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愛因斯坦化解了科學史上最大的人質危機

題圖：123RF

1918年，時光與天才尚未在愛因斯坦的臉上結為聯盟。他寬廣而智慧的額頭上還沒有射出標誌性的白毛，他還不怎麼愛笑，他還要花幾十年才能學會在鏡頭前吐舌頭。相反的，這段時期的愛因斯坦是個四十不到卻異常憔悴的男人，眼中沒有了昔日的閃光。在愛因斯坦乘坐有軌電車前往柏林國會大廈的那天，他看上去就像一個努力尋找食物來維持生活的貧民——和這座城市裡每個經歷了四年世界大戰的，疲憊不堪的人一樣。

從有軌電車的車窗向外望去，愛因斯坦或許會想到四年前德皇威廉二世向協約國宣戰時的場景。那時整個柏林陷入了沸騰，熱血青年們歡呼雀躍，姑娘向排隊出征的士兵們獻上飛吻。所有人都欣喜若狂地等待著勝利的消息，忘記了戰爭總會有失敗的一方。

歡迎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先是自告奮勇的憤青被扔進凡爾登絞肉機，當國家發現憤青差不多死光了，開始把強行徵兆來的鍵盤俠(在那個時代應該叫海報俠)推進索姆河的地獄，然後是工人、農民、手藝人……無數年輕人的生命像垃圾一樣被傾倒在幾乎靜止的荒謬戰線上。那些許諾「身許家國心許你」的姑娘們如今成了無依無靠的寡婦，她們開始流著淚詛咒戰爭，流著淚在日夜轟鳴的兵工廠中生產炮彈，然後用這些炮彈製造另一個流淚的寡婦。

相比於連篇累牘的政治教科書，哈齊開斯重機槍的火舌和75mm野戰炮雨點般的炮彈才是更好的老師。年輕的士兵們很快認識到了理想和現實的區別：只有極少數膽大又命大的英雄能站在巡遊卡車上接受姑娘們的鮮花，大多數人從未在戰場上放過一槍，甚至從未看見過敵人一眼，就被機槍和大炮絞殺在戰場的爛泥中了。連他們的幽靈都被捏成了EA遊戲中的人物模型，讓嚼著口香糖的小屁孩在《戰地1》中再殺死一遍。他們被灌輸了保家衛國的熱情和爭奪榮譽的渴望，死的像毫無尊嚴的狗。

愛因斯坦對這一切深惡痛絕。

如果我是愛因斯坦的發言人，我會簡明扼要的把他的態度濃縮為一句：所有挑動戰爭的人都是傻逼。但愛因斯坦不像我這般粗鄙，所以他文縐縐的說道：「民族主義是一種幼稚病,是人類的麻疹。」過了沒多久他又說，戰爭是一群睾大無腦的傢伙們「由男性生物特徵決定的攻擊性傾向」。愛因斯坦甚至希望德國戰敗，這樣才能制約普魯士的強權。

愛因斯坦的一生是標準賣國賊的一生，他從未熱愛過自己的的祖國德國，17歲就因為對軍國主義的厭惡而摒棄了德國國籍。現在他身為柏林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院長卻公然表達對德國戰敗的渴望，讓這位賣國賊在科學界里顯得尤為孤立。一戰開始後，德國曾發表著名的《告文明世界書》，聲稱德國的戰爭是自衛，為了「避免德國寶貴的文化遺產遭到毀滅」。不過在入侵比利時並搞出了盧萬大屠殺之後，德國人說這些話那時候未免有點挺不直腰桿，所以德宣部叫來了包括普朗克和倫琴在內的九十多個科學界大佬在《告世界文明書》下籤下了自己的名字，試圖用這些科學家的聲望來證明本國在行使正義，雖然名譽與正義根本是兩個維度的東西。

協約國一方的政府同樣沒有閑著，英國的報紙上不斷宣傳這些日耳曼蠻族企圖霸佔整個歐洲，並「將死去兵士的屍體做成潤滑油和豬飼料」，任何熱愛和平的文明國家都不能容忍這種連匈奴都汗顏的暴行。於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戰爭就在這群和平的、文明的、忙著張羅自衛的國家中爆發了。

即使是待在遠離戰線的後方，人們也感覺得到戰爭帶來的崩潰。作為德國的首都，柏林沒有像倫敦一樣見識到齊柏林飛艇投下的炸彈，也沒有像巴黎一樣挨了威廉大炮的轟擊，卻依然變成了一個絕望、飢餓、充滿難民的城市。

愛因斯坦從他的車窗里看到的這座城市，正因為謊言而付出巨大的代價。日用品和食物的補給已經不能最基本的生活，市民因為布爾什維克的宣傳而激化，謠言開始代替警察掌管街頭秩序。就在一個月前，政府仍在宣傳這場大戰進行得很順利。俄國人投降了，皇帝的軍隊又開始向巴黎進軍，報紙上寫滿了「一路勝利」的口號。可是忽然之間德國也革命了，一戰結束了，霍亨索倫王朝就像一個失去了操縱者的提線木偶一樣華麗的倒下了，過去的一切都不復存在。

和愛因斯坦在一輛電車上的還有馬克斯·韋特海默。這位心理學家看上去比 1914年時更年輕，他為軍隊服務，獲得了少校軍銜，還為此刮掉了自己的大鬍子。維特海默是個從長相到名字都一點也沒有普魯士風範的捷克猶太人，熱愛德國之心確是饑渴難耐。這位精神德國人在戰爭中的貢獻足夠拿到一抽屜鐵十字勳章，包括針對敵方火炮的聲響定位系統，稍加改進他又弄出了在德國U型潛艇上使用的聲吶。

愛因斯坦不支持科學家服務於戰爭，他不明白為什麼這位格式塔心理學大師會跑去擺弄聲吶。但是現在愛國少校維特海默和他身邊的長毛和平販子站上了同一條戰線，立場的不同並沒有掩蓋他們那種共通的執著精神。兩人都知道問題出現就要用盡一切辦法解決，就像現在——激進的革命學生們佔領了柏林大學，扣押了當天留在學校里的校長和一堆教授作為人質。

量子物力學的奠基人馬克斯·波恩也在這輛電車上。一個小時前，愛因斯坦給這位物理學同事打電話，告訴了他目前的人質危機。柏林正在爆發流感，每天奪走數百人的生命，同樣被流感病毒波及的馬克斯·波恩一邊咳嗽一邊從床上爬起來，追上了愛因斯坦的電車。

和另外兩位馬克思不同，愛因斯坦從未對這場戰爭有過任何幫助。韋特海默造出了聲吶，波恩研究火炮測距技術，愛因斯坦的好友弗里茨·哈伯教授更是大力研發氯氣和芥子氣等毒劑，以更殘酷的方式殺死士兵。作為在毒氣研究上居功至偉的猶太科學家，哈伯曾經向全世界驕傲的宣稱，「和平時期，一個科學家是屬於全世界的；但在戰爭時期，他是屬於國家的。」可惜這位絕命毒師因心臟病於1934年去世，沒來得及見證自己愛國熱情的真正威力——二戰中，哈伯的四百萬猶太同胞替他品嘗了科研成果。

許多親密的朋友把科學研究變成了戰爭，但這些全世界最傑出的科學家仍吸引著愛因斯坦留在柏林，但只有愛因斯坦堅定的站在了反戰的一邊，也許這就是冠軍物理學家和傑出物理學家之間的區別。

在那一天，愛因斯坦只想告訴柏林大學的革命學生，他們在無意中把無辜的人俘虜了。他們不打算要求學生放棄對大學的控制，僅僅是想讓教授和校長回家。為了尋求釋放人質的方法，愛因斯坦和兩個馬克思一起前往柏林革命的中心：國會大廈。

國會大廈在遠處出現。德皇威廉二世在國會大廈的修建上傾注了很多心血，希望通過這幢大型精美建築把落後的柏林變成與倫敦匹敵的首都。國會大廈擁有巨大的圓頂和羅馬文藝復興時期的華麗拱門，當然也擁有標準的德意志品質，哪怕用個百十年後垮掉，還能從旁邊的下水道里挖出一摸一樣的一座用油紙包好的建築換上，讓大家紛紛佩服德國人的嚴謹。

現在這座精美的建築失去了往日的嚴謹風範。牆上塗滿了革命標語，煙頭到處散落，紙、灰塵和污垢覆蓋了地毯。大廳里躺著一堆步槍。當以愛因斯坦為首的代表團走下電車時，戴著紅色臂章的學生們控制著國會大廈，享受著從未有過的政治快感，彷彿這個世界很容易理解，彷彿他們能管理好整個國家。

威廉二世逃跑的消息傳開後，這群人聚集在國會大廈外，要求見到德國的社會主義領導人。此時新的領導人們正在國會大廈的陽台上架鍋，以小麥粥來反抗協約國的物資封鎖。剛剛的計劃是建立一個新的君主立憲制國家，威廉二世的孫子是新國王。但有人咽著口水說道，我們自己都餓著肚子幹嘛還要弄張嘴出來搶飯吃?於是存在了五分鐘的君主立憲制德國覆滅了，政客們邊舀粥邊決定再也沒有什麼國王了——魏瑪共和國即將到來，未來的國家將亂的像政客的粥，好給希特勒這樣的瘋子留下可乘之機。

政治家菲利普·謝德曼漫步到陽台的欄杆邊，「舊的腐朽的，」他驕傲的揮起右臂，向勉強聽他演講的人群喊道，「君主制已經崩潰了。新社會萬歲!「他又喊道，「德意志共和國萬歲!」

零散的幾聲歡呼後，政客回到了他的鍋邊，大口喝著代表著新社會的驕傲的粥。如果在那個混亂而飢餓的上午，某個私心稍微不那麼強烈的政客從他的口袋裡多掏出一把小麥，未來的整個世界都會完全不同。

1918年的秋天，整個城市，整個國家，甚至連愛因斯坦這樣的小團體都在四處奔走，試圖挽救一些傳統的東西，然而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打算要摧毀一切。對於現在的德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達憤怒的一種方式，大多數人沒有想過革命之後會迎來什麼。人們驚恐的等待著即將到來的新社會制度，擔心新政府會不會搶走他們藏在壁櫥中那幾塊麵包。即使是最激進的左翼領導人羅莎·盧森堡，也主張防止恐怖的俄國革命主義成為德國的新秩序。

愛因斯坦和畢加索一樣本質上是個波西米亞人，既不追求優雅，也不尋求財富，只想遵從自己內心的生活方式。愛因斯坦從少年時代起就對德國當局的一切不屑一顧，在17歲時就放棄了自己的國籍成為了瑞士人。但現在那些代表著舊勢力的——戴著羽毛帽子和穿著制服昂首闊步的貴族們——自殺之後，愛因斯坦卻發現仍有一些傳統的東西值得拯救，比如正在被革命小將們搗毀的柏林大學。不管怎麼說，威廉二世至少對科學家還不錯，他只關心征服和戰爭，然後任由賣國賊愛因斯坦一點點征服柏林科學界。愛因斯坦也希望在新德國能繼續這樣的學術生活，無論新的社會制度是什麼。

有軌電車上的其他乘客似乎沒有注意到愛因斯坦。這時的愛因斯坦還沒有成為世界名人，他的相對論也鮮為人知。當時最吸引人的物理髮現是看上去很酷的X射線(能拍攝透視照片)，或者摸上去很酷的鐳(摸一摸就讓你短命)。相對論看不見也摸不著，很難像x射線和鐳那樣抓住公眾的想像力。恐怕當時全世界只有十來個人能理解愛因斯坦那跨時代的天才頭腦，其中兩個就坐在愛因斯坦身邊，剩下的都在柏林大學裡被革命小將們用鐵鏈捆著。愛因斯坦必須解救這些人質，哪怕是為了相對論。

不僅僅是為了相對論。要知道，這是二十世紀初的柏林大學，這是擁有愛因斯坦、波恩、勞厄、普朗克、薛定諤、李普曼、哈恩、馮·布勞恩、赫茲、馮·諾依曼的世界科學中心，這批人類群星奠定了當今物理學研究的基石。如果哪個革命者一時衝動想這批學者開槍，世界文明起碼要停滯五十年——別以為這些革命者干不出來，革命者什麼恐怖的事都幹得出來，他們已經在俄國為世界展示過一次了。

現在拯救文明世界的任務落在了愛因斯坦的肩上。愛因斯坦和兩個馬克思硬著頭皮向戴紅袖章的學生走去。革命者通常暴躁無比，把國王趕跑也不能撫平他們的怒火。激動的學生們堵在門口，隨時準備著向靠近的任何可疑分子開槍。但是智慧的頭腦們必須進入革命中心，尋找釋放被關押在柏林大學中的同事的可能性。

未來的歷史中還會有國家上演這種荒謬的場景嗎，本國最出色的學者們從學校狹窄的後門逃跑，被一群帶著紅袖章的學生喊著口號追殺？多年後，愛因斯坦回憶起這一幕時說道：「真沒想到幾個四十歲的男人還那麼天真。我們三個人都沒有意識到，人類衝動的本能在某些時候比智慧更有力量。」

現在本能統治了國會大廈。智慧束手無策地圍著國會大廈溜了一圈，直到一位新聞記者認出了愛因斯坦，並告訴學生是偉大的愛因斯坦想要進入。當智慧小隊通過國會大廈前的防線時，學生們向愛因斯坦歡呼。

大多數學生在1914年都不會為愛因斯坦歡呼。那一年所有德國人只為戰爭歡呼，讀尼采讀傻了的小說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為了支持戰爭不惜與家人絕交，就連憎恨普魯士貴族和容克地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家也為盧萬大屠殺表示了自豪。在瘋狂的民族主義熱情下，不支持戰爭的人只能選擇沉默，唯有愛因斯坦站出來痛斥這一切。

這幾年間，愛因斯坦像堂吉訶德對抗風車一樣，孤獨的對抗著德國人民的愛國聲討，科學界也忙不迭的對他的反動學術學說進行大批判；你能想到的所有洗刷公知的段子在一百年前就被德國政治家在愛因斯坦的身上用了個遍。所有人都逼著愛因斯坦支持德皇威廉二世的正義戰爭。

一個政權有無數方法讓民眾認為即將到來的戰爭是正義的：比如大量捏造敵人的陰謀，比如瘋狂渲染兩國的歷史仇恨；比如告訴民眾本國擴軍100萬是榮譽，鄰國擴軍80萬則是威脅；又比如把本來不屬於自己的地盤划進版圖，然後控訴鄰國的侵略。總之戰爭中大家都認為正義之神站在自己一邊，哪怕是希特勒也堅信自己的正義，哪怕是伊斯加略的猶大也擁有上帝。

可是突然之間德國戰敗了，王八蛋皇帝威廉二世，窮兵黷武欠下了2690億的戰爭賠款，帶著他的老婆(或許還有小姨子，畢竟歐洲貴族的亂倫圈名聲在外)跑了。人民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只有矮子里拔高子，推了個和稀泥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出來當名義領導人。

1918年11月，新的革命政府成立，正義的定義也隨之起了變化。愛因斯坦什麼也沒做，就在一夜之間從全德國最不正義的公知變成了最正義的先知。人類，作為一種僅僅存在於長度、寬度、高度和時間這四個維度上的低級生物，卻比相對論更難以捉摸。愛因斯坦嘆了一口氣 。

當學生們意識到愛因斯坦是誰時，他們高興地向智慧小隊揮手。沉默的智慧党參加了革命學生的會議，才發現這些以「解放者」自居的學生實際上是自由的敵人——學生們通過了一項決議，只有社會主義思想才能在大學裡傳播，只有社會主義者才能當大學教授，同樣也只有社會主義者才能進入學校求學。

投票結束後，學生們轉向愛因斯坦，希望得到正義先知的支持。愛因斯坦卻告訴革命學生們，思想自由是德國大學中最珍貴的東西，他不支持剛剛通過的社會主義獨裁決議，並對結果表示很遺憾。聽到先知公然帶著革命群眾走另一條岔路，學生們用死媽一樣難看的表情投下了對愛因斯坦的驅逐票。

愛因斯坦從來沒有想過來這探討學術自由，也不最在乎被學生們請出會議室，他只想解救那些被鐵鏈子捆在柏林大學辦公室里的同事。這些學者能不能被釋放？革命學生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告訴愛因斯坦，他們已經將柏林大學的控制權交給了新的革命政府。

當三人和那個記者一起進入帝國總理府的總部時，他們似乎來到了一個充滿不可能任務的異世界。新政府對英國的仇恨、法國的復仇、流竄的難民、肆虐的流感、蔓延的饑荒和國內勢力的分裂束手無策，尤其是停戰摧毀了用於對抗封鎖的戰時體制之後，和平並不能結束協約國的封鎖，反而使封鎖更為有效。和政府現在要面對的困境相比相比，愛因斯坦對自己同事的關心簡直就像小學生苦苦思索數學題。

混亂的局面卻為愛因斯坦的小團體提供了便利，他們不受任何阻礙就進了入德國領導人的辦公室，並向革命政府首腦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提出了請求。艾伯特被擺在辦公桌上的麻煩折磨的痛不欲生，但是他可以簽署一份文件命令釋放被關押的人質。因為有了愛因斯坦，這位領導人終於可以真正解決一個問題以顯示自己的權威了。

三人離開總理府時歡欣鼓舞，情緒高漲。馬克思波恩事後回憶說，「感覺自己參加了一個歷史性的活動，見證了普魯士最後的傲慢……現在德國的民主已經勝利了。"他們揮著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字條回到柏林大學，就像兩軍交戰中的信使揮舞著保命的白旗。

如果愛因斯坦拿到一份學生提交的論文，他可能會想這論文里的觀點真實性如何。但現在大學的控制者們似乎缺乏愛因斯坦的這種對不確定信息的懷疑能力。在混亂的柏林大學，愛因斯坦手裡的紙條就是牌局裡通行無阻的王炸，沒有人懷疑這張寫著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名字的潦草紙條的真偽或權威。於是在剛剛成立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國里，愛因斯坦和他的夥伴們用領導人批條子這種用通常流行於專制國家的方式，化解了柏林大學中的人質危機。

與得到釋放的同事們一起，愛因斯坦，波恩和韋特海默離開了大學，他們對世界和自己都感到很高興。柏林正在經受饑荒和瘟疫，並受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誘惑，但是愛因斯坦像一個騎士一樣對陣了命運的風車並取得了勝利，他仍將堅信著理性和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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