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葉嘉瑩《南宋名家詞講錄》

讀葉嘉瑩《南宋名家詞講錄》，主線有兩條，一是相關語境，二是詞的分類和發展，即歌辭之詞、詩化之詞、賦化之詞。

詞初興時本是配合音樂來歌唱的歌辭，可稱作「曲子詞」，後來文人雅士也開始寫歌辭，以為遊樂、飲宴之用，這是「詩客」的「曲子詞」。這種小詞往往給人以言外的感受和聯想，即有相關語境的雙重意蘊，這是它的妙處。歌辭之詞的發展，是由小令到了長調，這個發展是形式上的改變。柳永作為音樂家，是這種轉變的高手，但他寫的依然是歌辭之詞。形式影響內容，蘇東坡以它來抒情言志，寫出了詩化之詞，這是思想內容上的變化。

詞的詩化，從李煜處可見端倪，但他並非是有意識地做詩化之詞，有意識地這樣做的是蘇東坡。詩化之詞，如果既有詩的直接感發，又有詞的蘊藉美感，自然最好，如果兩樣都不佔，就容易平鋪直敘，流於膚淺，這就很失敗。當然了，厲害如蘇軾，也有這種失敗的作品。另一個能夠合兩美的，要數南宋的辛棄疾。蘇軾、辛棄疾詞中的豪放詩思跟他們的人格、感情、遭遇等等因素有關，一般人如果沒有蘇的修養、辛的志意，寫出詞來就不免直白淺露，兩邊不討好。這個時候，另外一種詞出現了，就是賦化之詞，開創者是周邦彥。

詩是感物言志，賦是體物寫志，感物言志是直接感發，體物寫志要思索安排。賦化之詞的賦不只是六義中的賦，更是文學體式的賦。六義中的「賦」是直陳其事，柳永長調的鋪陳便是如此；從周邦彥開始，才有了以思力安排為主的賦化之詞。從這個意義上說，柳永的詞算不得賦化之詞。

三種類型的詞各有自己的特點，所以評價起來就不能一刀切。從詩化之詞的標準來看賦化之詞，就會覺得後者「隔」，實際上可能是評論者的評價標準「隔」的緣故。南宋姜夔、吳文英、王沂孫等諸家，各有特色，但都受到了周邦彥賦化之詞的影響，不妨以同情的眼光探尋其中之美。

（葉嘉瑩：《南宋名家詞講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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