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不再是新聞記者

Part 1

大二的暑假，我報名去電視台專業實習。

這兩年來，在學校接受的教育是，廣播電視專業就是需要不斷拍攝-實踐。而我在大學中兩年，從未參與過任何正式場合的拍攝計劃，平時拍攝的作業也全是做得馬馬虎虎。我一直以來都很害怕。經常會陷入一直莫名的否定自我的認知中。我認為，自己一定沒有辦法完成別人期望中的拍攝作品，和我中國傳媒大學的同學比起來，我非常之差勁。但是，那個時候，我腦子裡有這麼一個信念：沒有做過，就沒有資格作出評判。

我對廣播電視新聞的興趣，來源於君姐的鼓勵。

第一天採訪，她毅然讓我這樣一個初入行的新手做了一次出鏡記者。我對鏡頭一直都感到惶恐，唯恐出錯。但是君姐一直微笑著在前方看著我，教我說著出境的各式表達，我在NG了五次後，最後通過。那天是拍攝的是一對大學生夫妻在農村開展現代化葡萄種植的新聞，仔細了解了一次葡萄從種植到採摘的全過程，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對自己堅持事物的堅信，也看到了君姐對新聞拍攝的專業要求。我深感自己需要歷練的地方太多。

我對廣播電視新聞的反思，來源於一次拍攝採訪的後續。

那是一次抗戰勝利70周年的系列拍攝採訪。那天的拍攝計劃，是採訪當地一位親曆日軍飛機轟炸該縣城的倖存者。採訪過程很順利，當要離開參訪現場的時候，我這個拎機器的實習記者，卻被旁邊一個中年人拉住了。他指著遠處板凳上的老人對我說，那位老人當年上過抗美援朝戰爭的戰場，和邱少雲同一個部隊。當年在戰場受傷後被送回了家鄉治療，後來被評為了二等功。而現在他體弱多病，兒女都不在身邊，每個月的基本生活都有問題，政府應該給的財政補貼他一分也沒有。他問我，有沒有辦法把這個情況向有關部門反映，至少他的生活救濟要保證。我一口答應下來。走在路上，我向隨行的記者提到這件事。她的回復是，抗戰勝利70周年的專題拍攝還需要耗費很多時日，且這件事情我們也管不了。我當時想的是，記者難道不是社會的瞭望台么？不是應該倡導公平正義么，不是應該為弱勢群體發聲么？

我滿心疑惑無法解開。我不願意以滑坡之謬來看待他人，我想的是，自己將來真正做記者的時候，能做什麼？

我的新聞真實性的質疑，來源於一次圍觀採訪的經歷。

我跟隨一個專題片拍攝團隊，以一個編外人員打醬油的身份。那天的拍攝，是為推廣一個年逾耄耋的前糧食站站長近年研發的太陽能烘乾（糧食）機。整場拍攝下來，我看到該機器的金錢成本和帶來的收益並不能成正比。在我們準備驅車離開時，爺爺拿出他用該烘乾機曬晾的一斤大米，裡面的蟲子清晰可見。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反思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新聞的真實性？是局部真實，還是要所有的要素真實？當我們採訪耄耋之年的爺爺時，除了對他對科研的熱忱信念敬佩有加，是否能公正客觀看到他的研究成果有著致命的缺陷—真實療效跟他的表述完全不符合。什麼是新聞人的責任？什麼又是新聞專業主義？

Part 2

大三的寒假，我決定報名去電視台實習。時隔半年，我想再給自己一次見天地的機會。

我對新聞的熱忱，受師兄的影響。

我對廣播電視新聞拍攝的刻板印象，來源於「不知道等於不存在」的認知局並限。我認為所有的電視拍攝新聞都是遵循一定的模板，按照一定的套路進行拍攝，每天在規定動作之下完成一定的採訪量，僅此而已。

然而，比我高三屆的師兄，他在我初到電視台時，給了我一本《夜航十年》。這本書講述的是黑龍江廣播電視台創辦於1999年的電視新聞節目《新聞夜航》十年來背後的故事當時並未覺得這本書有何深思之處，看完之後只是簡單認為，做好一期電視新聞節目需要群策群力。

師兄帶著我去拍攝時政新聞， 我驚嘆於採訪拍攝的每個環節都不是我想的那樣，從前期的拍攝策劃，到拍攝全局的把控，以及具體的採訪人員採訪內容，全是在大框架下隨機而變。用」戴著枷鎖跳舞「這個詞一點也不為過。我開始覺得，很多事情不是我想的那個樣子。

師兄帶著我一起去拍攝民生新聞，從整個電視新聞的拍攝全局的要求，到具體到每個受訪者的回答要求，他都交由我來決定。那天是平安夜，他告訴我第二天會播出這條新聞，於是我需要在當天晚上完成電視新聞的同期聲輸出和新聞稿的寫作。當在凌晨一點完成新聞稿的完整寫作後，我恍惚間意識到了一件事，自己已經是一名新聞記者了。後來師兄坦誠，他早知道該條新聞會順延至下周播放，且會和其他新聞一同合并成專題新聞。我開始理解他的用心：我必須要學著一個人去面對工作的高壓，拖延或敷衍塞責並不能讓我成長。

我對新聞作用的反思，來源兩所學校的採訪。

我做的第一個採訪，是在平安夜那天，採訪了該縣城最好的中學舉辦的一台迎新晚會。

初中、高中所有年紀的學生都齊聚在彩燈裝飾的大會堂，現代設施一應俱全。每個要表演的學生都是盛裝打扮，觀看的學生都穿著整齊的校服，會堂中還設置有家長的席位。整個場合極為正式。除了電視台的記者進行拍攝外，學校還準備了專業的攝像機錄製節目，還有專業的攝影機進行拍攝。

那天的節目主要是展示學校老師的風采，以及部分優秀學生的才藝展示。因為是外國語學校，所以他們強調以英語表演為主。晚會上，每個學生都收到了校方準備的一份聖誕禮物。在按照流程進行採訪後，我從採訪的那些表演過的孩子中歸納出了共性：他們都來自中產階級，都從小學習英語，從小培養興趣愛好，或談鋼琴或跳舞…

我單獨做的第二個採訪，是一個「下鄉」採訪。

臨時接到採訪任務，需要對某鎮上的支部書記進行專題採訪，因為他入選了「XX市好人」評選活動。入選理由是，在寒暑假將該村的留守兒童集中看管，交由支教老師集中上課。

去之前，我以為這個是一次普通的採訪，需要報道好人好事。彼時，我是一個新聞記者。

一個小時之後，當我走到鎮上的支部前，看到兩層樓高的磚房前幾個孩子在踢毽子，最小只有5歲左右，最大有14、5歲。磚房的空地右邊，還有兩個乒乓球台，有年齡不等的孩子在打乒乓球，我走近一問，最大的男孩子現在讀高二。

我去的時候接近中午，書記說先吃飯後拍攝，跟我們一起的，還有4位市級電視台的采編者，我和朋友是X縣記者，但我們都是做同一個報道選題：該支部書記的事迹宣傳。

5台圓形飯桌就安置在有帳篷遮蔽的乒乓球台旁。我觀察了一下，一共大約有四十個小孩左右，年齡從5歲到16歲不等，平均每桌10個人，圍著桌上的兩葷兩素吃飯，因為沒有板凳所以就站著。我們幾個記者也站著，桌前擺著跟他們一樣的飯菜。有個最小的女孩，因為那桌沒有土豆絲了，開始邊吃邊哭，我看到直接把抱她到我們這桌來吃；我也看到，其他很多小孩看到菜不怎麼夠了，直接扒著白飯吃。書記一邊吃一邊說，每到寒暑假，村裡的小孩子——大多都是留守兒童，就被他組織起來，一起看書做作業，也有各大學校的支教老師來上英語課和音樂課，按照上課時間來正常休息。他們就在這兒吃一頓中飯，有雇專人煮飯炒菜。

吃完飯後，每個小孩子都各司其職，有的在擦桌子，有的在收筷子，有的在把剩菜端進不遠處的廚房，他們每個人都必須洗自己吃完飯的碗，我也沒看到有誰的碗里有過一點剩飯。書記說道，這些小孩子都非常勤快，也很懂事，一直都很守規矩，不會很操心。我無意中看到最小的那個女孩子，還沒洗手台那麼高，在碗里接了一點水後，蹲在一旁小心地用手在洗碗，不敢再看。

那天對書記的採訪很順利。交談的過程，確實能感到他在做一件很多人都沒能做到的事。因為該村的荷花經濟還未發展成規模，所以很多村民都去城市打工，寒暑假才回來一趟就會繼續回去掙錢。我曾連續一周蹲點在各大客運站，採訪拍攝工人春節回鄉的場景，深有感觸。為了生計，大人不得不外出掙錢，留下孩子成為名副其實的留守兒童。書記坦言道，正是因為他發現村裡的留守兒童太多了，且村裡的池塘比較多，如果寒暑假不集中在一起看管的話，很可能會出事。於是，他開始四處聯繫，跑了很多地方，問是否有大學生願意到這裡來支教，義務支教。支教的老師大多都是教英語和音樂，一般是待一個月或兩個月，所以他們還算能接受。

然而，我在那天的採訪中，看到了原定計劃之外的現象。我在簡單和書記溝通之後，表示要拍攝一些學生正常上課的畫面。我看了他們的作息課表，在樓下做好了拍攝的準備才上樓拍攝，發現學生們都在做著自己的作業。

我第一次觀察到了這間簡陋的由會議室改裝的教室。聽書記介紹，這些板凳和桌椅都是他跑了很多次鎮上，才拿到的贊助款。我看到了他們正在做的寒假作業字跡，拍攝了一圈，發現沒有一個是字跡清楚且整潔的。一排坐4個學生，每個人年紀都不同，有的是小學，有的是高中，更有甚者，是幼兒園。當我走出教室時，在窗戶外和支教老師交談的時刻，發現他們全在聊天，鮮少有人像剛剛我鏡頭裡的情景那樣看書和寫字。

為了更好體現該主題，我需要其中的小孩來接受採訪，以便讓採訪更深入更立體。那個原定接受我採訪的小孩子三年級在讀，在現場活潑至極，聽到需要有人接受採訪，他直接毛遂自薦。於是，我在接下來的五分鐘內和他的同學有了一個簡短的交談，我想知道從旁觀者口中知道，我的受訪者是什麼性格，平時喜歡什麼，在採訪他時應該注意些什麼。就在我和他同學的閑談結束後，轉身看到他正在接受市級電視台記者的採訪。他面對鏡頭一點也不怯場，回答一些諸如」怎麼看到X叔叔的事迹「的問題時感情很真摯。然而，採訪的記者問道：」你媽媽離開你了，你難過嗎？「

就在剛剛，在和他朋友的交談中我得知，他的媽媽在他很小的年紀就走出了山村，再也沒回來過，他爸爸只在過年時回家一趟很快也會離開。平時，他在家還要負責照料年邁的奶奶。小孩子轉過身時正好對著我，他用衣袖擦著眼淚，望著地面不說話。拍攝的記者卻在此時，走到我身前，把他哭泣的一幕拍攝了下來。

我當時站在那裡，滿心都是疑惑和難過。我不知道，為何記者會用這種方式——用小孩子無關採訪主題的眼淚來展現對該村支書事迹的煽情化敘事。小孩子抵制繼續拍攝，於是我把他拉到一邊，直接岔開話題，問他在學校的學習情況，認識的朋友，喜歡的運動。他的好朋友們也一起圍過來，大家一起七嘴八舌地回答我在問他的問題。最後，我放棄了對他的拍攝，轉而選擇了另一人。

採訪結束之後，我開始反思作為新聞記者，在面對被採訪者時，應該如何正確設計採訪的問題，如何照顧被採訪者的情緒，如何在採訪任務和被採訪者之間達到一種動態平衡。我開始質疑，新聞專業主義如何在實踐中落地？僅僅是學理式的研究就能達到么？

離開那所學校的時候，我特別想以一個姐姐的身份，問問其中的一些小孩子，他們究竟在這裡學到了什麼。但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回答我。當我提及想要加入他們的羽毛球隊的時候，他們興高采烈。我很少跟與我年紀相差10+的小孩子一起玩兒，但是那天例外。不時有小孩加入我們，最後一眾小孩的爺爺奶奶也在旁圍觀。

我放下了拍攝機器，直接以平常的口吻問圍觀的家長，為何要把小孩子送到這裡來集中管理。他們給的答案無一例外，都是「如果不送來的話小孩子容易滿山跑」、「大家一起學才有學校的氛圍」、「有專門的老師負責管教他們」。

但是我關心的是，孩子們究竟學到了什麼？

當時採訪完，我心裡想的是，每年寒暑假這群孩子聚在這裡有什麼用？收穫了多少？從我了解到的情況看，書記的本意是好的，支教老師教他們唱歌跳舞，教他們英語單詞的本意也是好的。我看到那麼多年邁的家長對書記的做法幾乎可以稱得上是「感恩戴德」。但是，這群孩子究竟學到了什麼？

在書記的眼裡，在家長的眼裡，在支教老師的眼裡，甚至在村外任何一個聽說這件概況的人眼裡，把留守兒童聚在一起學習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其中要辦的程序之多，難度之大遠超想像。

但是在我的眼裡，一個剛進入新聞行業的記者的眼裡，我看到的是那台不被允許使用的電腦空置著——他們仍舊沒有渠道看到外面的世界；我看到的是無數的學生他們求知的眼神但是並未有相應的學習資源——只有牆角堆著幾十本童話書；我看到的是已經習慣接受採訪狀態的學生們在支教老師的帶領下，唱著不合時宜的《小蘋果》——以此展現他們的活潑……

說好的教英語呢？

但是，怎麼教？年齡跨度相差十歲不止。

我開始想到更深遠的是，如果寒暑假沒學到東西情有可原，那麼，正常情況去學校讀書呢？情況會不會好一些？

從2016年3月10日起，我不再是一名新聞記者。

但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新聞的真實性究竟應該是一種實踐中的真實，還是一種理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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