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銅器的造型特徵

圖一 商後期亞址方觚

商周青銅容器，如按照器物腹部的截面形狀分類，大致可以分為長方形、方形、圓形與橢圓形四類，這也代表了商周青銅容器形體造型的基本類型。而方、圓、橢圓本身可以說是規整的幾何圖形，均有軸對稱的特徵。作為容器的腹部，在其最重要的部位作如此設計，這就自然從根本上保證了整個器形給人以視覺上的穩定與莊重的感覺。商周青銅容器在形體的造型上遵奉此一原則，當然與這些青銅食器、酒器、水器在實際用途上多數是作為禮器被應用有關。

與此形體造型之特點相應的是，此一時期青銅器的紋飾也彰顯了青銅禮器的莊重之勢，因此凡主要部位的紋飾也具有三點特徵：圖案性強、布局多呈軸對稱狀且形象森嚴，最典型者如所謂饕餮紋。

然而，僅僅是上述特點尚不能全面反映商周青銅禮器在造型上的總體特徵。在當時，用如此貴重的金屬，用相當昂貴的成本來鑄造的青銅禮器，一方面必須要迎合其使用者的貴族階層的審美觀，另一方面也必然會在造型設計方面集中當時最好的設計師與能工巧匠，並因而代表了古老的商周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與藝術愛好。不可否認的是，這些青銅器中也必然會同時融入優秀的設計師與工匠個人的才華與靈感，這樣兩方面的因素，決定了當時所鑄造的青銅禮器必然不僅是只滿足於造型之肅穆、莊重這一層面，而其中優秀者，同時也是一件可供貴族階層欣賞的藝術品，必須有令人喜愛而富有魅力的藝術特質。於是現在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青銅禮器，不僅僅是具有神靈氛圍的聖器，使我們肅然起敬，同時又使我們被其巧妙的構思所深深吸引。商周青銅禮器的形制多種多樣，那麼，三千年前的能工巧匠，又是用何種手法能在不同形制的青銅器上完美地將莊重與靈動的藝術因素和諧地融為一體的呢？此次展覽恰為我們提供了探討其手法的典型器物。

手法之一，在直立的外形剛勁的（如方形、長方形）器身主要部位上，銜接以曲面的幾何形體，從而達到剛柔相濟的效果。

圖2 方卣

例如方卣（圖2）即非常典型。這件方卣的形制與屬於殷墟文化一期（殷代早期）的安陽小屯M331出土卣相近，只是M331卣圈足作圓形。與此器更為相近的是現藏日本白鶴美術館的傳河南安陽武官村北地出土的亞方卣。此型方卣當是同時期流行的長頸圓腹卣的變異。這件方卣之方形腹鼓張而腹壁豎直，加上方形圈足，使整個器物的重心顯得相當穩重。但是腹部上面的長頸，實際上是由4個坡面圍成，而從腹壁四棱上端向上伸展出的4條弧形扉棱附在長頸上，再配以長的圓拱形提梁，形成了方形與弧線的對接。其實圖1那件亞址方觚，將其上腹部至口沿做成坡狀而與方形的下腹部及圈足相接，也屬於此種手法。

手法之二，在作為器身主體的直立的方形或長方形部位上銜接其他各種不同的平面幾何形體，成功地避免了視覺上的枯燥感。

圖3 方彝

較典型的例子，即方彝（圖3），與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婦好方彝形制近同。其造型特徵是，佔了通高三分之二以上的深深的腹部四面均為直壁，無論是正視還是側視，器腹均近於長方形，使全器顯得非常端莊，如果蓋頂也做成平面，全器即只是個方正的單調的幾何體，所以設計者將器蓋設計為四阿式（指屋宇或棺槨四邊的檐溜，可使水從四面流下）的屋頂式的器蓋，將聳立的四壁轉化為傾斜向上的集湊的四坡。與此相應，器腹四角直立的折棱向上延綿至器蓋，收攏為4條斜棱又終匯成蓋頂的1條橫向的直脊。此外，四阿式的器蓋，其正視為梯形，而側視為三角形。而長方形的圈足四面中間又開有一圓拱形的小口，也都予以了變化的感覺。全器器表呈現的這種幾何形狀的變化，成功地構合了造型上的多元因素，在保持了總體的莊重氣質的同時，給人一種豐富的多層面的視覺感受。特別是蓋頂上的同樣是四阿式屋頂狀的提手，處於器物的最高端，更會凝聚觀賞者的目光，進一步消除了直壁的單調感。方彝在迄今經考古發掘的一般商人墓葬中甚少發現，多出於較大型的，也即是較高級的貴族墓葬，殊為珍貴。其整個造型，會使人想見到當時的宮室建築，考古發掘已不可能展示其屋頂，而方彝的四阿式蓋頂，證明了這種中國傳統建築形式歷史之悠久。

圖4

手法之三，用縱向的弧線與曲面來展現腹部橫截面為方形或長方形的器體。

例如商後期方罍，與一件現藏於美國芝加哥藝術館的方罍形近，只是此方罍已有矮圈足，表明其年代可能相對略晚。方罍也是一般商人墓葬中很少發現的，常是較高等級的貴族墓才有出土。方罍通高一般均在30厘米以上，高大者甚至可以達到60厘米，故其本身已自具有莊重的氣勢，如其深腹再做成直壁造型自然難以擺脫板滯之感，故設計者使方罍成坡肩，腹部四壁呈緩緩的曲面而微向下收縮，從而使其四邊棱正視則呈弧線，這種設計將橫截面的長方形體態與縱行的曲面及弧線相互交叉，構為一體，也生動地體現了商人在青銅器造型藝術上使剛、柔兩種因素對立統一於同一器物的設計理念。

圖5

這種理念與其優美的效果，在另兩件藏品中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件方彝（圖5），其截面雖大致仍作長方形，腹部正面略近於梯形，但亦與商後期常見的腹部作直壁的形制不同，而是做成緩弧形壁且垂腹，下部圓轉內收，帶扉棱的四邊棱則呈弧線形態，從而改變了方彝腹部常見的剛正垂直的長方形體態，而呈現出圓曲、宛轉的風格，這種用立體的曲面與弧線來表現截面為長方形的造型方法與上述方罍之造型手法相類。這件方彝同時又配以四阿式屋頂形蓋與直壁的方圈足，更將幾種不同的幾何形體綜合在一起，使全器在造型上尤顯得豐富多變。分布於腹部與蓋頂作為主紋飾的鴟鵂（chī xiū,貓頭鷹）紋，以誇張的凸起的雙目與尖喙及張揚的羽翅配合了上述造型的多姿，使全器洋溢著生氣與諧趣。此器綜合了商後期青銅器造型藝術的多種手法，器形與紋飾均別緻不凡，堪稱商代青銅器中的精華。以上兩器均可以作為此件方彝年代不晚於商後期的證明。又如一對扁足方鼎（圖6），長方形淺腹，高鳥形扁足，具備西周早期形制特徵。鼎腹橫截面作長方形，其方正特徵尤展現於鼎口，但鼎腹卻並未做成通常那種直壁的形式，而是設計為緩弧形壁，漸向下內收，也將本來極易板結的長方几何體鼎身，變為由方正而剛性的器口與優美曲率的弧壁構成的淺盤形，再接上高聳的動感十足的鳥形扁足，成為現所見商周扁足方鼎中造型優美而極具特色的珍品。與此兩件方鼎類似的鳥形扁足見於寶雞青銅博物館收藏的方鼎。

圖6

手法之四，在器物主體上鑄接多種造型活潑生動的附飾。

圖7

在上文其實已幾次提到了扉棱在青銅器造型中的修飾作用，扉棱相對器物主體部分而言，也是一種附飾。當青銅器主體部分層面變化較少，幾何形狀較單一時，扉棱的作用即尤為明顯。例如此次展出的商後期偏早的大口折肩圓尊（圖7），此尊器身雖作明顯的三段式，但通體各部位橫截面皆作圓形，器物圓潤感有餘，但略顯單調，且器表光滑而缺乏層次。於是設計者在器身上添加了6條齒狀扉棱，並隨器表而起伏，分成三段，同時這6條扉棱又將單調的器壁均分為六部分，打破了器表的平淡格局，增加了器表起伏的節奏感。特別是其頂端更侈出器口，不僅擴大了尊的喇叭形口沿外張態勢，並因此更增添了一種微妙的動感。這種將扉棱頂端延長探出器口的設計，在商後期雖已出現，但尚未流行。到了西周即已習見。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後癸方尊雖截面作方形，但同樣飾以分成三段而貫通上下的扉棱，亦可見此種修飾手法在當時之盛行。

另一種常見的附飾，是用鑄合法依靠榫卯結構與器身相連的小型鳥獸形或獸首形的附飾。這種附飾在二里崗上層文化偏晚時期，亦即商前期偏晚時開始見到，由於其造型生動、活潑，加在器表，顯然平添了栩栩生氣。例如圖7所示大口折肩圓尊，在折肩上等距離地設置了3個小獸首，使得由於折肩而生出的比較醒目的一層斜面給人在視覺上的平淡被打破，3個小獸首雖體量較小，但圓目鼓張，翹鼻張口，其狀頗為醒目，仔細端詳，會使人忍俊不禁。而此種尊、罍在因折肩形成的平面上設置鳥獸式獸首，在商後期青銅器中是很常見的一種修飾手法，深為商人所喜愛。

上文已舉出的那件商後期偏早的長頸方卣（圖2），在頸部前後兩個坡面上設置了兩條首向下爬行的小龍，身軀彎卷，尾部下勾，與翹起的龍首相呼應，其首部是鑄接的，而其身部則是作為高凸的紋飾與器身同時用渾鑄法鑄出的，此種工藝亦見於著名的安徽阜陽出土的龍虎尊。這一龍形附飾的安排既使相對於鼓張的腹部顯得細弱的頸部與腹部達到視覺的平衡，同時更與提梁兩端安接的鳥形附飾相合，成為一組鳥獸形飾件，從而使幾乎佔了器高一半的坡面形頸部避免了平淡。此龍形附飾在設計上、造型上均極為成功，從而使這件方卣相比起同型的方卣來更為精彩，成為不可多得的商代青銅器中的瑰寶。

圖8

圖9

以上所述幾種商代後期青銅器的造型手法多沿用至後世，特別是更多地施用於與其年代相近的西周早期青銅器造型上。西周早期銅器與商後期銅器有不少共同處，此已為研究者之共識。其所以如此，自然也與造型手法的沿用有關。在本次展覽展出的西周青銅器中，圖6所示兩件扁足方鼎即是一個例證。這一特點也在此次展出的簋（圖8）上得以體現。其器身本是西周早期圓簋最常見的形式，但此簋有蓋，特別是在蓋上還設置4條扉棱，並在4條扉棱上鑄接了4條首向下、尾外卷的小龍。當然，這樣的蓋部設置是出於盛食器的考慮，但從造型藝術角度看，這一增加的附飾打破了無特色造型器物的平淡外觀。此件簋（如暫不考慮其銘文的價值外）亦憑藉這樣一個有罕見附飾的蓋而躍入藝術精品的範疇。此外，展品中的一件龍首三足盉（圖9），以鬲狀器身接以3個渾厚的柱狀足跟，又配以穹頂形蓋，外觀很肅穆、雄壯，但設計者仍要發揮其藝術的創造力，力圖為此器物添加靈動色彩，於是在器蓋頂增加了一條盤旋昂首的龍，並將向上彎曲的管狀流外形也設計為帶有卷角的龍，另用一個頭向上攀援的怪獸充當了銴。這樣的3個神獸且首部均向著前方，盤踞在渾厚的器身上，將我們所謂的莊重與靈動的雙重氣質展露無遺。而附飾已由商人的小型鳥獸發展為身軀雄壯、體形碩大的神獸，無疑是西周早期周人對商人的藝術手法所作的新的更大膽的發展。

以上所講到的是商後期與西周時期青銅禮器中較多見的器類，但是要談此時期青銅器的造型藝術，還不能不談到另一種頗受世界範圍內中國青銅器愛好者推崇與厚愛的造型——各種器身具鳥獸形的酒器。

圖10

圖11

這兩件屬於商後期的通稱為觥（ɡōng）的盛酒器（圖10、11），是腹部與圈足均呈橢圓形的有流的容器。因其流口寬闊且上仰，故設計者依其曲度，將器蓋製成帶有獸首的獸形之上半身，當其扣置在容器上時，即與容器的上腹部合成一個完整的獸的體軀，共同構成器物的上半部，蓋前端張開的獸口恰接在流口上成為酒液的出口處。這一設計，使本來形態較普通的有流酒器一下子變得格外有神韻，且頗為怪異。其中一件觥（圖10）上半部作龍身，特大的巨口利齒、聳立著雙瓶形角的龍首，造成一種詭異的氣氛，好像巨龍就要騰躍而出;另一件觥（圖11）上部為虎形，虎雙目圓睜，大口怒張，強有力的脊背上端高拱，再加上下邊內縮的流口及圓鼓的器腹，均使全器造成一股猛虎欲躥出的氣勢，呈現出強烈的動感。這種具獸形造型的觥也有更具象形意味的，那就是將器物的下半部，即有流的、橢圓腹之容器，乾脆製成帶有四足的獸身下半部，使蓋、器合成一完整的獸形，例如在著名的殷墟婦好墓中出土的姤辛觥。但是，不論怎樣在青銅器造型上注入鳥獸形的因素，商代青銅器中的鳥獸形均有一個共同特點，即既有寫生、象形的意味，而又皆非完全寫實的，而是帶有一定的抽象性。常用的龍形，本身即是幻想中的動物，而即使是現實的動物，如上述觥（圖11）所塑造的虎形，仔細看去，無論是虎首還是虎身亦均具有很強的圖案性和對稱性，虎背上竟然還有以扉棱表示的一條脊突。像又不似，以神取勝，這正是商周青銅器，特別是殷墟系統的青銅器中鳥獸形象的造型特徵。

圖12

這一特徵，在那件雙鴟鵂卣（圖12）上也得到完美的體現。其造型是正、背兩隻對接的鴟鵂，首在蓋上，身在器上，尾部並沒有做出，身部也淡化了，只是靠兩側大的圖案式的羽翅紋飾來表現。正背與兩側兩兩相對稱的設計，也使全器顯得非常整潔而圓渾，使作為酒器所需要的有相當容量的橢圓形腹部得到完整的保存。但是，這件器物並未因較為抽象的造型而失去生氣，鴟鵂昂首屹立，勾喙前伸，兩目炯炯有神，誇張的寬厚的胸膛與變形了的粗勁的蹄足顯然是糅和了獸形因素，使鴟鵂的形象由於充滿了力度而氣勢軒昂。這一造型手法，無疑地遠遠超出純粹寫生的形象，取得了極佳的效果。與此件雙鴟鵂卣形近的器物，在殷墟考古發掘出土的器物中與傳世的商後期青銅器中均可見到，如1980年殷墟大司空南M539出土的雙鴟鵂卣，以及大英博物院所藏著名的出土於湖南寧鄉的雙羊尊。雙羊尊將兩羊後半身對接，此構思應該也是此種雙鳥獸形造型的翻版。過了三千年，以這一造型特色製作的青銅禮器依然受到今日公私收藏家的珍愛，足見優美的造型藝術具有永恆的生命力。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