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天生不會用證據思考

那天和一個很好的朋友聊到「證據主義」。他問我為什麼要為自己的專欄起這個名字。我說，因為在我看來，我們很多人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無法區分感覺（Feeling）和事實（Fact）的區別，在不經意間將兩者混淆。證據主義，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被自己的情感和偏見影響，只專註於那些客觀的數據和證據，並僅以那些證據為基礎做出自己的判斷。

我據理力爭，跟朋友舉出諾貝爾獎得主，斯坦福大學教授Robert Aumann的例子。在Aumann曾經寫過的一篇非常著名的學術論文《Agreeing to disagree》中，他提出：如果爭論雙方獲得相同的信息，那麼他們不可能得出不同結論。換句話說，只要證據足夠充分，那麼在相同的證據面前，理智的人群應該達成共識。如果這群理智人在充分的證據前無法達成一致，那麼其中必有人在刻意撒謊。這可能也是「真理越辯越明」最嚴密的邏輯證明之一。

這個故事發生的背景：1960-70年代的越南戰爭時期。讓我先來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越南戰爭的歷史背景。

1954年，在經歷了9年的印度支那戰爭後，北越共產黨軍隊終於戰勝了法國殖民政府，將他們趕出了北越。同年戰爭各方在瑞士的日內瓦開始和平談判。談判促生了1954年《日內瓦協議》（Geneva Agreements）。《日內瓦協議》提出：法國撤出越南，並承認越南、柬埔寨、寮國為獨立國。以北緯十七度為界，分割南北越南。南北越為中立國家。南北越在1956年7月以前實行普選，由普選再統一南北越。

1961年，肯尼迪就任美國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肯尼迪說到：為確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勝利，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這些就是我們的保證——而且還有更多的保證。肯尼迪號召美國國民：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麼。從1961年開始，美國政府對越南的軍事援助從資金和信息升級到派遣地面部隊。

1964年，約翰遜贏得總統競選，成功連任美國總統。從1965年開始，約翰遜決定動用B-52重型轟炸機，對北越地毯式空襲，代號「滾雷行動（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美國空軍參謀長李梅上將宣稱，要把北越炸回到「石器時代」。約翰遜政府認為，只要美軍飛機對越南北方進行地毯式轟炸，就會使北方屈服，從而實現美國的越戰目的。

在不斷加大轟炸力度的同時，約翰遜總統和美國政府一直有這個疑問：瘋狂轟炸北越，到底能不能達到他們的軍事目的？北越到底怕不怕被炸，如何衡量轟炸的效果？

蘭德公司的前身是美國空軍1945年立項的「蘭德計劃」。1948年，蘭德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從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獨立成為一個智庫公司。上面這張照片，就是蘭德公司在1960年代被派去西貢的員工合影。

蘭德公司的分析人員在和戰俘的訪談中做了大量的細緻工作。很多時候，戰俘們一開始根本不願意和這些美國人交談。因此這些工作人員經常要花很多時間先和戰俘建立一些互相信任，告訴他們自己不屬於美國軍隊，和他們交談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獲取軍事機密。每一次訪談都要持續好幾個小時，從一開始的閑聊開始，到慢慢進入正題。

站在今天，當我們回顧歷史，很多人可能覺得很容易就能看出美國在越南根本沒有勝算。但是，如果時光倒流，我們把自己放到1960/70年代，要得出正確的結論就要困難得多。在英語里，這種現象叫做Hindsight Bias （後見之明）。在中文裡，這叫做「事後諸葛亮」。

先來說說第一位：Leon Goure。Goure是一位職業難民。1922年他出生於莫斯科，因此他一開始是個蘇聯人。Goure家庭的政治背景為孟什維克，因此為了躲避布爾什維克的迫害，一家人在1923年逃亡去了柏林。1933年，為了逃離納粹德國對於他們的迫害，Goure一家再次流亡，從德國來到了法國，並且在1940年輾轉來到了美國。也就是說在Goure的前20年，他就一直是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度過的。

從始至終，Goure都堅定的相信美國必勝。每次Goure在對美國軍方高層領導做的彙報中他都是這一個意見：越共的士氣在我們的輪番轟炸下受到極大打擊。只要我們對他們繼續轟炸，只要再堅持那麼一段時間，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乖乖投降，跑回他們的河內老家去。

1965年，在研究了大量的越戰情報分析之後，Kellen得出結論：美國無法贏得越戰。要知道，這比最後越戰結束（1975）的時間整整早了10年。當時美國軍方和政府的主流意見以Goure的分析為基礎，普遍認為只要繼續大規模轟炸，北越遲早會投降。

但是Kellen繼續往下聽這段訪問記錄時發現，當研究人員問這位軍官，美國人是否能夠贏得越戰的勝利時，該軍官的回答也是：不可能。這時候Kellen意識到，後面這個回答要比前面的回答重要的多。因為在這位越共軍官的腦中，他根本沒有去考慮過戰爭的輸贏。在這位軍官看來，他需要做的只是戰鬥，而他對戰鬥的結果根本非常冷漠，甚至都沒空去考慮這個問題。在Kellen看來，一個對於戰爭結果漠不關心的敵人，要比一個告訴你戰爭必勝的敵人可怕得多。

Goure和Kellen兩人都非常聰明，工作也都很努力，都是有經驗的研究人員。在完全相同的證據面前，他們為什麼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

從Goure的內心來看，他仇視共產主義，因為他當時就是作為孟什維克被布爾什維克逐出俄國的。在Goure的世界裡，美國在越南的這場戰爭，也是一場針對共產主義的個人戰爭，只能贏不能輸。在世界這麼多國家顛沛流離之後，Goure累了，他找到了可以安定下來並且為之效忠的對象，因此他感到充滿鬥志，一定要將共產主義消滅殆盡。受這些個人經歷影響而產生的情感，深深影響了Goure對於戰鬥形勢的分析。

而Kellen則完全不一樣。他非常聰明，並且處事果斷。當他在20歲時聽到希特勒納粹控制德國時，他沒有一絲猶豫就收拾行囊果斷離開了德國。在後來接受採訪時Kellen說：傾聽是很困難的。很多人用雙手捂住耳朵，根本不願去傾聽事實的真相。你需要強迫自己安靜傾聽，對局勢做出冷靜的分析。

回到我們之前提到的這三位蘭德公司分析人員：Gouret，Elliott和Kellen。他們面對的是完全相同的情報和材料，但他們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在完全相同的證據面前，每個人由於他自己的個人經歷，價值觀或者信念，會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這也正是我們人類要堅持「證據主義」不那麼容易的原因：很多時候我們可能並不是不理解證據，而是由於種種原因去選擇忽視證據，或者拒絕接受自己不喜歡的真相。

只有充分認識到這一人類的先天弱點，我們才能從本質上對自己做最徹底的剖析，避免自己墮入一廂情願，混淆感覺（Feeling）和事實（Fact）的陷阱。這也是能夠保證我們在遇到各種情況時盡量保持最大程度的理性的唯一手段。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Clodfelter, Micheal Vietnam in Military Statistics: A History of the Indochina Wars, 1792—1991 .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1995, p.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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