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自由嗎？通往另一個煉獄之路

果不其然，日本人沒有那麼好心，把我們送到馬尼拉不是為了交換戰俘。卡車緩緩地駛入馬尼拉的碼頭，日本兵依舊凶神惡煞地用槍托把我們從車廂驅趕下來。槍托讓我意識到，目的地不是美國，我沒有辦法見到日思夜想的勞拉，日本人將把我們轉移到另一個人間地獄。

碼頭上相當繁忙，港口裡亂七八糟地停滿了大大小小的船隻。在日本兵的指揮下，我們排隊走上了一艘名叫泥丸的日本貨船。從外表上看，這艘船至少有30年的船齡而且極度老化，船體已經銹跡斑斑。我們被驅至甲板。船上很忙，一些菲律賓人正忙著把金屬廢料裝到船上，還有美國戰俘忙著往船上搬運大米，大米在甲板上堆成小山，少說也有幾千麻袋。

日本兵用手勢指揮我們，讓我們按照個子高矮站成兩排。突然，碼頭上走來一隊拿著指揮刀的日本軍官，日本兵立即跑上前去，聽取指示。日本軍官指示我們報數。看著衣衫襤褸的我們順從地從1報到250，日本軍官相當滿意。

地獄航船

等我們全部上船後，一個日本軍官來到我們面前。他自我介紹說叫田中，海軍中尉，泥丸的指揮官。和巴丹的日軍指揮官相比，這位田中沒有表現得歇斯底里。他命令我們服從管理，否則會受到嚴厲懲罰。他告訴我們，我們將去日本為「大日本帝國服務」。我意識到，我們將會把某些日本公民從某種枯燥、卑下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從而使他們能夠自由地服兵役，為天皇而戰鬥，儘管強征戰俘勞工是違背日內瓦公約的原則的。

田中訓話完畢，語氣和緩地問我們：「你們當中有人會做飯嗎？有誰在美國部隊當中當過炊事員？」我剛加入國民警衛隊的時候，做過很長時間的炊事員，就毫不猶豫地舉起了手。我知道，廚房可是一個好地方，至少我能趁日本人不注意，偷偷弄點食物。還有三個兄弟舉手，就這樣，我們四個成了泥丸上的廚師。

日頭很毒，甲板被曬得滾燙，骯髒的海水散發出略帶鹹味的臭氣。在甲板上列隊的我們，汗順著臉往下淌，我的舊襯衫很快濕透了。已經將幾千袋大米裝上船的兄弟們，在碼頭上席地而坐，啃著日本人發放的微薄的口糧。在眼睛的余光中，我看見他們在偷偷地向我們揮手告別，偷偷地打出勝利的手勢。我們在靜靜地等待，等待日本人安排妥當，等待這艘又小又破的輪船去往另一個煉獄。我一點都不興奮。在陸地上，我還有更大的活動空間可以逃避死亡，這艘小輪船的彈丸之地，想必到處充斥著死亡。我是一個旱鴨子，飛不過茫茫大海。

我們在甲板上炙烤了一個小時，日本人才騰出工夫來歸置我們這些「人貨」。兄弟們被塞進了逼仄的貨艙，而我和三位「廚師」被推進了主甲板後面的廚房。廚房裡有四口大鍋，每個能裝40加侖的水。日本人交待：左邊的那個，做湯；中間兩個，煮飯；右邊的，給日本人沏茶。每天做兩頓飯，第一頓早上8點開飯，第二頓下午4點開飯。除了必要的做飯時間，從晚上6點到凌晨6點，還有上午11點到下午2點，我們要下到貨艙和其他戰俘待在一塊。也就是說，我們上午有5個小時，下午有4個小時能在廚房出入，呼吸新鮮空氣。日本兵禁止我們在工作時大聲講話。

日本人剛交待完任務，泥丸就起錨了，滿載著大批從菲律賓掠奪的軍用物資，帶著作為奴隸勞工的我們。那天是1942年9月5日。我不是一個好水手，泥丸駛出不遠，我就暈頭轉向，頭痛欲裂，胃裡翻江倒海。我堅持著幫戰友們做完了第一頓晚飯。我知道，我必須堅持，廚師的工作是很多兄弟夢寐以求的。我要學會適應，適應了，才能遠離死亡。

第二天早上，輪船顛簸得更加厲害。我實在受不了了，借口扔垃圾，頻繁地跑出廚房，跑到前甲板。我不能讓日本看守看到我在廚房嘔吐，一旦被他們發現，我的廚師資格就會被取消，我就不能獲得更多的食物，也不能到船艙外透口氣，只能終日待在暗無天日、惡臭熏天的貨艙里。在廚房裡，我多多少少還有一些活動自由。

第三天早上，我覺得好多了。曾經在海軍做過很長時間廚師的阿爾德悄悄地問我：「坦尼，你知道海軍怎樣訓練你們這些暈船的菜鳥嗎？」我認真地思考他的問題。我想到了魚鉤、航線和巨錨。他不等我說話：「給你支個招，想不暈船很簡單，你把一些腌豬肉用線穿起來，抓住線頭，把肉吞下去，然後再一點一點拉出來，如果你不吐了，你就是一個真正的水兵了。」

我倒是很想試試他的辦法，可是我上哪去弄豬肉和線繩呢？當他說到「把肉從胃裡拉出來」的時候，我頓時覺得非常噁心，實在忍不住了，迅速衝到船頭，把早飯從胃裡吐出來，貢獻給大海的魚類。沒想到，我的廚師生涯到頭了：幾個日本軍官正好站在船頭，離我幾英尺外的圍欄旁邊。

一個軍官一揮手，一個日本兵就把我推進了貨艙，和其他的496個兄弟享受同樣的旅行「待遇」。過了一會，我又吐了。失去了新鮮的空氣和開闊的視野，我的暈船反應越來越大。我再也不做夢，混個飽肚子了。

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還開玩笑，怪阿爾德烏鴉嘴。如果不是他給我講那麼噁心的段子，說不定，我也能像他一樣，在今後的戰俘生涯中一直擔任廚師這個肥缺。阿爾德是個瘦高個，紅色捲髮，他一直是戰俘營中最棒的廚師。

貨艙不是人待的地方，而我們24小時都要待著。貨艙大約有50英尺長，50英尺寬，我們每個人能分到5平方英尺的空間。這點地方對我們大男人來說，是不夠躺下來睡覺的。貨艙大約有20英尺高，沒有電。只有艙口打開的時候，才會透進一絲光亮。貨艙的四壁都是銹跡斑斑的金屬。

貨艙里臭氣熏天，木頭地板上堆積著馬匹的糞便，地板縫裡濕乎乎的是尚未乾透的馬尿。不難想像，在不久以前，這個貨艙是用來裝運馬匹的。沒有幾天，我們的衣服上沾染了馬匹排泄物的惡臭。

不只是馬糞、馬尿的味道，空氣當中還混雜著人的糞便的味道。上船的時候，我們大多數人失去了正常體重的30%到40%，很多人的痢疾癥狀還很嚴重，最起碼有一半的人受著瘧疾的折磨。貨艙的密閉空間，讓這兩種疾病迅速蔓延，擊倒了很多兄弟。我們選了兩個角落放便桶，不一會，便桶里就會增加一些新鮮的糞便。兩個便桶容不下500個人一整天的排泄物，經常會溢出來。靠近廁所的兄弟不得不睡在屎尿當中。

剛開始的幾天，日本人只允許我們在白天倒便桶。我們的便桶只能從艙口用繩子吊上來。日本人允許我們每天選派4個人出艙倒便桶。便桶的屎尿被抬到甲板上倒進大海。這可是一個重活，後來我們申請加派4個人，這樣可以在倒便桶的時候換換手。再後來，我們又向日本人申請，在晚上睡覺之前再倒一次，這樣我們就不用擔心便桶溢出或傾倒的問題了，在夜間也不要呼吸充斥痢疾病菌的污濁臭氣了。

戰俘當中的一個海軍少校，建議我們在艙中做些運動，以保持身體健康，響應者寥寥無幾。我們每天只有兩頓分量少得可憐的米飯，還有一碗稀湯，這些食物提供的能量維持我們的生存都成問題，也許除了那3個在廚房工作的幸運兒，其他的人都在挨餓，哪有力氣去鍛煉。這個海軍少校後來成了日本人的幫凶，在日本福岡大牟田17號戰俘營中，他至少要對3名美國人的死負責，另外還有4個人因為他的原因受到了嚴刑拷打。他在17號戰俘營是日本人眼裡的紅人，日本人賦予了他極大的權力——讓他負責管理戰俘食堂，他有權在戰俘中選擇炊事員、炊事員的助手，還有在食堂打雜的人。他能決定我們吃什麼，什麼時候吃，吃多少。他的工作給他帶來了比一般的高級軍官更大的權力。大家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狗腿子」。

我們在木地板上和衣而眠。每天晚上都有人瘧疾發作，冷得直打哆嗦，哭著喊著要毯子，幾分鐘之後，他們又開始尖叫，說身體著了火。惡臭和疾病折磨著我們，使睡眠和生存變得十分艱難。時間成為最大的負擔。一些兄弟的呻吟，就像指甲划過黑板，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一些兄弟的嗚咽和號哭，像一把利刃要把我們的耳膜撕裂。

腳氣病也是我們的另一個敵人，我們長時間營養不良，體內缺乏維生素B1。濕腳氣病會引起腿腳、生殖器、腹部，甚至是面部的水腫，腳部最嚴重，布滿水泡。我們輕輕拍打患者的身體，以便排出一些水分，減輕患者痛苦。干腳氣病，多侵襲腿腳，與濕腳氣病相反，身體缺少水分，引起的劇烈疼痛，就像遭受電擊一樣。後來我們才知道，腳氣病不同於腳氣，它的長期影響是導致嚴重的心臟問題。我很幸運，在巴丹回收廢舊金屬的時候，還多多少少吃到了一些日本人嘴裡剩下的牛肉。

這不是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是我們又有誰當這種生活是生活啊！我現在的處境，是勞拉無法想像的。我好想洗個熱水澡，衝掉這一身的臭氣。我好希望這是一個噩夢，一覺醒來，一切都過去了。可是這一切都是真實的。我們最大的敵人就是時間，白天我們可以講故事，可以說話，挪挪窩。晚上的時間就難熬了。為了挨過漫漫長夜，我不得不強迫自己回想過去，回想與勞拉在一起的幸福，回想在死亡行軍以來遭受的種種痛苦。我要活著回家，我要活著等到有權利控訴的那一天！我通常都是這樣想的：勞拉在做什麼，她會怎樣看待我的投降，會把我當作一個失敗者嗎？她會不會因為是我的妻子，而感到愧疚？最重要的是，她還在等我嗎？

編輯：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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