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漢武帝的這一舉措，沒想到竟引發了幾百年後的亂世

它是窮人進身的階梯

還是門閥世族的一場大秀？

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朔雪漁翁

隨著世卿世祿制被推翻，誕生了新的官員選拔制度，但是隨著漢武帝一紙詔書，平民百姓還是漸漸失去了改變命運的機會，選舉變成了名門望族為主導的一場大秀。

當秦朝以二十級軍功爵位制提高軍隊戰鬥力，結束了春秋戰國幾百年分裂的局面，封建世襲制土崩瓦解，漢太祖劉邦又推翻秦朝，建立漢朝，天下一統後，就需要一種選拔官吏的制度來幫助統治，提高國家凝聚力，面對這種問題，劉邦首下求賢詔，要求郡國推薦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開創了察舉制的先河。

到了漢武帝時，採用董仲舒建議，國家設立太學，凡太學畢業考得甲等，即為郎，郎官聽命於光祿勛，是皇宮內的侍衛，當政府需要人才，就會從中挑選，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採用推恩法，大小官吏諸如三公、九卿、郡太守、縣令等官職逐漸都由朝廷直接任命，郎官就為任命提供了人選。

同時如果太學考得乙等，則為吏，當時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員，可以自由選擇手下幕僚，是為掾屬，而乙等學生作為補吏，就成了掾屬的主要人選，不要小看這些補吏，諸如魏國大將張遼、徐晃等人，都是郡吏出身！

（圖）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西漢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

再說選舉制度，也就是所謂鄉舉里選，主要分為三種，第一種如新君即位，亦或遇到天災人禍，會下詔要求地方推舉人才，這種人才被稱為賢良，如東漢末年的劉焉，在陽城山講學，後被舉為賢良方正，徵辟到司徒府，才正式開始政治生涯。

這種選舉是無定期的，具體的選擇方式是由政府機關提問，把一些政治問題寫在竹簡上，是為策問（策即是竹片的意思），而賢良們的回答就叫對策，根據他們對於政治問題提出的意見，進行挑選任用，如漢文帝時，任太子家令的晁錯，被推舉為賢良，因為在對策的一百多人中，晁錯回答深得漢文帝嘉許，結果晁錯由太子家令升為中大夫。

再如漢武帝時，董仲舒被舉為賢良參與策問，正是針對漢武帝的「天人三策」，他闡述了天人感應，論述了神權與君權的關係，並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

這種人才，不僅三公九卿、政府官員可以推舉，地方百姓也可以推舉，如漢武帝即位之初，征舉天下，東方朔與上千士人一起上書自薦，結果東方朔脫穎而出，得以提拔。

（圖）東方朔，西漢時期著名的文學家。

第二種是特殊條件的選舉，諸如出使西域諸國，要會外語，吃苦耐勞，臨機應變，再如治理水患，需要懂得天文地理的人，這些都可以下詔徵求，只要自己認為可以勝任，就可自由參選。

或者民間百姓知道誰是這樣的人，也可以推舉，這就好比劉寶瑞的單口相聲「鬥法」，琉球國來了個會打三十六手啞謎的老道要來鬥法，結果皇帝下詔到民間找能人異士，不過相聲里找來的是殺豬的孫德龍。

第三種屬於定期選舉，也就是察舉制，察舉科目有孝廉、秀才、明經、明法、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孝悌力田等不下十幾種，有利於招攬各類人才，而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舉孝廉，漢代雖然一向有這個制度，但是沒有強制要求，可能被選出來也沒有多少好處，所以不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民間百姓，都不太積極。

直到漢武帝之後，才形成常規方式，以致到了東漢時，漸漸發展到，舉孝廉成了步入仕途的最主要手段，前兩種不定期的選舉方式都被擱置。

翻開《三國志》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文官都有舉孝廉這一履歷，有意思的是，編撰《三國志》的陳壽，就是由西晉時期政治家、文學家、藏書家，西漢留侯張良的十六世孫、唐朝名相張九齡的十四世祖張華舉為孝廉，而後授官佐著作郎。

在察舉制下，社會背景、家庭出身都不再是選士的唯一依據，只要你有真才實學，有社會威望或值得稱頌的道德品質，就很有可能成為察舉對象，進而步入仕途，許多出身卑微如主父偃、東方朔、司馬相如等，都在漢武帝時得到重用，而這在世卿世祿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圖）漢武帝

而之所以漢武帝後被舉孝廉的人變多，主要還是因為他的一次下詔，因為漢武帝認為有些郡一個孝子或廉吏都選不出來，絕對是地方官吏失職，沒有盡職盡責。

為此漢武帝還想要公議出一個罪名來懲罰不舉孝廉的地方長官，結果各郡每年都要舉出一兩個孝子廉吏來塞責，東漢時，和帝採納丁鴻和劉方的建議，改以人口為單位，郡國人口不滿十萬的三年舉孝廉一人，不滿二十萬的兩年舉一人，滿二十萬一年舉一人，滿四十萬一年舉二人，以此類推，直至滿一百二十萬的一年舉六人，外圍郡國則適當放寬（人數在兩漢間一直在隨著政策變化）。

這些孝廉被舉上朝廷，大多還是被安插在皇宮裡做一個郎官，這也就出現了太學考取乙類的補吏，在地方上服務幾年之後，很可能又被推舉到皇宮，和甲類學生一樣，成為宮廷侍衛，由於漢代郡縣較多，慢慢宮廷侍衛都成了讀書人，這也就出現了之前提到的，像張遼、徐晃之輩，只能在地方作為郡吏。

後來發展到，這些郎官、孝廉，經由中央政府的再次考試之後，就可以正式入仕，孝廉成了入仕從政的正途，從理論上來說，這種方式選舉出的官吏，都是讀書人，老百姓只要讀書，就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可是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就會發現，其實這種制度存在很大的弊端。

首先先說說客觀條件上，雕版印刷術直到唐朝中後期才開始普遍使用，所以在漢代，你要想獲得一本書，主要依靠祖傳或者抄錄兩種方式，雖然官位不能世襲，但是書籍是可以傳下去的，這就導致了名門望族的誕生。

不論使用竹簡還是相對更貴的帛，以及人口稅的壓力下，普通百姓都沒有精力、財力去抄書、讀書，所以可以說當時的書籍，已經成為了一種資本，掌握這種資本，才會有機會步入仕途。

同樣，官宦人家同時也是讀書家庭，這也就形成了一種循環，像袁紹所謂「四世三公」（漢章帝劉炟時袁安為司徒，其子袁敞為司空，其孫袁湯為太尉，曾孫袁逢為司空，袁逢之弟袁隗為太傅，四世居三公位）的望族才能產生，這也就反映了另一個問題，也就是舉誰的問題。

只要一個家族中有人做到二千石以上的官職，便有權察舉，經他察舉的門生故吏，如果再做了大官，情理上自然會偏袒他的舉主，進而藉機察舉他的後人，諸如魏武帝曹操，舉孝廉，而察舉他的，是司馬懿的父親，京兆尹司馬防，後來曹操掌權後，又徵辟司馬朗、司馬懿兄弟。

再如本就是官宦人家，自然被察舉的機會就大，如袁術，「四世三公」；荀彧，父親荀緄是濟南相，叔父荀爽任司空；賈詡之父賈龔，任輕騎將軍；王凌，叔叔是司徒王允。

還有些就算親戚不是大官，可是屬於世家大族，如長社鍾氏的鐘繇。

（圖）司馬懿

本來察舉制是用來為國家選擇人才，通過按郡縣選舉，可以平衡全國各地發展，讓全國的人才都有進入中央政府的機會，同時為了防止地方政府陷入地方性，任命官員不能任命當地人，這也使得各地文化風氣相互融合，增加國家的凝聚力，可是最終卻導致了名門望族、官宦人家逐漸做大，更是間接促成了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的局面。

後來當魏文帝曹丕聽從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建立九品中正制時，門閥世族已經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變得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標準，最終到西晉時，已經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可以說察舉制在實行之初，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官僚的搪塞，不重視，以及變了味的察舉原則，使得本來可以讓百姓進身的機會都變成了門閥世族入仕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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