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追思」不僅是懷念

6月22日，故宮博物院為事故中不幸遇難的普通農民工何剛舉辦追思會。這一轟動性事件除了國家級博物院和普通農民工之間的落差之外，實際上不完全是受捐者對捐贈者的緬懷，還有多層面的意味值得人們思考。

眾所周知，很長時間以來，文物在人們一般的意識視野里基本上不屬於應該捐贈的物件兒：文物（文玩）是市場上買賣的熱門「商品」，更不用說盜墓、私自挖掘現象屢發。

何剛先生沒有以此來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態。如此，其自覺、無怨無悔的捐贈行為無疑更讓人感動，更讓人感懷。

應該向何剛先生，以及像何剛一樣的捐贈者致敬。但是在致敬之外，我們更需要將視線從「追思會」轉向廣闊的領域：僅就文物保護、文物傳承方面而言，更需要觀念意識、規制原則等多方面的建構和完善。

時下，「灰色」的買賣和持有似乎才是常態，人們以「收藏」的名義在市場間行走。從積極的角度看，這樣的行為、現象當然起到了文物保護的作用，可是如果我們從時序發展的立場來看，無論是時間長河中代際相傳的文物「摯愛」和資金保證，還是技術層面的專業支持，個人（私人）實質上很難起到真正意義上的文物守護作用。這也是在那些文物保護成效顯著的國家裡，為什麼眾多的收藏者（個人）將文物捐贈給公共博物館——無論是國家的還是大學的原因。顯然，這方面的觀念意識，仍然有待建構和完善——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文物可以買賣，但其價值只能在公共社會中才能得到體現。

再從系統、制度方面來審視。中國現有法律雖然對文物的發現、歸屬有明文規定，但在具體實施中剛性不足，而且相關的職能部門缺乏主動性，這也是灰色文物（文玩）市場興盛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對於上交文物者相應的獎勵缺乏明確標準，這樣勢必不利於調動民眾的積極性。故宮博物院對何剛的「特別關愛」固然有帶動示範意義，但這並不是制度行為。

更重要的是，國家政策方面的支持尚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工作需要去做。比如，以那些文物保護工作良好的國家經驗策略來看，採取在財務上的傾斜政策就很值得借鑒。具體而言，撇開榮譽等精神層面的弘揚鼓勵，像個人、企業稅務的減免等就是很好的文化觀念構建——不僅是具體的措施支持。如果相應的措施是配套和相對完善的，不僅可以激勵個人的文物保護行為（不僅是捐贈），促成文物保護文化的發展，同時還能帶動企業出資或者介入文物保護公益事業，甚至是攜手、建構推進文物保護系統，從而讓越來越多的珍貴文物進入公共博物館，而不是讓某些個人出於聲名、財富目的去經營的那些個「短命」博物館。

總之，文化觀念上的共識、制度領域的建立完善才是文物保護、傳承的系統保障。在追思何剛先生卓越價值品質行為的捐贈行為之時，我們需要奮力推進的是制度、體系的建構和完善，希望攪動人們情感的「追思」給社會的不僅僅是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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