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詩詞，只是為了審美嗎？

儒學 06-25

詩詞固然展現文辭之美，但它更包含著豐富的文化知識和美好的道德人格。知識內涵，是詩詞的肌骨；人格之美與文辭之美，是詩詞的靈魂。

讀詩詞，只是為了審美嗎？

文｜謝琰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從生產生活中誕生的。而詩詞，就是文化嬰兒誕生時的第一聲啼哭。魯迅先生說，中國最早的文學創作可能就是「杭育杭育」（即哼唷哼唷）的勞動號子。這短短四個字，有節奏，有韻律，有復沓的技巧，有情感的抒發，便湊齊了詩詞的要素。

在傳世文獻中，《吳越春秋》卷九所載《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被認為是最古老的詩詞，其實它是獵人對弓箭施加的咒語。而在出土文獻中，也有歌謠性質的段落，比如甲骨卜辭：「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郭沫若《卜辭通纂》）這會讓人想起漢樂府里的名句：「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相隔兩千年、情境迥異的占卜師和採蓮人，卻都在寫詩。我們常說中國是詩國，其中一個最明顯的表徵就是，中國古代似乎每種人都在背詩、談詩、念詩、作詩。我們翻開《禮記》、《左傳》，會發現如果不會引用幾句《詩經》，簡直講不清楚道理；如果不會現場「賦」詩，巧妙應答，簡直要在諸侯外交的大場面中丟盡顏面。我們再翻開《全唐詩》，從皇帝到宰相，從文臣到武將，從名詩人到無名氏，從道士到僧侶，從閨閣到市井，無處不在讀詩，無人不在寫詩。甚至還有單獨的一卷叫做「鬼詩」，記載了神秘莫測而又凄婉動人的作品。而一生愛好鬼狐花妖的蒲松齡，也有「愛聽秋墳鬼唱詩」的詩句。

在古代中國，詩詞傳播與應用的範圍之廣，罕有其他民族可相匹敵。詩詞是中華民族的唇舌與食糧。詩詞是語言產品，也是文化載體。《論語》里說：「不學詩，無以言。」這規矩影響了中國人幾千年。學詩，絕不僅僅是接受審美的熏陶。在大多數時代，在大多數人群中，審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詩的本質，是人生活動，來源於人生，又指導著人生。《論語》里又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這裡的「詩」，雖然特指《詩經》，但放在歷代詩詞身上也完全恰當——詩詞，會激發人的情感，會教給人知識，會提供社交的機會和能力，甚至成為表達怨刺、干預政治、兼濟天下的工具與媒介。往小了說，詩會讓你成為孝子、賢孫，往大了說，詩又能使你成為忠臣、棟樑。即便你渾渾噩噩什麼也沒學到，好歹知道了一些花花草草、蟲魚鳥獸的名字，認識了一堆漢字與概念，可能比你背誦字典來得快、記得牢。這就是學詩的意義。在孔子看來，學詩，學禮，學仁，是三位一體的。

到了科舉時代，詩詞又成了中國人的命。寫一手漂亮的五言詩，是入仕進階的敲門磚。而在登堂入室之後，還要靠詩詞來與上級下級、左鄰右舍打交道，於是敲門磚又搖身變為護身符。等到壽終正寢、彌留之際，很多人還要寫《示兒詩》，寫《絕筆詩》，還要叮囑子孫生徒，為其編纂遺文並求名公巨卿作序，以傳不朽，這最後的文集里，也往往包含很多的詩詞，彷彿一部散碎的自傳。而這時的詩詞，又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墓志銘、紀德碑。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寫詩最多的人，不是李白，不是杜甫，也不是陸遊、楊萬里，而是乾隆皇帝。他的四萬多首詩，是要和文武百官探討各式各樣的重大或無聊的問題，同時也不斷地書寫自己的日常生活。日理萬機的帝王，尚且如此，遑論普通士大夫。所以，要想了解一個歷史人物的真實面目，只看歷史材料是不夠的，只讀冠冕堂皇的文章也是不足的，而是要讀他的詩集。拼湊了很多部詩集來看，就能看出一個時代的「詩史」。

譬如把杜甫、李白、王維、高適、岑參的詩集合而觀之，就能理出一個盛唐由盛轉衰的脈絡來。這脈絡，不是延伸在冰冷的制度與軍隊之中，而是貫穿於眾多生靈的經歷與眾多心靈的吶喊沉思之中。再如將元稹、白居易、韓愈、張籍、李賀的詩集瀏覽一過，又可以知道中唐社會諸多風俗的細節，可能比史書的記載還要精確。白居易有一首《時世妝》寫當時長安婦女的妝扮：「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蚩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椎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這是多麼精確的描摹，而「赭面」、「椎髻」、「烏膏」的化妝方式，又是多麼時尚、驚艷，簡直可以拿到米蘭時裝周上展覽了！

再比如，若想了解宋代的城市生活，我們固然可以去讀《東京夢華錄》，去欣賞《清明上河圖》，但同樣可以翻看柳永的詞集，那裡有更優美的記載，更為親切的描繪。比如《迎新春》寫元宵節觀燈：「嶰管變青律，帝里陽和新布。晴景回輕煦，慶嘉節、當三五。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燃絳樹，鰲山聳，喧天簫鼓。」這是何等繁華！又如《望海潮》寫杭州城：「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這又是何等美景、何等人民！無怪「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羅大經《鶴林玉露》）。千載而下，我們現在用柳永這首詞來作為杭州的城市宣傳片的解說詞，又何嘗不可？

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即《千家詩》。這裡面收錄的都是最簡單淺顯的詩，但是仔細考量一下，會發現編者的匠心：學習這些詩，可以學到四季景物、地域風情、時令節俗、人物故事。比如讀「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就可了解成都的地理與交通；讀「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既能了解金陵城，也能了解六朝貴族人物；讀「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便知道古人如何過春節；讀「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便知道古人如何體察聖人心境、如何享受道義學問的快樂。以上這些詩，原本就是有豐富意蘊的，而編者又將它們按照春夏秋冬的順序編輯起來，讓孩子們跟隨季節變化而調整學習內容與學習狀態，自然而然就學到了很多文化知識。

所以說，詩詞不僅僅是文人墨客吟風弄月的奢侈藝術，它更重要的價值，在於用一種優美易懂的形式，用一種親切自然的態度，用一種無孔不入的眼光和筆觸，來記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對於當代中國人而言，詩詞就是認知、學習民族文化的一扇窗口，一種捷徑。

然而，若只將詩詞視作有韻律的青史、有修辭的百科全書，那也是歪曲了詩詞的本來面目，縮水了它的豐富意義。如果沒有文化內涵，詩詞會像一個精瘦、矯情的女子；如果沒有審美內涵，那詩詞又會變成一條失魂落魄的胖大漢子。文化是詩詞的營養與肌骨，而審美，則是詩詞的靈魂。

正如「文化」的定義有幾百種，「美」的內涵也是千差萬別。西方唯美主義思潮會認為美是不實用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對於古典詩詞而言，美既是實用的，也應該是道德的。王國維先生《文學小言》說：「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他的意思是，屈原、陶淵明、杜甫、蘇軾，這四個詩人哪怕一首詩都不寫，他們的人格本身也足以不朽，足以成為最偉大的「詩」。這樣的評價，不是王國維先生故作危言聳聽，而是源自中國詩學的「言志」傳統。

《尚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漢代人寫的《毛詩序》也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這兩段話，依託於《尚書》、《詩經》的絕對經典地位，塑造了中國詩學中的一條金科玉律，即「詩言志」。什麼是「志」？它固然有情感的一面，但還有道德的一面。《論語》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就是正。思正，就是觀念雅正，道德恰當。《論語》又說《關雎》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後來《禮記·經解》又說「溫柔敦厚，詩教也」，這些和《尚書》所說的「神人以和」，事實上都是在談經過道德洗禮之後的情感及美感。到了晉代陸機《文賦》，又提出「詩緣情而綺靡」的見解，這恰恰說明「詩言志」的「志」，的確在歷代闡釋中偏向於道德涵義，所以陸機才會再提出「詩緣情」的見解，從而展現出魏晉「文學自覺」的新風貌。然而，魏晉以降，儘管倡導「緣情」、抒發「性靈」的聲音不絕如縷，但始終不能蓋過「詩言志」、「思無邪」的傳統，後者始終是詩學批評的首要標準。無論從官方評價來看，還是從士林詩壇的選錄、評點來看，還是從世俗社會的接受來看，歷代最重要、最偉大、最有影響力的詩人，幾乎都是具備崇高的思想道德與人格魅力的「豪傑」、「士范」，而絕不僅僅是文思泉湧、才高八斗的詞客妙人。因此，《詩經》里的詩人，以及屈原、陶淵明、杜甫、蘇軾四位大詩人，之所以被推舉為古典詩詞的最高代表，正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僅具備精緻的文辭之美，而且包含崇高的人格之美。

中國古代最好的詩詞作品，往往兼具人格之美與文辭之美，而又以人格之美為根本。比如《詩經·小雅·採薇》，很多人都喜歡結尾一段的名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句固然文辭優美，但其背後的醇厚道德與崇高心靈，則更為動人。我們且看這位戍邊戰士的心緒：一方面，他不斷哀嘆自己「靡室靡家」、「靡使歸聘」、「我行不來」，就是回不了家，哀嘆自己「不遑啟居」、「不遑啟處」、「我戍未定」、「載飢載渴」，就是不但回不了家，連打仗都不是在一個地方打，而總是遷徙、轉戰，正所謂「萬里長徵人未還」啊，所以他「心亦憂止」、「憂心烈烈」、「憂心孔疚」，一直到詩的最後，還是在哀嘆「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斷訴說，之所以如此辛苦，是因為「玁狁之故」、「王事靡盬」，也就是不斷以國家存亡、民族大節砥礪自己，繼而他又不斷提醒自己「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也就是嚴格要求自己，加強警戒，完成任務。更可貴的是，在這樣一場漫長浩大的戰爭中，將軍與戰士的關係，卻是如此融洽、團結。戰士把將軍比作「維常之華」，把將軍的車馬讚美為「業業」、「騤騤」、「翼翼」，也就是高壯迅猛。為什麼關係融洽呢？因為這些車馬，是「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也就是說，將軍既帶領戰士衝鋒陷陣，又保護著戰士、維持著兵陣，上級和下級，都為了同一個崇高的目標而努力奮鬥、勤勉不已。因此，《採薇》這首詩，既真實地揭示了戰爭給人類帶來的苦難與傷悲，同時也展現了人類在戰爭中所爆發出的堅強、責任、團結、愛國等種種優秀的道德品質。它既是悲傷的，又是慰藉的，既是批判的，又是溫情的，既展現了現實的殘酷，又展現了理想的境界。最好的詩，不就應該是這樣嗎？

當我們理解了《採薇》中所包含的醇厚道德、崇高心靈，再回過頭吟詠「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也許就會流下別樣的感動的淚水，而不僅是沉迷於文辭的美妙、意境的清麗。同樣道理，我們讀《詩經·國風》里的諷刺篇章與愛情詠嘆，讀屈原的「上下求索」與「受命不遷」，讀杜甫的紀亂史詩與夔州心跡，讀蘇軾的貶謫酸楚與超邁氣象，都應該透過表層的文辭之美，去追索背後的道德堅守、人生感慨、處世智慧，學習他們的人格，完善自己的心靈。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向來有個特點，叫做「秘響旁通」，也就是說，各種文化門類之間都有極為緊密且豐富的聯繫。從任何一個門類深入進去，都可以旁通其餘，從而獲得對於傳統文化的比較全面、深刻的把握。詩詞也是如此。詩詞固然展現文辭之美，但它更包含著豐富的文化知識和美好的道德人格。知識內涵，是詩詞的肌骨；人格之美與文辭之美，是詩詞的靈魂。在詩詞的文辭之美普遍受重視、被追捧的今天，我要特彆強調詩詞中的知識內涵與人格之美。惟其如此，我們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古典詩詞，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