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磨難，為何統治者總愛拿文人開刀

張居正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一次重要的自我挽救行為，儘管這次改革並沒有取得成功，依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探討，在張居正變法期間，曾對全國各地的書院進行了大規模的查封運動，以至於其間幾乎無書院的存在，按我們現代人的思維，普及教育是一件大好事，「宰相之傑」張居正為什麼就這麼反感呢?與此同時，張居正還殺了當時著名的學者何心隱，這又是為什麼?

只有一個原因，因為書院的存在已經影響了改革的順利進行，書院所傳播的理念與張居正變法的理念背道而馳，張居正作為攝政者，必須採取查封全國書院的行動，以統一改革思想，保證改革順利進行，鐵腕之下，書院蕩然無存。

▍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在任內閣首輔10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大臣。網路配圖

客觀的說，明末的思想風氣較之唐宋顯得比較浮躁，注重於「務虛」，特別是王陽明所宣傳的「心學」已經成為了士大夫所廣泛接受的思想，至萬曆以後，空談之風日盛，提倡心外無物，不假外求，而沒有實實在在地在學問上下工夫，士大夫們整天熱衷於開座談會，搞辯論賽，形成了完全脫離追求客觀真理的氛圍，導致書院講學之風興起。

這與張居正變法的基本原則是相違背的，而且可以說是對張居正所提出的重要改革舉措之一——考成法的質疑和挑戰，這是不允許的，考成法就是用政策和制度約束官員必須做實事，如果士大夫不接受考成法的監督，張居正的改革就無法進行下去，因此，注重民生、實事求是的做法，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思想，必須成改革主旋律，書院講學的風氣顯然與此格格不入。

我們知道，張居正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不喜歡務虛空談，更不喜歡講學座談，改革需要的是切實的做出政績，按張居正的做法，就是要必須符合考成法，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達到KPI考核，績效標準達不到，你這官恐怕也就當到頭了。

然而，這卻引起了廣大士大夫的反對，書院是他們討論學問，交流思想，傳播政治理念的重要場所，查封書院，就意味著封閉了言路，用現在的話說叫禁止了「言論自由」，甚至包括內閣次輔呂調陽也對張居正的行為表示不滿，再大的反對也擋不住權力的力量，萬曆七年正月，作為攝政者的張居正正式閉鎖書院，據說全國有六十四所書院被迫關閉。

▍張居正改革指出當時存在五大積弊：「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張居正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改革。網路配圖

明末書院林立，非常有名的書院有東林書院、白鹿洞書院，龍城書院等，大量的士大夫都非常喜歡在各大書院講學，而且都是為了宣揚陽明心學，而何心隱便是當時泰州學派講學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論對於當時的張居正是極為不利的，於是張居正只得利用權力殺了他。

張居正改革的核心和目的就是富國強兵，而改革初期，多數的士大夫流於空談，認為富國強兵並非儒家所提倡的「仁政」之道，而是「聚財」「斂財」的借口，對張居正的改革不屑一顧，他們嘲諷張居正說：「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張居正對此報之一笑說：「過譽我矣!
吾安能使富國強兵哉!」這種議論多了，對改革自然是不利的。

張居正強調：「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這在那個言必稱孔孟的時代，提出不體察民情，便是學業不到家的特殊見解，大大突破理學的禁錮，他自憾位居高官，對民間猥俗猶如隔岸觀花，不如底層下屬了解民間疾苦，要求當官的、做學問的走出衙門和書齋，面向實際，把治學理政與解決國計民生結合起來，這對陳腐的思想界無疑是一大觸動。

諸如何心隱這樣的人，在書院里討論了很多政治問題，特別是關於張居正的改革，對朝政指手畫腳，又因為他們在民間的影響力太大，就有不少人依附他們的理念，導致形成「務虛」的社會風氣，而要順利進行改革，這種社會風氣是要不得的，必須扭轉這種不良風氣才行，於是，張居正採取了比較激進的舉措，利用封閉書院的行動，無疑是向世人特別是士大夫傳達了一個訊息——一切都要按考成法來，不要想著吃大鍋飯了!

▍ 張居正五十大壽，宴請朝中大臣，醉翁之意不在酒，乃為懲治貪官。網路配圖

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有些執政官員就是書院的成員，比如內閣次輔呂調陽就是比較喜歡講學的，於是，書院經常集結在野人士，發揮出「遙控時政」般的強大實力，如果說張居正封閉書院的目的，在於不讓其干涉朝政，不讓其影響變法，這是明面上的，還有一層不可言喻的，那就是避免官員之間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結黨。

如果說在張居正這個年代，書院還只是用來講學、傳道的話，那麼從大明王朝以後數十年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張居正閉鎖書院是有先見之明的，書院果然成為了一些政客結黨的場所，而且形成了明末著名的黨派——東林黨。

東林黨與閹黨的鬥爭，貫穿了整個晚明史，東林黨人為拯救大明江山，以書生之力披肝瀝膽，奮發圖強，諸如前期的顧憲成、左光斗、高攀龍，後期的黃宗羲等人，必須肯定，在道德層面上，這些以天下為己任的東林黨人的高尚氣節是值得學習的，然而，繼續「務虛」的作風卻為明朝的滅亡埋下了禍根，其實通過東林黨人自己所編寫的書籍可以看出，在後期部分士大夫已經明白了求真務實的道理，比如陳子龍曾編寫過《明經世文編》，顧炎武編寫《天下郡國利弊書》，黃宗羲編寫《明夷待訪錄》，就是總結明末的經驗教訓，希望後人能做到經世致用。

隨著黨爭的複雜化，東林黨、浙黨、楚黨、閹黨等相互攻擊，東林黨中也有一些政客喪失節操，毫無廉恥，只顧及自己的政治利益得失，而拋棄國家民族大義，導致整個朝廷政局混亂不堪，這實非江山社稷之幸!這也是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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