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各朝各代盛行的文字獄，為何會在明清兩朝達到鼎盛

自古以來各朝各代盛行的文字獄，為何會在明清兩朝達到鼎盛

小白說古今 2017-06-24 11:08

封建君主專制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基本政體，縱觀我國封建社會封建君主專制的演變，大體可劃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和兩種形式。從秦到元，是有宰相制的君主專制，而明清時期，則是無宰相制的君主專制，面對封建末世複雜的社會矛盾，封建統治者為維護統治，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這時期的突出特點就是極大地強化了君權。

文字獄，是封建統治者為了防止和鎮壓知識分子的反抗，故意從作品中尋摘字句，羅織罪名而構成的冤獄。文字獄自古就有，而以清朝最為嚴重。

在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編纂的國史直書揭露了北魏統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恥屈辱的歷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誅，同時株連被殺的還有崔浩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和河東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稱「國史之獄」．

北宋大詩人，大詞人蘇軾就曾因為所作的詩中，被指「包藏禍心，誹謗謾罵」，得罪當權者，被捕入獄將近五個月，罪名是包藏禍心、謗訕時政。主要的根據是《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陳述古冬日牡丹》等幾首詩。史稱「烏台詩案」。

在明朝時期文字獄其實還不是太嚴重，丞相的廢除和軍機處的設置，消除了相權對皇權的分割，大大加強了君主對中央的控制;明代三司和清代地方督撫的設立，大大加強了皇帝對地方的控制;八股取士和文字獄的實行，強化了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廠衛機構的設置，則大大加強了皇帝對官吏和人民的控制和鎮壓。這些表明，明清時期的君主專制統治得到了空前強化。

明清時期的無宰相制，大大強化了君權;通過地方機構的改革，大大加強了對地方的統治，同時，思想控制更是日益加強。皇權越來越尊，臣民愈來愈卑，這是明清時期君主專制演變的軌跡。

君主專制統治是建立在封建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在評價其歷史作用時，要根據時代變化，結合具體的社會現實進行評價。在明清建立之初，這種制度在糾正前朝弊政，提高辦事效率方面起過一定積極作用。但是，作為封建社會末期來說，其消極作用是主要的，影響了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發展，是造成中外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君權的過於集中，又決定了皇帝個人品質對統治的制約。通常情況下，封建王朝前期皇帝比較勤勉，而中後期則相對腐朽，因此，封建王朝中後期則往往會出現統治危機和社會矛盾激化的局面，這正是君主專制強化的一種負面影響。

然而到了清朝時，滿清時期的文字獄是空前絕後的，而且隨著統治的穩固而加深，越是統治穩定的時期，文字獄就越是登峰造極，至乾隆時期，以是無以附加的強化，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因此而扭曲變形，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奴才」文化！

清朝人「言論自由之人權」的第一次惡化，起於順治四年——廣東和尚函可身攜一本紀錄抗清志士悲壯事迹的史稿《變記》，被南京城門的清兵查獲，在嚴刑折磨一年後，定讞流放瀋陽。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藝序案，毛重倬為坊刻 制藝所寫的序文不書「順治」年號，被大學士剛林認為是「目無本朝」，有關「正統」的「不赦之條」。由此規定：「自今闈中墨牘必經詞臣造訂，禮臣校閱，方許刊行，其餘房社雜稿概行禁止」，從此誕生了中國言論檢查 官，開始了中國的言論出版審查專制，中國人的「言論自由之人權」由此大倒退。

清人「言論自由之人權」的第二次惡化，是順治十八年（166１）至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龍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戶庄 廷龍雙目皆盲，受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勵，出錢購買明末人朱國禎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後延攬名 士，增潤刪節，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實，竊改為己作，定名《明史輯略》。因所續諸傳多有冒犯清朝開國事，被落職知 縣吳知榮在敲詐未遂後舉報京城，從順治十八年查至康熙二年，歷時二年，重辟７０餘人，凌遲１８人，已故庄廷龍， 也被「戳其屍」。這一次惡化的重要標誌在於，「文字獄」可以「株連極廣」，不僅九族須滅，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對者、抄寫刻字 者以及購書者，「一個也不能少」，「皆不免於難」。中國「文化恐怖主義」的言論鉗制至此上了一個新台階。

清人「言論自由之人權」的第三次惡化，起於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隨筆》問斬梟示案。汪景祺之所以成為 雍正朝第一個以文字之故被殺的文人，是因雍正「恨屋及烏」所株連的——雍正在剷除功臣年羹堯後，發現黨附年羹堯 的「入幕之賓」汪景祺曾稱頌年羹堯為「宇宙之第一偉人」，雍正恨得咬牙切齒，但卻深知，僅僅以汪景祺黨附年羹堯 ，高歌年羹堯，罪不致死，於是就借在年寓中查抄出汪景祺所寫的《讀書堂西征隨筆》大做文章，栽贓誣陷其書中有「 皇帝揮毫不值錢」之詩句，有「功臣不可為」和「歷代年號論」等「誹謗先帝」的「悖謬狂亂，至於此極」之大罪，令 「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遺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人為奴，其期服之親兄弟親侄俱革職，發遺寧古塔，其五服以內 之族人現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汪景祺案不僅僅創造了株連政敵的「幫閑文人」之先例，而且立下了可將「文字獄」案犯梟示十年的創舉——汪景祺立 斬後，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懸掛）了十年！這一殘酷「文字獄」使許多士子「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梁謀 」，紛紛立下了「不當烈士」的犬儒座右銘，中國文化人的氣節從此每下愈況。

清王朝是滿族貴州掌權，對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防範、控制極嚴。尤其是清朝前期，只要是文人學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滿，或是統治者疑神疑鬼，認為文字中人觸犯群權和妨礙自己的內容，必興文字獄，動輒株連數十人乃至數百人。清朝最早的較大的文字獄，是康熙時的庄庭瓏（long龍）刊刻《明史》案。

浙江湖州富戶庄庭瓏刊刻《明史》，書中有指斥滿人的話，1663年（康熙二年）被人告發。當時庄庭瓏已死，仍被刨棺焚屍，庄氏全族和為此書寫序、校對刻字、印刷，甚至賣書、買書的人等，共有七十多人被殺，還有幾百人充軍邊疆。

雍正時文字獄更甚。例如，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題「維民所止」，被告發「維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將查嗣庭入獄。結果 是查連驚帶嚇死於獄中，其屍被戮，查的親屬或處斬，或流放。再如，有個叫徐駿的官員，僅僅因為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一句，便被扣上「誹謗朝廷」的罪名，落得個身首異處。

乾隆即位後，文網更加嚴密，文字獄更加頻繁。翰林學士胡中藻有句詩曰「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看到後大發雷霆：「加『濁』字於國號『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濁」字被殺，並罪及師友。有個叫徐述夔（kui葵）的人，著有《一柱樓》詩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舉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讀作朝代之「朝」，「要興明朝而去我本朝」。結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屍，徐的孫子和為詩集校對的人也全都處死。凡此種種，舉不勝舉。

清朝前期屢興文字獄，總計有一百多次，而且處刑極為嚴酷 ，搞得人人自危，無所措手足。在這種文化專制主義的統治下，許多知識分子不敢涉及政治，只能埋頭考訂古書。當時有個叫梁詩正的老臣，總結出這樣一條處世經驗：「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

清朝的文字獄，是封建專制主義空前強化的產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樹立君主專制和滿族貴族統治的絕對權威。它禁錮了思想，堵塞了言路，影響了科學文化的發展，造成了萬馬齊喑（yin音）的極其黑暗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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