時報》、《時代》周刊、CNN等媒體的訂戶數、收視率和網站流量均呈現了不降反升的趨勢。換言之，這場前所未見的「媒體戰爭」反而使傳統主流媒體的關注度得以進一步提升。

更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大選期間，因對「假新聞」泛濫態度曖昧的臉書和谷歌等新媒體機構近來推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通過改進演算法設計和加強人工監測等手段，強化了高品質新聞的推送，這也給了傳統主流媒體注入了內容生產的動力。

特朗普頒布的「禁穆令」，對眾多一向堅持「中間立場的技術公司」定位的新媒體機構也產生了負面影響。他們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與傳統主流媒體聯手，共同表達反對和不滿。特朗普利用推特進行「咆哮執政」的震蕩效應漸露頹勢，他對禁穆令的辯解和抨擊聯邦法官的推文在相關話題的瀏覽量首次跌出了前五名，而互聯網上反對這項禁令的聲音佔據了上風。

在輿論壓力面前，特朗普團隊的強硬立場也有所鬆動。此前他們一直拒絕CNN的採訪要求，但在上周先後派出了兩位成員接受採訪。

團隊內部也出現了分化的趨勢。如白宮新聞發言人斯派瑟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不贊同班農有關「媒體是反對黨」的說法，此外還發生了多起疑似白宮工作人員的知情人向媒體「泄密」、「爆料」的事件，這不禁令人聯想到當年的「水門事件」。對此，特朗普除了下令徹查之外毫無辦法。

總的來看，特朗普向傳統主流媒體宣戰，是其打破精英政治遊戲規則的重要舉措之一。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卻是他與媒體各取所需。傳統主流媒體的關注度上升，其所承擔的監督和過濾功能得以進一步加強，而社交媒體在新聞品質和傳播倫理上也在進一步提升。至於特朗普會不會改變，不要忘記他在本質上是個精明的商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開戰」本身也許就是一種與主流謀求和解的策略。

總結

回顧2016年的全球傳播發展，在紛繁複雜的變化之中，依然有幾條線索清晰地呈現出來，對中國傳媒行業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在2017年，我們需要緊密貼近新興傳播技術的發展前沿，並且將其轉化為規範化的傳播手段加以利用；在內容生產上更多貼近用戶需求，同時遏制社交媒體日益泛濫的虛假新聞；實踐層面，媒體需要更加貼近基層、貼近民眾多元而廣泛的需要；在產業層面，更加深度的數字化轉型和媒介融合依然是行業的主流。

只有在把握好全球傳媒發展的主流趨勢的基礎上，結合中國語境和中國社會的需求，傳媒業才能更好地為社會發展的戰略總體目標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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