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影死了」這件事，戴錦華承認了

在一場名為《柔軟和堅硬的銀幕》的講座中，深受年輕人喜愛的北大教授戴錦華表示：電影除了用「柔軟的銀幕」撫慰觀眾，更需要給人們一個觀察「堅硬現實」的窗口

戴錦華教授出現在講台上時，200人頓時安靜了。

「到今年，我任教35年。我的一個缺點是，我很喜歡講話。」這場講座由「北京啟皓」主辦，他們計劃每季邀請來自全球的學者演講，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邁克爾·桑德爾曾在這裡跟公眾探討政治話題，而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戴錦華則是第一位演講的中國學者。「我講得很high的時候，經常不注意聽眾感受。請你們打斷我，用任意的方式讓我知道。甚至用腳投票，隨時離開。」這是她的開場白。

「我們正置身在一個激變的時代。」戴錦華背後PPT出現了演講大標題《柔軟和堅硬的銀幕》，今晚，她不只關心電影，還關心人類。

電影死了

第一張PPT打齣電影《布達佩斯大飯店》劇照，這是一部幾乎愉悅了所有人的電影。

戴錦華提出「柔軟的銀幕」概念。社會高速發展，觀眾只能渴望在銀幕前尋求撫慰，在黑暗的世界裡逃避兩三個小時，「我們經常面對電影銀幕撒嬌說，你沒愉悅我，你沒滿足我。」

美國導演韋斯·安德森擅長餵給觀眾「柔軟的、帶有一點點痛感的恰當的甜蜜」。《布達佩斯大飯店》用柔美精緻的色彩和畫面，讓一家著名大飯店守門人開口講故事，關於文藝復興名畫失竊、名門望族內鬥，以及歐洲在20世紀經歷的戰火和變遷。驚心動魄的歷史只是背景，觀眾看到的仍然是「喜劇、幽默、調侃、遊戲，是有限度的恰到好處的犬儒」。

從任何角度看，這部電影都能找到優點誇一誇：電影人看到「專業的、炫技式的」電影技巧；搞美術的看到色彩和構圖；普通觀眾也能對其中來自英國和不止來自英國的專業演員的演技驚嘆一下。

柔軟精緻只是這部電影的表象，《布達佩斯大飯店》里使用了早已不再時興的攝影技巧以及膠片電影銀幕格式，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一部數碼電影。戴錦華說：「它用一種柔軟愉悅的方式，悄悄暗示觀眾一個殘酷的現實：膠片死了。」

她為此感到傷感，用一連串形容詞表達她對膠片走向末路的哀愴：「以一種無聲無形、沒有血跡、沒有哀嘆、沒有祭奠的方式發生，甚至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悲嘆。」

人們只欣慰於科技的進步，而電影研究者卻感到了危機。戴錦華在PPT上打出媒介理論家麥克盧漢的話：「媒介即信息。」她說：「在絕大多數歐洲語言中，我們稱電影為『film』，它真正的意思是膠片。」膠片死了，言說的信息被改變，遊戲規則也將改變，所以電影仍將繼續存在嗎？

在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上，戴錦華將這個問題拋給了美國電影工業的兩位代表：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和喬治·盧卡斯。她沒有想到的是，斯皮爾伯格幾乎毫不猶豫地回答：「電影死了。」盧卡斯表示贊同並補充，「但是3D將取而代之。」斯皮爾伯格不甘心，立刻說：「我不同意。」

戴錦華在講座現場複述了這個故事，並且心有戚戚地說：「我的一生已經交給了這個藝術，現在你告訴我它死了，那麼我往哪裡去。」

她對死後的電影做過不少設想。比如，銀幕用來幹什麼：「也許大數據將取代敘事，今後的電影也許不再講述故事，是一種碎片式的形象集錦。」她還設想過VR目鏡，她在PPT上放了一張照片：人們戴著VR目鏡，面帶旁人無法理解的奇異微笑。

這顯然不是戴錦華喜歡的未來電影的樣子，「經常在講座里，有人舉手告訴我：戴老師，我們公司在開發VR電影。我沒好意思追問，什麼是VR電影？」她覺得沒法想像一群人各自戴著自己的目鏡，坐在影院里，沉浸在各自的世界裡，而面前的二維熒幕一片漆黑，「電影魅力的很大一部分來自影院空間。」

戴錦華說：「我百分之百肯定，電影死了。不要告訴我電影是無限可能的藝術，所有藝術存在的前提是限定自身。一旦限定被打破，意味著此種藝術的死亡。」

堅硬的世界

「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歡《小時代》。」現場有笑聲。戴錦華的反感並不來自電影拍攝技巧的好壞，她補充一句，「如果因為電影藝術，我肯定不會提起它。」現場大笑。

她批評了五分鐘「小時代」所代表的「小清新小確幸」文化。她厭惡這類文化受到的認可，「這實在是太輕佻和自以為是了。」她說，正相反，「一個大時代正以人類文明史中從未出現過的速度，向我們撲來」。和觀眾渴望的柔軟銀幕不同，這個大時代是堅硬的。

PPT上打出了今年獲得奧斯卡大獎的黑人同性戀影片《月光男孩》。「我們歡呼這個勝利，人類的進步非常巨大——美國還通過了同性戀婚姻立法。」但在立法當天，與戴錦華一街之隔的格林尼治村，右翼極端白人青年槍擊了同性戀者表示抗議；而法國同性戀婚姻立法後，右翼軍人在巴黎聖母院門前吞槍自殺，「在柔軟的銀幕背後，堅硬的現實正在做『絕望、暴力、瘋狂的抵抗』。」

屏幕上又投影出另一部獲得2013年戛納金棕櫚獎的同性戀電影《阿黛爾的生活》。一個迷人的初戀故事，用一場極端暴露和極端長度的女同性戀床戲表達。暫停一秒，戴錦華說：「如果你們看完這部電影只記得這兩點，我只能說：對不起，你太渴望一個柔軟的銀幕世界了，而且有意剔除了所有堅硬。」

這部電影改編自少女漫畫，最後卻沒有拍成棉花糖一樣的卡通童話，導演在裡面包裹進了硌牙的現實。戴錦華看來，這場初戀是由「吃不吃牡蠣」、「怎麼吃牡蠣」堆積而成的階級鴻溝摧毀的，「這是無論多麼熾熱的愛情和情慾都不能填充的。」

說到階級鴻溝，戴錦華提到曾在知乎上看到一個提問：北京有窮人嗎？如果有，為什麼我沒看見呢？「我久久陷入震驚。」她說。

一個月前，她讀到一份財富報告，說2016年全球8個首富佔據了人類財富的50%，「這份名單上，我只認得巴菲特和比爾·蓋茨。」那些被熟知的世界和中國巨富都不在名單上，「這說明什麼？他們正和我們分享剩下的50%財富。這是新技術、看似平等、每個人都能當5分鐘明星的社會拒絕讓我們看到的現實。」

因此，她覺得，電影除了用「柔軟的銀幕」撫慰觀眾，更需要給人們一個觀察「堅硬現實」的窗口。2016年，戛納大獎頒給了肯洛奇的《我是布萊克》，這個結果引發了爭議，大家覺得這個關於失業木匠和單身母親互相幫助的故事俗套極了。而戴錦華卻「對戛納評委充滿敬意，他們把重要電影節導向一個特殊人群——棄民」。

布萊克是個生活在英國都市的工人，得了心臟病，要開健康證明申請國家救濟，但是他不會用電腦預約。得不到救濟，他只能去工作，而一旦工作又喪失了申請救濟的資格。「這讓我想起第二十二條軍規的故事。這部影片展現了我們想像力外的現實：在今日英國，竟然有人從來沒用過電腦。」

近年，戴錦華對「堅硬的現實」越發敏感。在這十年中，她去了不少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她在秘魯見過用樹枝搭的房子，在行走時，人們需要拿著砍刀一路砍掉亞馬遜叢林的荊棘。在印度，她和村民一起吃手抓飯，看著菜湯在沾滿塵土的手上流下來。兩個月前，她去順德探訪了「自動化流水線」，當地官員自豪地告訴她，流水線是非常不人道的，他們用科技解放了工人。而戴錦華想的是，「這些工人被解放到哪裡去了？他們的生存被拋出了視野。」

在現場，她問大家：「我們真的遭遇了最堅硬的現實了嗎？並沒有。最堅硬的部分仍然被剔除在銀幕之外。」這時，一隻手舉起來，「該如何在銀幕上講關於中國的堅硬故事？」

戴錦華沒有直接問答，她舉了兩個反例——《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釵》。兩個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故事必須找一個日本人或是美國人做敘事主角，「結果就是：兩部影片中的中國英雄，都在影片1/3的時候死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總是膽怯地想，他們想聽什麼故事、怎麼講他們才能聽懂。」

「在這個時刻，我慶幸我夠老了。我可以逃離必須選擇的時刻。」講座最後，戴錦華說。PPT又翻回第一頁，上面寫著演講題目《柔軟和堅硬的銀幕》，她看著下面的年輕晚輩，「但是你們一定會承擔。你們可以選擇柔軟的銀幕，但是不能逃離堅硬的生存現實。」

看天下385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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