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安娜

文史 06-02

撰文：安迪·麥克史密斯

翻譯：張舒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我們的成就，會讓二十世紀坐立難安。

——安娜·阿赫瑪托娃

歐洲的戰火剛剛熄滅半年。列寧格勒，一棟難掩往日輝煌的建築的三樓房間里，一名蘇維埃公民和一位西方來客之間，經歷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會面。以賽亞·伯林受英國政府派遣，前往莫斯科的使館公幹，目的是更多地了解被溫斯頓·邱吉爾稱為「謎中之謎」的封閉社會。他並非一位外交官，而是來自牛津的大學教師，曾在拉脫維亞首都里加和聖彼得堡度過其童年時代。上任之前，伯林和同事中的一名專業人士有信件往來；他的通信對象，沃德姆學院的教師莫里斯·博拉告訴他：「曼德施塔姆去世了，消息相當準確。他餓死了，就因為那些反動詩歌，他的名字被有意寫在了糧票發放名單的最下面。」「那阿赫瑪托娃呢？」「據說她還活著，在列寧格勒。」

列寧格勒此時正處於恢復期，在此之前，這裡的人們以歷史上最堅忍的耐力艱難度日。由於德國人的封鎖，補給只能在冬季月份送達——依靠卡車穿越拉多加湖結凍的冰面，一路朝東危險前行，方能到達旅途的終點。這座城市自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開始，一直在負隅頑抗，直至紅軍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成功突圍。在封鎖圈裡，因轟炸、疾病和營養不良造成的死亡人數至少有六十四萬一千人，其中包括一九四二年一月和二月份的二十萬人。以賽亞·伯林想要看一看自己成長於斯、飽受戰爭摧殘的故土，更重要的是，他還聽說在這裡書店的價格要遠低於莫斯科。從莫斯科坐上火車，到達列寧格勒的第二天，伯林就和使館的另一名工作人員，布倫達·特里普光臨了一家位於涅瓦大街的書店。櫃檯里的一位老者邀請他們移步後屋，一個叫做弗拉基米爾·奧爾洛夫的文學批評家正在那裡瀏覽詩歌櫃組。伯林先是問起封鎖的事情，然後向其打聽是否有作家住在城裡。在奧爾洛夫看來，列寧格勒在世的作家中，也許只有兩個人能讓一個外國客人感興趣，一個是快要被遺忘的諷刺短篇小說家米哈伊爾·左琴科，還有一個就是安娜·阿赫瑪托娃。

「阿赫瑪托娃還活著嗎？」伯林問他，面露驚訝。

「哦，是的，當然，」奧爾洛夫回答道。他把地址告訴伯林，就在不遠處豐坦卡河上的楓丹公館（噴泉屋），然後問他是否想要拜訪她。「那感覺，就像是突然受邀去拜訪克里斯蒂娜·羅塞蒂一樣，」伯林後來寫道：「我快要說不出來話了：我咕噥著說，我確實很希望能見到她。」

阿赫瑪托娃

會面定在那天下午三點。伯林先是回到阿斯托利亞酒店，然後獨自返回書店。他和奧爾洛夫穿過阿尼奇科夫橋，左拐，沿著堤岸前行，直至來到一座「壯麗的晚期巴洛克宮殿門前。大門裝飾有精緻的鐵藝，列寧格勒素來以此聞名。宮殿附近有一塊寬闊的空地，四四方方的院子看上去就像大號的牛津學院一樣」。順著陡峭昏暗的樓梯，他們走進了一個房間，裡面的傢具只有一個木製柜子，三四把椅子，一個沙發；在熄滅的壁爐上方的牆面上，掛著莫蒂里安尼繪製的一幅年輕時的阿赫瑪托娃的肖像。出來迎接他們的，不是定格在一九一四年內森·奧爾特曼油畫中那個稜角分明、魅力十足的詩人，而是一位典雅的、頭髮銀灰的女士，肩上披著白色的披肩，形容尊貴莊嚴，舉止從容不迫，她的面龐上寫滿了一生的苦難。

交談還沒有幾分鐘，以賽亞·伯林產生了一種奇怪的錯覺，像是幻聽一樣。他覺得自己聽到一個上流社會的腔調用英語在呼喊他：「以賽亞！以賽亞！」想到不可能會有英國人在列寧格勒找他，伯林完全不理睬那個聲音，全神貫注於眼前這位女皇一般的人物。

安娜·阿赫瑪托娃在其生命中曾兩度受到熱烈的追捧。一九一二年，文化復興之風席捲歐洲，馬雅可夫斯基、曼德施塔姆、普羅科菲耶夫等人相繼成名，聖彼得堡的詩歌圈子被詩歌朗誦會上這位矜持的、驕傲的、貴族血統的二十三歲的女性深深吸引。她的名氣因一戰和內戰暫時中斷，不過在到了一九二零年早期，彼得格勒的詩歌愛好者再一次湧入朗誦會，聆聽她的詩作。她和馬雅可夫斯基不相上下，一度超越亞歷山大·勃洛克，成為俄國最受歡迎的兩位詩人。不過二人各自的追隨者鮮有重合；馬雅可夫斯基成功收穫了布爾什維克的信任，而阿赫瑪托娃從未獲得，抑或是要求過官方的認可。在外界的眼中，她沉默不語。

一九一零年，二十歲的安娜嫁給了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自打她十三歲起，尼古拉就一直在追求她。尼古拉有點像俄國的吉卜林：他是詩人、也是探險家，同時還是浪漫主義的愛國者——他的作品自一九二零年代起，就從未出現在蘇聯的書店裡，直到蘇聯垮台。維克多·謝爾蓋一九一七年在法國見過他，那時的古米廖夫打算當一名駐外記者。「我們第一次談話時，他就明確了自己的位置：『我是一個傳統主義者、君主制擁護者、帝國主義者和泛斯拉夫主義者。我代表了俄國真正的本性，因為它是建立在正統基督教信仰之上的。你同樣也擁有真正的本性，不過你位於另一個極端：一觸即發的無政府主義、原始的暴力，還有難以馴服的信仰。我熱愛所有俄國的東西。』」他告訴謝爾蓋。

尼古拉·古米廖夫

嫁給這個執著的求婚者後，年輕的安娜·戈連科離開了烏克蘭，這裡是她母親自從一九零五年離開安娜的父親以後，一直定居的地方；他們遊覽了巴黎，重遊了皇村小鎮——沙皇家族消暑度假的居所，也是安娜長大的地方；隨後定居在聖彼得堡。為了開始全新的自我，安娜更名為「阿赫瑪托娃」，取自其母系祖先可汗·阿赫瑪之名，他是俄國最後的獨立的韃靼統治者和成吉思汗的後代。安娜，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三人共同開創了「阿克梅」詩歌流派；與此同時，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朋友們在莫斯科建立了「未來主義」。一九一二年，安娜生下兒子列夫，列夫由他的祖母撫養長大，因為他的父母一直忙於追求自己的事業。安娜和古米廖夫的婚姻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接連不斷的矛盾接踵而至；這對夫婦一九一七年分居，但並未離婚。她的一首詩歌，寫於一九一一年，開篇寫到：

面紗之下，她雙手緊握……

「你今日為何如此蒼白？」

「因為我以刺痛的傷悲為其煮酒，

直至他沉醉其中。」

有些人猜測，或許是嫉妒心和藝術家之間的較量迫使這兩個天資出眾又熱烈奔放的個體分道揚鑣，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早期古米廖夫對他年輕的新娘在詩歌上的初探確實表現得尖酸刻薄。不過，有一次他從阿比西尼亞探險回來，安娜在火車站和他碰面。他用嚴肅的眼光審視她，問她是否在寫作。當她給出肯定的回答時，他命令她大聲地朗讀自己的詩歌。「不錯，不錯」，這是他對此的反應。這個故事安娜最少說起過兩遍。從這一刻起，他便知道她是一個詩人同道並以此尊敬她；不過從伴侶的角度，他對她的不忠與日俱增。一九一三年，古米廖夫再一次踏上旅途，而安娜留在後方，成為聖彼得堡文壇的明星。人們效仿尼古拉二世的頭銜「俄羅斯的沙皇」，給她取了一個綽號，叫「俄羅斯的安娜」。從十二歲時寫下第一首詩歌起，十年之後，安娜已寫下了整二百首。她的第一部詩集《黃昏》出版於一九一二年；第二部《念珠》則在一九一四年三月問世，如她所言，「（這部詩集）的生命大約只有六周的時間。剛入五月，聖彼得堡的社交季節開始冷清下來；漸漸地，人們相繼離開。在這個時節，和聖彼得堡的離別就是永遠。我們回到的不再是聖彼得堡，而是彼得格勒；我們從十九世紀，瞬間被流放到了二十世紀。」

古米廖夫醉心於戰爭的榮光。他學會了騎馬並且加入了騎兵。阿赫瑪托娃則對屠殺心灰意冷。和知識界大多數人不同，她對於革命的爆發早有預感，一度極少寫作；直到一九二一年，安娜又一次迎來了靈感的爆發，儘管這個夏天發生了駭人的事件，但是她的創作仍在繼續。古米廖夫依舊享受著公開詩歌朗誦的狂熱。在一次朗誦會後，一個面目猙獰、身著皮夾克的男人，開始憑藉記憶背誦古米廖夫的詩行，彷彿沉醉於詩中。人們後來才知道，這個人此前是殺手，名為雅科夫·布朗金，他曾嘗試在契卡向曼德施塔姆尋求幫助。古米廖夫喜歡行動派，哪怕他對布朗金的政治深惡痛絕，兩人還是握了握手。正如阿赫瑪托娃的傳記作者評論的那樣，這是「兩個註定赴死之人的碰面」。一個月後，八月十日，阿赫瑪托娃出席勃洛克的葬禮。在這個悲傷的場合，她從同來弔唁的人那裡得知了一個更加悲傷的消息：古米廖夫在一周之前已被逮捕，因為他和彼得格勒大學一名叫做弗拉基米爾·塔甘采夫的地理學教授有所來往。塔甘采夫被指控為一項陰謀的核心成員，該陰謀關涉到軍隊首領和其他一些人。當局認為，他們希望通過喀琅施塔得的海員叛亂，終結布爾什維克的統治。古米廖夫和其他六十一個人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執行槍決。「恐懼，在深夜擺弄著/月光，化身為一把利斧。」阿赫瑪托娃在八月二十七、八日寫道。

安娜成了一個被槍決的蘇維埃反動派的遺孀，這個標籤伴隨了她的餘生。這一結果對於列夫而言更加不幸，他當時才八歲，並且繼承了他所崇拜的父親的姓氏古米廖夫。不過，當時厄運並未接踵而至。阿赫瑪托娃的第三部小詩集於一九二一年出版，第二年，她的詩歌被一個更大的選集《公元一九二一》（Anno Domino MCMXXI）收錄。那時的安娜名聲卓著，有一位名叫鮑里斯·艾亨鮑姆的批評家出版了一部關於她的專著，他在書中回憶起，他的同時代人第一次接觸她的作品時，是何等的「困惑、驚訝、狂喜」。在描繪安娜詩歌中的女英雄（並非阿赫瑪托娃本人）時，鮑里斯強調了她「矛盾」或「雙重」的面相——「一半是燃燒著激情的妓女，一半是向上帝祈禱、請求寬恕的修女。」這句評論在寫下整整二十四年後，又被重新拾起，用來詆毀詩人。

一九二二年，作家科爾涅伊·楚科夫斯基發表了一篇創見性的論文，表明整個俄國可以在馬雅可夫斯基和阿赫瑪托娃之間做出劃分，前者體現了未來，而後者代表了過去的前革命時期最為珍視的東西。楚科夫斯基的本意是褒揚，但是出其不意地強化了黨派圈子裡的信念，認為阿赫瑪托娃是舊政權的殘餘。同年秋天，《真理報》從托洛茨基即將出版的談論文學的著作中摘錄了兩章，書中說到，他承認阿赫瑪托娃「非常有天賦」，但是又補充了一段諷刺性的文字，解釋上帝是如何在她的詩歌里無處不在。「這個人（上帝）已不再年輕，他是如何肩負著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等人私人且頻繁的討厭差事，同時又能利用其業餘時間引領宇宙的命運呢？真是不可思議！」他調侃道。

在這段前斯大林時期，質疑當局的言論，甚至包括人民委員會關於戰爭的言論，還是被允許的。有一位叫尼古拉·普寧的批評家勇敢地讚揚阿赫瑪托娃是「上一代人中最具原創性的詩人」。安娜第二段不太美滿的婚姻，是與一名專攻巴比倫歷史的專家的結合，她最後發現對方是一個控制欲極強的家庭暴君。結束這段婚姻之後，阿赫瑪托娃選擇了一種更加自由、後革命時期的性觀念，索性搬到了音樂家阿圖爾·盧里耶的家裡，和一名叫做奧爾加·蘇傑伊金娜的女演員與之共同生活，直到後來她和普寧組建了一段長期卻緊張的關係為止。安娜搬到了普寧位於豐坦卡的舍列梅捷夫宮的公寓中——如今阿赫瑪托娃紀念館所在地——這裡也是以賽亞·伯林二十年後與之會面的地方。普寧飽受磨難的妻子安娜·阿倫斯別無去處，搬到裡屋的一個房間，和他們四歲的女兒伊琳娜生活在一起，而阿赫瑪托娃和普寧則居住在書房裡。一九二八年，當時十六歲的列夫·古米廖夫離開了祖父母的家，搬到列寧格勒讀書，家裡自此變得越發擁擠，情感上也更加錯綜複雜。列夫是個聰穎且勤奮的年輕人，但是童年給他打下了情緒化的烙印。他憎恨普寧，後者曾經刻薄地評論過他父親的詩歌。普寧認為自己是一家之主，而且，儘管阿赫瑪托娃可以堅定地捍衛自己的獨立，但是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從法律上來說這是他的公寓，而她和她的兒子都是他的房客。

比家庭內部的張力更讓人苦惱的是一條不成文的禁令，它不允許安娜的作品出現在二五年以後任何的蘇維埃出版物上，這讓她陷入了極大的財務困境。一九三二年晚些時候，帕斯捷爾納克震驚地獲知，安娜病倒了並且窮困潦倒；他好不容易才說服她接受了自己五百盧布的資助。然而，阿赫瑪托娃的名聲還是幫她獲得了一些其他人難以企及的豁免權。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基洛夫被謀殺之後，成千上萬所謂「列寧格勒的貴族」遭到拘捕並被驅逐出境，阿赫瑪托娃不在其中，儘管她的祖先包括韃靼人和一些非常富有的俄國商人。相反，當局找到了另一種尤其殘酷的方式來威脅她——通過迫害她的兒子。一九三三年，時年二十一歲、勤奮刻苦的列夫·古米廖夫在上一節介紹中東的課外輔導課時，警察不期而至。他在監獄裡待了九天，不過他的輔導教師消失無蹤。一九三五年秋天，列夫和普寧一同被逮捕，和他們一起的，還有列夫在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認識的一些學生。在朋友的建議下，阿赫瑪托娃直接給斯大林寫了一封陳情信。她一路前往莫斯科，住在帕斯捷爾納克和他妻子家裡，由鮑里斯·皮利尼亞克開車載著她到克里姆林宮遞交它。她寫道：

我向您起誓，他們不是法西斯，不是間諜，不是反革命社團成員。我從革命之初就生活在蘇聯。我從未想過要離開我心繫的祖國，儘管我的詩歌不能出版已成事實……僅有的兩個親人被捕帶給我沉重的打擊，我將難以從中恢復。我懇求您，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把我的丈夫和兒子還給我。

同一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帕斯捷爾納克寫下另一封陳情信，進一步加強了安娜的訴求。斯大林讀完了兩封信，在阿赫瑪托娃那封上面潦草地塗了幾筆：「致雅戈達同志。釋放普寧和古米廖夫並通報執行。斯大林。」波斯克列貝舍夫致電帕斯捷爾納克宅，告知了這一喜訊。當天午夜，普寧旋即被當局釋放，他大驚失色，徒勞地請求留宿在他的牢房裡，直到早上能夠找到一輛計程車再走。考慮到當時的局勢，這近乎是個「奇蹟」。唯一沒有加入到全體欣喜氛圍中的人是阿赫瑪托娃。她實在太疲憊了，他們根本沒法把她從睡夢中喚醒。聽到喜訊，她嘟囔了幾句，然後又再一次睡去。

下一次，奇蹟不再光顧。列寧格勒大學的系主任米哈伊爾·拉索金不畏懼時局，允許古米廖夫在一九三七年返校參加考試，但是在那之後不久，拉索金就慘遭逮捕，並在審訊過程中被殺。他的屍體被扔出窗外，以便將其死亡解釋成自殺。古米廖夫則在一堂歷史講座上無畏卻草率地捲入了一場公開的爭論，因為講演者誹謗他去世的父親。他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再次被拘捕，遭到毒打，然後被判在勞改營服刑十年。當年十月，在列夫被逮捕僅半年之後，阿赫瑪托娃最終獲准探視她的兒子。為了鼓勵她，古米廖夫還帶了一條借來的圍巾，引用了幾行布洛克的詩句，告訴她：「我和拉狄克的待遇一樣，十年！」這根本算不上安慰：卡爾·拉狄克在刑滿釋放很久以前就被謀殺了。古米廖夫被遣送去北方，到白海運河勞改，一次意外中被斧頭砍傷了腳——在極端惡劣的苦役條件下，受傷很可能是致命的。苦役之外，偶爾古米廖夫還會被送回列寧格勒，為其案子接受審查，回應「恐怖活動」的指控。

列夫關押克列斯特監獄期間，或許時常有人會在等待消息或想盡辦法捎些食物進監獄的隊列里，從一群絕望的妻子、母親和情人中發現一個高大、頭髮灰白、驕傲的女性，認出她是阿赫瑪托娃。將近二十年後，她寫下了這段短文，作為《代序》，放在其晦暗、鏗鏘的詩作《安魂曲》的開頭：

「葉若夫恐怖」肆虐的可怕年代，我在列寧格勒監獄等候的隊列中度過了十七個月。一次，有個人「認出了」我。當時，一個嘴唇青紫的女人站在我身後，當然，她從未聽說過我的名字，從早已將我們壓垮的恍惚狀態中清醒過來，在我耳邊低語（那裡每個人說話都是低聲細語的）：

「您能把這些記錄下來嗎？」

我回答：「是的，我能。」

於是，像是一絲笑意，掠過了曾經屬於她的那張面龐。

這首詩接下來寫道：

一紙裁決……她的眼淚奔涌而出，

她早已與外物訣別，

就像從她心頭痛苦地剜去了生命，

就像殘忍地掌摑她，

但她還要繼續……蹣跚而行……獨自一人……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列夫被流放到諾里爾斯克，人類世界定居之所的最北端，在此他成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地理學家。他母親和普寧的親密關係不久後終結。分手在形式上體現為噴泉屋房間的調整：阿赫瑪托娃搬進裡屋，而普寧的前妻安娜·阿倫斯搬回了普寧的房間。

當年晚些時候，她出其不意地迎來了好運。斯大林突然想起了她。一九三九年二月的一次文學見面會上，斯大林問起她在何處，為何不再寫作。在流傳的版本中，斯大林之所以想起她，是為了給他年輕的熱愛詩歌的女兒斯維爾塔娜「送去爸爸的禮物」，但是這個故事不太可信——在她的自傳中，斯維爾塔娜是在一九四二年，從一個初次見面的愛人借閱給她的書中發現了阿赫瑪托娃的作品。無論出於什麼原因，阿赫瑪托娃應邀準備一本詩歌選集，名為《選自六卷書》，一九四零年一月，她獲准進入作家協會，這意味著她在個人財務方面立即獲得了改善。帕斯捷爾納克、阿列克謝·托爾斯泰、以及時任作協主席的法捷耶夫甚至提議，因為《選自六卷書》的出版，可以考慮授予她斯大林獎。不過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希望。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日，一個名叫D·克魯金的小官員給列寧格勒的市委書記安德烈·日丹諾夫上書了一份報告，內容關於缺乏革命性或蘇維埃主題，以及從未言及社會主義的詩歌出版物。日丹諾夫做了筆記，寫下一份怒氣沖沖的備忘錄，交給了宣傳鼓動部門的負責人喬治·亞歷山大羅夫：「這些作品集的出版真是莫大的羞恥，如果它們也配稱得上出版物的話！像這種『淫蕩的阿赫瑪托娃向上帝的榮耀祈禱』，這種詩也能出版嗎？誰推動的？」一個月之後，中央委員會秘書處發文，斥責編輯人員的疏忽大意。在中央控制委員會主席安德烈·安德雷耶夫親筆手寫的裁定上，命令沒收這些煽動性的詩作。阿赫瑪托娃九個月的出版詩集作者的生涯再一次結束。

政權從納粹入侵之初的震驚中恢復以後，警察重新啟動了他們的日常工作。維克多·齊爾蒙斯基，最早發現阿赫瑪托娃天賦的批評家之一，曾於一九一六年稱讚她是「青年一代最傑出的詩人」。他和其他數千人一樣，在德國軍隊分裂烏克蘭，包圍列寧格勒時被捕。然而，政權的暴虐以及它未能為這場災難做準備的愚蠢行徑，都沒有阻擋住俄國人在看到他們的土地遭到入侵時爆發出的愛國主義熱潮。阿赫瑪托娃的反應可以從一篇寫於這次入侵一個月內的短詩中概括出來：

她，今日與戀人分離——

讓她把傷痛鍛造成力量吧。

我們對著孩子起誓，對著墓碑起誓，

無人迫使我們屈服！

雖然她因擔心受迫害的兒子而身患疾病，但是，在城市的當權者與阿赫瑪托娃接洽，希望她做一個廣播時，她欣然答應。九月份，這座城市的收音機聽眾聽到了沉默已久的聲音：

我親愛的市民朋友們，列寧格勒的母親，妻子和姐妹們，在過去的一個月，敵人威脅說要俘獲我們的城市，要對它造成巨大的傷害。這是聖彼得的城市，列寧的城市，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布洛克的城市，文化經濟繁榮的城市，如今卻被敵人以死亡和羞辱相威脅。我，像所有列寧格勒人一樣，只要一想到我們的城市，想到這座城市可能會被夷為平地，就心如刀絞。我的全部生命和列寧格勒緊緊地系在一起——我是一名列寧格勒的詩人，列寧格勒給予了我的詩歌生命。

轟炸讓噴泉屋的家不再安全，阿赫瑪托娃搬到了一個朋友的地下室。她的新身份——作家協會的成員讓她獲益良多。九月底，她先是飛往莫斯科，然後乘坐一輛滿是作家、藝術家和演員的列車向東部行進，其中包括帕斯捷爾納克和法捷耶夫。她和帕斯捷爾納克在同一個車廂，友好地聊著天。詩人瑪格麗特·阿里戈注意到，這兩個人「不論身邊發生了什麼，他們習慣於簡單、自然的言談舉止，他們習慣於做自己——或許源於他們的教育。」到了十一月，阿赫瑪托娃來到塔什干，在一個由撤離作家組成的小社區里度過了將近三年的時光。「在塔什干，我第一次明白，在酷熱的夏天，樹的陰影和水的聲音意味著什麼，」她如此寫道：「我同樣明白了，什麼是人間的善意——在塔什干，我常常病得厲害。」一九四二年她得了斑疹傷寒；第二年患上了猩紅熱。

一九四四年五月，安娜飛回了莫斯科，六月乘火車抵達了列寧格勒，急切地和弗拉基米爾·加爾洵醫生團聚，安娜相信這個人就是她現在的愛人。加爾洵在圍困期間一直留在列寧格勒。她到達列寧格勒時，加爾洵在火車站等著她，他們一道走下站台，密切地交談了十多分鐘。就在這段時間，她發現他已經不再是曾經的那個人，關係就此中斷。考慮到加爾洵目睹的一切，很難對其太過苛責。有一年冬天，他的妻子因為飢餓在大街上跌倒。當他趕到停屍房時，只能通過衣著來辨認她：她的面部已經被老鼠吃掉了。

阿赫瑪托娃別無選擇，只能回到噴泉居飽受戰爭摧殘的房子，那裡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洗劫一空。她的書在寒冷的冬季被點燃用於取暖。不過沒過多久，這個房間又滿滿當當了：普寧回來了，帶著他孀居的女兒、外孫女，還有一個新的妻子。

比愛情上的失落和家庭生活的摩擦更磨人的，是她對兒子長時間的焦慮。列夫的判刑在一九四三年終於熬到了盡頭，他在地理學方面取得的成就讓他入了伍，並且上了前線。安娜嚇壞了，擔心他可能會被安排進一個勞改營，送他赴死；雖然結果證明這些恐懼毫無根據，但是她已經經歷了太多，無法天真地期待戰爭結束之後會發生什麼了。一九四五年，她寫道：

浮士德的身影就在遠方

在一座黑塔密布的城裡

……

召喚魔鬼，與其討價還價之人

欺騙了他，為了我們的遺產

把這個交易留給我們

然而，也有一些改善的微弱跡象。她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中途停留莫斯科，期間獲准在首都一棟建築的大型集會中朗誦詩歌（要麼是在工業技術博物館，要麼按另一個版本，是在工會大廈的圓柱大廳）。那年晚些時間，列寧格勒的作家協會組織了一場公開演出，傳言阿赫瑪托娃將會出席朗誦。一名叫做蘇菲·奧斯特洛夫斯卡婭的波蘭貴族曾在一九二一年聽過阿赫瑪托娃的吟誦，這次她非常激動，因為她獲得了一個前排的位置。當列寧格勒作家協會的分會主席，一個名叫亞歷山大·普羅科菲耶夫（不要和同名作曲家混淆）的不甚有名的詩人讓阿赫瑪托娃登台表演時，場下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奧斯特洛夫斯卡婭在時隔二十多年後再一次看見她，寫到：「她的步伐依舊庄重、輕盈，她的儀態筆挺、優雅、驕傲——在這位高大、深色發色、莊重的女性身後，無形的聲望、悲傷、巨大的失落和傷痛籠罩著她。」

這就是以賽亞·伯林在那間寒酸的小屋裡遇到的女性。她的舉止如此莊重和嚴肅，彷彿是一位王者，伯林不由地向她鞠了一躬，感謝她答應見面。伯林告訴安娜，西方人得知她一切安好肯定倍感寬慰，因為他們太久都未聽到關於她的訊息。與此相反，她回應道，《都柏林評論》刊載了一篇關於她詩歌的文章，另外在博洛尼亞，有人寫了一篇關於她的論文。她問起倫敦是如何應對閃電戰的。在他羞澀地回答這些問題時——因為他發現她的舉止令人生畏——他始終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聽見有人在用短促的英語呼喊他的名字。雖然他努力想要不理會它，但是那聲音依舊在持續。最終，他跑到窗口確認，才發現在外面，站在大法院前面，有一個像是喝醉了的大學生模樣的人，他穿著得體，年齡剛入中年，正在大聲呼喊：「以賽亞！」

伯林一眼就認出了他，儘管他們最近的一次碰面已經是十五年前。倫道夫·丘吉爾，前首相的兒子，在蘇聯供職於一家美國報紙，擔任通訊員。他是伯林在牛津大學基督聖體學院的同學。

一時間，伯林太過驚訝，幾乎不知所措。不過他還是低聲咕噥了一句抱歉，趕緊跑下樓，弗拉基米爾·奧爾洛夫緊隨其後。丘吉爾正身處於一樁小麻煩的「水深火熱」之中，對他而言，這比世界上一切詩歌都更加重要：他需要一個冰箱來儲存魚子醬，但是酒店裡沒有人能理解他的需求。他要求領館提供幫助，布倫達·特里普不巧又透露了以賽亞·伯林正在城裡，拜訪住在噴泉屋的什麼人。於是丘吉爾決定，讓伯林為他充當翻譯。

伯林儘可能快地處理掉這位不速之客的事情，回到書店，要到了阿赫瑪托娃的號碼。他打電話向她致歉，問她能否重新預約拜訪。她回答說，她可以在九點等他。他們的對話整整持續了一個通宵。最開始還有第三個人在場，阿赫瑪托娃前夫家的一個小姑娘不斷向伯林詢問有關英國大學的事情，阿赫瑪托娃對此不感興趣。真正的對話開始於午夜，其他人都走了，只有伯林和阿赫瑪托娃相互陪伴著彼此。她問起一些移民國外的老朋友的境況，在她得知鑲嵌畫藝術家鮑里斯·安雷普為她製作了一幅名為《同情》的鑲嵌畫作時，深受感動。她還給伯林展示了安雷普一九一七年送給她的黑寶石戒指。她無拘無束地談起故人，包括曼德施塔姆。聊到古米廖夫的槍決時，淚水濕潤了她的眼眶。

然後，她提議為其朗誦幾首她的詩歌——不過在此之前，她先是憑著記憶背誦了拜倫的《唐璜》選篇。她的發音有些古怪，伯林幾乎連一個詞都聽不明白，只得把臉轉向窗口，以此來掩飾他的尷尬。緊接著，她讀了幾行自己的詩作，包括未完成的《沒有主角的詩歌》，伯林回憶說：「我意識到自己正在聆聽一首天才之作。」她還為伯林朗誦了《安魂曲》的手稿，直到後來他們聊起了一九三七到三八年，以及排在監獄外面的隊伍。當伯林說起曼德施塔姆時，安娜流下眼淚，陷入了長時間的靜默，然後懇請他換一個話題。凌晨三點，列夫·古米廖夫回到家，打斷了他們的交談。他已在去年十一月複員，最終在列寧格勒大學完成了他的歷史學位，並且註冊成為了一名研究生。從前線回來之後，列夫和母親的關係相當融洽。他煮了一大盤土豆，這是他們唯一能夠弄到的食物；與此同時，他的母親一直在批判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克魯采奏鳴曲》中對於兩性的態度，在她看來，這兩部作品都傳達出了對女性的厭惡之情。她聊起普希金，還有她崇拜的帕斯捷爾納克，向伯林打聽他的私人生活；她回憶了自己的少女時代，在一九二零年代結識的藝術家；她還談到貝多芬和藝術的意義。伯林走後，安娜深受這次會面的觸動，寫下一首詩，並在他一月五日離開列寧格勒前向她告別的時候，把詩歌贈給了他。

這個不期而至的客人來自一個人們自由暢談心聲的國度，他為安娜帶來了她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都未曾見過或聽起過的朋友的訊息。這是阿赫瑪托娃生命中最後一段偉大的愛情。在《沒有主角的詩歌》的手稿里，她將第三個和最後一個獻詞送給了「來自未來的客人」，這一明顯的意指被認為太過危險，最終蘇聯的編輯在其死後出版的選集中極不情願地刪掉了它們。一九五六年寫下的這句詩中，或許所指的也是同一個人：

他不會是我摯愛的丈夫

但是我們的成就，他和我，

會讓二十世紀坐立不安。

看上去，她的心中藏有一個隱秘的希望，那就是伯林會回來迎娶她，這個想法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實際，他們的年齡差異——他們見面時她五十六歲，而他三十六歲——或許只是眾多阻礙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當伯林一九五六年再次訪問蘇聯時，氣氛比之前自由了許多，帕斯捷爾納克告訴他，阿赫瑪托娃居住在莫斯科，希望能夠和他通電話，但不見面。她發現他已經結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