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爍：塑造新世界及其責任

O2O、共享經濟、二維碼支付、直播與知識變現……新生的互聯網概念層出不窮。創業和資本的較量，獨角獸和寡頭的博弈，傳統勢力和互聯網新貴的競合，誰是併購風雲的幕後推手？

財新圖書新書《互聯網寡頭戰爭》意在復盤2015年下半年資本寒冬襲來之後，互聯網行業發生的小巨頭併購等連鎖反應，揭示其背後推手——以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為首的互聯網巨頭在零售、出行、本地生活、金融等行業的布局競爭，記錄和呈現行業新貴的選擇與博弈，深度剖析中國互聯網生態的演進過程。

本文為《互聯網寡頭戰爭》序言。

《互聯網寡頭戰爭：BAT圈地運動與資本新格局》

屈運栩 等 著

郭瓊 王曉冰 高昱 主編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7年5月

塑造新世界及其責任

文 | 王爍

（財新傳媒主編）

1943年秋，二戰猶酣，未來的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接到了來自工業巨人通用汽車公司的邀請，由此開始了他對通用汽車公司長達18個月的調研，成果《公司的概念》（The Concept of Corporation）於1946年出版。這本書引爆了企業研究領域，它不僅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一位外人在企業內部進行深度研究的結果，還成為管理學的開創之作。甚至通用汽車公司傳奇總經理阿爾弗雷德多年以後的自傳《我在通用汽車的歲月》，也被視作關鍵內部人對這本書的系統回應。一宗事件，引出兩本名著，成就一段佳話。

2016年正好是《公司的概念》出版70周年。德魯克說，通用汽車代表的新興大公司是一種此前未見的組織，正在改變美國「個人—社會」二元結構。不管願不願意，工作者能否在大公司里實現人生價值，而大組織能否通過內部的生產結構產生效率、獲得利潤，對外能否與社會價值觀兼容，成為美國社會能否成功的關鍵。

這本書到今天也完全沒有過時，而現在是新一代「公司的概念」出世的時機。今天需要the concept of internet corporation（互聯網公司的概念）。互聯網公司對社會的改造，比70年前大公司對社會的改造來得更全面、更深入。分析互聯網對社會衝擊的書市面上已有很多，但分析互聯網公司作為一種新型組織及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書，我還沒有見過。你們手中的這本書也算不上這方面系統的嘗試，但可見一絲端倪。

《公司的概念》

[美] 彼得·德魯克 著

幕鳳麗 譯

機械工業出版社

2006年3月

與現代大公司的興起衝擊傳統社會相比，今天互聯網公司的興起對社會的衝擊顯然更全面、更徹底。

——更全面。對各種使用場景的發掘、進入和控制，使互聯網公司系統地改造社會。

——更徹底。互聯網公司洞穿了其對人們生活的層層傳統保護。今天網路上沒有人不知道你不是一條狗。跟身份有關的一切信息，變得越來越重要，越來越敏感，又越來越被濫用。

商業社會失敗者無數，互聯網公司亦不例外。當代的互聯網公司想要獲得成功依舊很難，攀至金字塔尖的還只是極少數。但如果公司能賓士在成功的軌道上，那麼其速度、勢頭、爆發力都是空前的，甚至令人頭暈目眩。互聯網公司的創始人和管理者必須完成從顛覆者到守護者的角色轉換，儘管他們很難走出顛覆者的心態，卻必須擔起守護者的責任，這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而且到來的是那麼的快。

這一切都發生在5～10年之間。現代大公司的代表，通用的興起花了30年，而互聯網公司則是每10年給社會洗一次牌。

世界是如此，中國尤其如此。

與美國互聯網巨頭面對成熟社會、成熟商業環境、成熟競爭對手不同，中國互聯網公司狂飆突進，只是偶爾面對舊秩序，更多的是經過蠻荒地帶。市場經濟在中國興起不到20年時間，完整的商業社會秩序——商業模式、競爭與秩序的形成、政府規制——要麼是在草創途中，要麼還是空白，就遭遇來自互聯網的輪番洗禮。中國互聯網公司越來越不是中國商業社會的衝擊者，許多時候並無可衝擊的對象。他們更是塑造者，因為常常要從一片空白中塑造商業模式，要在叢林競爭中尋找策略及其倫理，因為外在規制遠遠落在後面。中國互聯網公司極為年輕，其創始人和管理者們也同樣極為年輕，他們必須迅速調整心態，豐富技能，轉換角色。

德魯克之所以認為通用汽車代表的大公司極為重要，不光是因為當時大公司作為主導性力量剛剛出現在社會舞台上，還因為它是美式自由企業模式發展到那個時代的代表，可與納粹主義和蘇式計劃經濟模式競爭。美國社會要成功，前提是代表性大公司如通用的生產方式、管理之道獲得成功：既要有效率，獲得利潤，而獲得這些的過程與結果又要符合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自由競爭、機會平等、努力就有回報。

德魯克之所以認為通用汽車代表的大公司極為重要，主要因為它是美式自由企業模式發展到那個時代的代表，可與納粹主義和蘇式計劃經濟模式競爭。

公司要追求利潤，同時社會組織、員工和管理者也要在大公司的階梯上追求職業進步，因此公司同時也是社會人。公司在社會裡生存發展，個人在公司里獲得工作帶來的回報和成就感，實現抱負。德魯克強調，那個時代的大公司不僅帶來了前所未見的分工合作的生產方式，還有更多的使命，即折射、凝聚、擴展社會的基本價值觀。由此，德魯克提出工業公民（industrial citizenry）的概念。大公司在再造經濟微觀過程和結構的同時，要與社會價值觀兼容，也有責任幫助員工獲得比單純受薪更完整豐富的人生。

年輕的互聯網巨頭們，跟70年前的通用汽車們一樣，從整體經濟上看，無論其營收、利潤還是員工人數，所佔比例還很小，但重要的是它們引領了時代。這些期許和要求，也適用於今天的中國互聯網公司。互聯網公民（internet citizenry）這一課需要補上，從思考這些開始。

中國互聯網巨人們面臨與工業化大公司興起時完全不同的環境。當今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是什麼？我們遠不能像德魯克那樣幾無爭議地給出答案，它仍然在焦慮、紛擾和忙亂中醞釀，遠未定形。正因如此，中國的互聯網大公司有比前輩大公司更大的責任去參與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的塑造，並以此為基礎構建與政府、社會、競爭者、員工的合理、健康、可持續的關係。這責任當然並不唯一地屬於它們，但它們往哪個方向努力，確實關乎中國能否塑造良性社會。

BAT（指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已成為中國最大的三家互聯網公司。

舉目前望，中國的互聯網大公司至少有三重責任：

——保持商業競爭倫理始終不墮於底線之下。

——互聯網公司事實上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且重要的個人信息的託管人。在商業使用與隱私保護之間，互聯網公司需要找到合理的託管原則，以最小程度獲取並最大限度保護用戶信息和隱私。

——超級互聯網公司更有一重責任：提供仲裁。它們既要促進信息的自由流動和交易的自願發生，但又不能以此為由放任用戶濫用權力。釐清兩者邊界的努力，無論中外，都是剛剛開始，對Facebook、Google是如此，對阿里巴巴和騰訊也是如此。無論它們自己願不願意、社會願不願意，這些私人擁有的超級互聯網公司正在成為更多社會行為的仲裁者。這是一個全然未知的領域，每一步都爭議重重，但又不能不走。

沒有哪家公司願意承擔如此沉重的責任，但沒有辦法，力量越大，責任越大。騰訊、阿里巴巴、百度、360、小米，還有無數今天的獨角獸、明天的BAT（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三家公司的縮寫），都責無旁貸，沒有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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