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最偉大的政治人物離世：他是德國最年輕總理、冷戰中的關鍵先生，現在的德國仍在他鋪設的軌道中前行

新聞 06-24

科爾去世了

德國因他而偉大

（資料圖片）赫爾穆特·科爾。圖/CFP

德國前總理科爾：

帶著今人不熟悉的理想主義遠去

本刊特約撰稿/于海洋

本文首發於總第809期《中國新聞周刊》

在德國前總理科爾的87年生涯里，1990年10月2日晚，在萬眾矚目之下，他見證了德國自近代國際關係史肇始以來的最榮光時刻。

一向不苟言笑、莊重嚴肅的科爾，抑制不住興奮，笑容綻放地向東德西德雙方的人民發表講話：「幾個小時後，一個夢將變成現實。在經過40年痛苦的分裂歲月之後，德國，我們的祖國，就要重新統一。對我來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之一。」

而這一刻，也是足以讓科爾躋身於德國最偉大政治人物之一的重要時刻。但在2017年6月16日逝去的他，之所以被世界記住和懷念，卻不只是因為這個時刻。

冷戰最後五年中的關鍵先生

赫爾穆特·科爾出身貧苦，少年時家庭窮困，曾艱難地撿拾菜葉補貼家用。二戰時，他最敬愛的兄長戰死疆場，他自己在15歲時也是僥倖從戰火中幸免於難。

科爾的經歷在同齡人中並不稀奇，其獨特的地方在於他很早就迷戀上政治，並更為深刻和積極地思考發生在德意志民族的悲慘事件究竟因何而來，並更積極地通過實幹去驗證他的思考。

16歲那年，科爾加入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以下簡稱「基民盟」）並一生服務於這個組織。科爾口齒不清，並非講演的好手，但他組織能力強，善於總結和發現問題，因此在基民盟內的發展一帆風順，23歲時當上區執委會委員，24歲當選基民盟萊法州「青年聯盟」的副主席，34歲成為州議會黨團主席，40歲成為州長。

科爾政治生涯的上升期恰恰是歐洲經濟發展由高速前進轉向步履蹣跚的時期。

兩次石油危機，讓德國深受其擾。1976年的德國大選中，科爾敗給了處於鼎盛時代的社民黨總理施密特，他的緊縮財政主張那時並未讓沒有危機感的國民接受。但6年後科爾捲土重來，通過政治操作挖了社民黨與自民黨聯盟的牆角，

最終成為德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

。

在內政領域，科爾在20世紀80年代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顯然對如何改革的問題早就有全套的想法，所以其改革措施一經實施就再沒有過大的調整。

1982年10月13日，科爾發表施政綱領，闡明其政府奉行的政策：「新政府經濟革新的方向是不要更多的國家干預，而要更多的市場經濟。」科爾的改革從財政緊縮開始，通過一系列手段把財政赤字限制在1％至3％之間。緊接著，科爾採取系列措施恢復市場信心，扶植中小企業，通過減稅、改革勞動力市場、限制薪水增加等多種措施，使德國企業願意擴大再生產的規模。在科爾執政時期，德國中小企業發展到提供國家90％就業機會的水平。而

從1986年開始，德國經濟就恢復了中高速增長的勢頭，而科爾也為自己今後的政治操作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

在國際領域，科爾更是如魚得水。在冷戰格局兩極對峙的大背景下，科爾竟然撬動大國關係，使分裂的德國走向舞台的中心，把自己變成冷戰最後五年中的關鍵先生。科爾一方面效仿被他推翻的施密特，在彈道導彈部署、軍控裁軍方面全力配合美國的戰略部署，收穫了美國前總統里根和老布希的友誼；另一方面他又積極發展與蘇聯以及後來的俄羅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等人的友誼，並著意將自己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強硬作風區分開來。

科爾的舉動幾乎從未引起兩個大國的敵意，他充當了一個可靠的合伙人的角色，還積極向蘇東陣營提供經濟援助。這給兩德統一贏得了寶貴的空間和寬鬆的外部環境。

1982年東德債務危機的解決在今天看來幾乎就是德國統一進程的啟動。但在當時，東德因為債台高築、融資困難已經陷入前東德外貿部長戈洛德科夫斯基所說的「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的局面。科爾聞訊後利用民間商人做聯繫渠道，和東德領導層秘密達成諒解，最後用東德恢復與西德人員交流等條件，通過民間資本對東德融資。

科爾的舉動在今天看來幾乎是徹頭徹尾的黑箱操作，兩個理論上互為敵國的國家卻一舉達成秘密協定，而公眾事先並不知情，這就是典型的科爾式的行事風格。

坦率而言，冷戰的結束對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場天大的意外。科爾同時結好兩大陣營的策略最開始也沒有特別長遠的考量，不過是其力求長遠個性驅使下的本能布局而已。從兩德緩和到組建邦聯再到迅速統一，科爾的策略都主要是受局勢變化牽引的過程，而非透視歷史的大戰略布局。但

如果沒有科爾一貫主張長期收益、善於夯實基礎的個性，則兩德統一過程絕不會如此順利

，外部干預也幾乎肯定發生。

被一種今人不太熟悉的理想主義簇擁

在其政治生涯走上巔峰之後，科爾並無拔劍四顧心茫然的迷茫，反倒是顯現出更多創業不易守業更難的焦灼。科爾恢復了德意志民族的統一，締造了歐洲聯盟。這其中當然有其本人運籌帷幄、臨機決策的功勞，但更是兩極格局坍塌大勢下的產物。舊時代結束的如此倉促，新時代來的如此猝不及防，科爾既然站在了潮頭，享受了勝利者的榮光，他也就自然要承擔起收拾舊時代遍地塵埃的責任，並為一個未知的新時代鋪路搭橋。

1992年，科爾其實是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更側重於前東德地區的重建，畢竟這已經是一個極其沉重的負擔。

彼時，科爾和老布希總統、密特朗總統關係親密，使德國在西方世界地位空前高漲；剛進入轉型期的波蘭、捷克、克羅埃西亞、匈牙利經濟困頓，急需西方世界輸血，而德國是唯一能拿得出這一大筆錢的金主。困擾過神聖羅馬帝國、普魯士、第二和第三帝國的所有國際因素都不復存在，只要科爾同意在歐洲共同的框架而非德國自己的框架下行事，那麼他所有的東西方盟友都願意為他的決策背書。

德國過去沒有、未來也不見得再有這樣可以完全依據自己的意志書寫未來20年歐洲政治經濟版圖的機會，如果不抓住，科爾就不再是科爾。但抓住了這個機會，就意味著德國的未來與歐洲的未來捆綁在了一起。

科爾下定決心利用這個機會，用和平的方式實現自腓特烈大帝以後德國人兩百年來的夙願。為此，他大筆一揮開出了巨額支票。基於把蘇聯前衛星國自願納入歐洲聯盟並使其親近德國的戰略考慮，科爾將德國和波蘭的關係提升到空前的地位，「沒有德波夥伴關係，歐洲聯合事業無法完成」。

為此，他冒著得罪國內強硬民族主義勢力的風險，簽署了「波蘭西部邊界條約」，徹底放棄了東普魯士地區的領土要求；在勾銷了波蘭對德的7.6億馬克（約合4.6億美元）債務的基礎上，還追加了 5億馬克的德波和解贈款；同時出資修建了柏林華沙高速公路。

科爾算的是政治賬，他不在乎給波蘭讓多少利，在乎的是德波和解的歷史性意義。

德波關係的緩和是科爾東方政策的一個縮影，單是1989年兩德合并到1991年6月，德國就累計向東歐國家提供總計約300億馬克的雙邊或多邊援助，以一己之力提供了西方國家對東歐援助的32％，其中，波蘭獲得了114億，匈牙利則獲得49億。

在德國內部，科爾則利用基民盟與德國企業界的良好關係，以及他和東歐各國新政要的個人友誼，促成了德國企業的大舉東進。20世紀80年代中期，德國對東歐各國私人投資還不值一提，投資規模只與其對第三世界的水平相近似。但到了1989年東歐劇變時期，德國對東歐投資已達到了年均約14%的增長率。據統計，德國在東歐民主化進程中的經濟投資累計達到5000億馬克。時至今日，德國已經成為東歐和俄羅斯最大的投資國，在中東歐擁有廣泛的利益和朋友，而這一切肇始於科爾當初的決心。

在面對西方老朋友時，科爾廣結善緣、善於密室外交的特點更是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歐共體向歐盟邁進的關鍵階段，科爾投入了巨大的熱情。事實上，科爾才是《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柱石。在1991年由當時歐洲共同體12個成員國簽署的這項條約，確定了各方加入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時間表和標準，並創立了歐洲聯盟，以取代歐洲共同體。

可以說，

歐元區幾乎是靠科爾的罕見強硬態度和發動全部政治資源才得以誕生的

。當時，除了科爾之外，歐洲各國政要幾乎都對放棄本國貨幣感到焦慮，並對共同貨幣政策缺乏共同財政政策的配合會出現什麼後果感到擔心。但科爾利用自己和當時的法國總統密特朗的親密關係，把對共同貨幣缺乏興趣但態度搖擺的密特朗變成自己的堅定盟友，促使歐洲大陸的政要們最終下決心投注歐元，儘管他們未必是心甘情願的。

科爾意識到了這一點，他的解決辦法就是

倡議甚至縱容建立臃腫、龐大、甚至腐敗的歐盟官僚機構，用高官厚祿、蔭及妻子的辦法把各國精英牢牢捆綁在歐盟身上

。

科爾沒做錯什麼，他和他同時代的戰友們是最後一代對二戰有著切身感受的政治家。歐洲昨日的廢墟、淋漓的鮮血刺目驚心，這給予了他們一種今人無法理解的共同體情懷和使命感。歷史博士出身的科爾所想的是歐洲百年之後的繁榮願景，試圖避免的是過去千年的悲劇重演。站在那個時代，科爾無法準確估算他的遠大理想是否透支了德國當時的國力，他被一種今人不太熟悉的理想主義簇擁，並慢慢和自己的國民疏遠。科爾終其一生都不是鎂光燈下的政治家，他追求事功、追逐長遠的個性回贈了他自上世紀80年代到1992年的風光，但又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年給基民盟和科爾本人投下了深深的陰影。

並不比繼任者施羅德更為保守

從國際政治的長遠趨勢看，新時代的陣痛和付出往往是一種有價值的長遠投資，但如果哪個政治家當真相信這個理由就可以讓壓得喘不過氣的國民紓解憤怒，那就太過幼稚。德國的幸運是它事實上成為了冷戰結束後歐洲最大的贏家，

科爾的不幸則在於勝利果實太過龐大，以至於他要承擔讓德國短期消化不良的結果

。

科爾壯年當政，靠的是高舉新自由大旗，削減福利、增加就業、給企業減稅再加上嚴控財政赤字。到了1998年大選，老幹部科爾卻被人稱「當代馬基雅維利」的政壇新人施羅德一舉擊敗。諷刺的是，左翼出身的施羅德高舉「新中間道路」大旗，施政綱領依然是削減福利、增加就業、給企業減稅。1998年大選不是一場施政綱領的較量，而是一場對政治家的選擇。這在以理性著稱、全民缺乏作秀天賦的德國是極為罕見的。科爾以4％的落差告別柏林。德國選民用選票講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我們接受了你的政策，但是厭倦了你的權柄。

科爾後來反思自己的敗選，認為強推歐元是其敗選的原因。

他很清楚這不是全部的理由。事實上在科爾已經逝世之後，我們對科爾失敗原因分析仍然充滿分歧和相互矛盾。左翼評論家認為德國經濟發展模式過分重視商人利益，強制性控制工人工資增長，使一般德國公民實際收入十年內不升反降，聯邦儲備基金也是用於發展大於福利消費，使社會福利處於「個人自付的悲慘境地」；右翼理論家則認為科爾治下的德國福利開支失控，失業率嚴重，社會保險體系脫離實際，企業受制於高昂的稅負和工人保費缺乏活力。

這些指責對於科爾而言並不公平。首先，就失業問題而言，德國失業率激增是20世紀70至80年代全球經濟危機後的事情。科爾執政後通過給企業減負、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等措施，使德國的失業人口在1983年至1989年間下降到約225萬人，失業率穩定在9％左右。而在上世紀90年代，由於兩德統一後之前的東德區域里很多地方的經濟一度面臨破產的危機，全德失業人數在1991年達520萬，其中東部人數為320萬，約佔總數的60％以上。

東德區域勞動力不僅數量多，企業倒閉規模大，而且勞動力的教育和技術水平並不適應西方式生產模式，需要大規模重新培訓。德國花了將近20年才消化了一個曾經獨立但落後的國家，而這時連科爾的繼承者施羅德都已經離任了。

就社會福利和財政政策而言，科爾上世紀80年代執政就是以削減缺乏效率的福利國家模式起家，當時科爾在給企業減負、給社會保障體系動刀上的態度是堅決的，效果也很顯著。今天之所以形成科爾是福利國家捍衛者的刻板印象，主要是因為科爾在上世紀90年代初擱置了福利改革的緣故。但這其中的原因不是科爾年歲大了開始變得慈祥，實在是因為德國處於德國統一、歐元區定鼎兩大國策落地的過程中，科爾為了保證百年大計為社會接受，不願再行刺激已經負擔沉重的一般民眾。應該說，在重大歷史關頭，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會隨意再開闢一條戰線激化新的社會矛盾的。

德國統一到底花了多少錢？1990年至1997年間，僅聯邦政府就向東部地區撥付了1.31萬億馬克，占每年聯邦財政總支出的20％至25％，這還不包括地方州政府撥款和政府利用民間槓桿的投入。「保障東德人民不因統一而受損」是統一過程中科爾代表聯邦政府向東德過渡政府做出的莊嚴承諾，因此，科爾既不能讓分離了40年的東德民眾感受到「二等公民」的失落，又不能讓西德民眾感到自己被剝奪和被均貧富。他除了咬牙背叛自己一貫堅持的財政緊縮政策、四處挪借向福利體系內注資外，並沒有多少其他的選擇。大量財政撥款被投入到改變東德民生等非生產性項目上，直接導致德國經濟在上世紀90年代前半程增長乏力。

歷史就是這樣充滿戲劇性，到了1998年大選時，德國事實上已經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候——除了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1997年，經濟開始回升，由1996年的0.5％上升到2.4％；而通貨膨脹率在下降到1.5％左右，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的健康水平，一般居民的實際工資開始增長。

在全球經濟放緩的大背景下，科爾政府交出的試卷並不算差。而且，從1998年兩黨競選的大綱來看，科爾並不比施羅德更為保守，這位任期已久的總統也並未染上老人政治因循守舊的痼疾。施羅德領導的紅藍聯盟除了在推動綠色經濟上確實比科爾高瞻遠矚外，其餘在諸如降低企業增值稅、削減福利開支等傳統議題上，比科爾競選綱領提出的數字更為激進。

可惜的是，歷史已經不再給這位迄今為止任期最長的德國總理以機會。

德國人尤其是那些自記事起就看著科爾穩如泰山般身姿的年輕人，都很好奇總理位子換個人坐坐會怎麼樣。

反正競選人的綱領都差不多，換個人也不至於政策延續性就此中斷，成本不高何樂不為。

於是，科爾承擔了他該承擔的責任，也承擔了他該承擔的不滿，一代政治雄才就此揮手告別。

德國仍沿著科爾鋪設的軌道前進

科爾的一生極為精彩卻不複雜，政治履歷豐富卻不曲折。

他不是那種生前身後毀譽不斷的個性人物，而是一個慎思篤行、步步為營的成熟政客。

德國福利國家的改革由其肇始，中小企業的發展由其推動，德國統一由其完成，歐盟創立由其促成，科爾一生的每一步都力求穩妥，從不嘩眾取寵、追求一時榮耀，所以其政策的延續性極好，鮮有被推倒重來者。

科爾晚年對其1998年的失敗耿耿於懷，心痛於歐盟發展的乏力和生存危機。

他在《出於對歐盟的憂慮》一書中直言新一代領導人毀了他的成就。科爾的指責有其道理，但這種指責意味著科爾並未明白他當初敗選的原因，那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道路，誰也不能為下一代做出選擇。對於科爾、義大利前總理錢皮、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等經歷過二戰時代的政治人物來說，他們對和平的追求、對共同體的忠誠與渴望已經成為一種信仰而非只是目標。他們願意為之付出的代價在其年代合情合理，但在他們老去、新人輩出的時代卻不合時宜。

於是，見過國家殘破和革命危機的科爾雖然改革福利體系，但從來不敢甚至想都沒想過像施羅德那樣乾脆把福利國家體系砸碎；見過血腥戰爭和親人離世的科爾也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如此努力締造的歐洲聯盟，年輕的政治家們說相互拆台就相互拆台，說公投退出就退出。這個孤獨的老人在他的戰友們紛紛離世後，越發形單影隻。

默克爾今天捍衛歐盟的理由可以借用科爾的觀點，但無論如何學不來科爾那份類似信仰的虔誠，而默克爾已經是德國最近似於他的人。

戴金錶娶模特的薩科齊、開裸體派對的貝盧斯科尼、姐弟戀的馬克龍、玩公投玩失手兩次的英國保守黨，才更貼近於這個時代的現實；是科爾年老看不清前路沉湎於過去，還是年輕人數典忘祖、目光短淺，能回答者，唯有歷史，而非科爾。

作為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代表，科爾曾執掌的這個國家是歐洲最理性、最強調政治延續性的，因此他的歷史遺產保存完好。在其逝世時，德國仍沿著他鋪設的軌道前進，便是蓋棺論定。

作為一個政治家，人們強調其偉大並非要對其神聖化。科爾的一生黑歷史同樣不少，他精擅權謀，主掌基民盟時一言九鼎，幾近獨裁，自己當州黨主席時架空州長阿爾特邁，自己當總理時架空黨的總書記蓋斯勒；他好用私人，一生絕大多數政治決策都是小圈子定調再拿來和大眾宣講，黑皮小電話簿是他皮包里的標配；他操弄法律，1993年至1998年間基民盟三起非法政治獻金案後面黑幕重重，科爾的表現幾乎可以用藐視法律形容；他言行不一，對外以厚重男人形象示人的科爾在其子的回憶錄中甚至有頻繁家暴的嫌疑，而公開場合高唱多元尊重的他還被曝光其實一直謀劃全數驅離150萬土耳其移民，這是今天特朗普都不敢想的事。

但是，科爾的權傾一時也表現出了當代政客難以企及的特質，就是對鬥爭和權勢的節制態度。他弄權卻從不被權力左右，總是避免把別人逼到牆角或自己被逼到牆角的局面發生。他對對手的打擊有底線，對朋友的幫助有節制，因此他既能坦然解除自己20年老戰友的黨主席職務，也能為了保證基民盟的存在，不辭辛勞地為不友好的基社盟主席施特勞茲競選總統而去站台助選。

德國這個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能夠在冷戰後的歐洲得到空前的權勢，德國這個極端主義哲學的發軔場能夠在今天保持著最為冷靜和缺乏民粹土壤的政治氣氛，得益於執政時間最長的科爾，以及他和他的繼承者們長期堅持的節製品質。

科爾被記住，這是很重要的因素。但對科爾而言，或許更重要的是，他的國家因此而偉大。

（作者系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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