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發現：隋朝的整個朝代中 楊堅與楊勇之間戰爭局面

開皇初年的軍政格局中，楊勇佔據了重要地位，而此間楊勇勢力的不斷伸張。對隋文帝來說確實是一種威脅，史書中也透露出來些許相關信息。此時距隋文帝受禪登基只六年，楊堅尚未年老體衰，而來自山東的高德卻上書要求楊堅禪位給楊勇。太上皇制度自北朝以來數度出現，北齊武成、後主皆為此制，北周天元帝亦仿此禪位，這種觀念自然為當時民眾所熟知。楊堅對此事之態度是並未仿效前世帝王，明確予以拒絕。就在高德上書之後不久的閏八月，楊勇便再度出鎮洛陽，兩事相繼而發，其中原因筆者臆測蓋因開皇以來楊勇以總管舊齊之經歷，招引山東人物，培植勢力，在山東形成相當大的影響，作為歷經北齊統治的山東民眾試圖運用武成帝以來多次的太上皇臨朝之製為楊勇伸張當在情理之中。如此以來對於大權在手的楊堅無異於一次重擊，為求妥協而有再度出鎮之事。此後楊勇勢力的壯大直接引起了楊堅的不滿。

開皇十年隋朝南下平陳之後，隋文帝結束了長達數百年的分裂局面，其禪周自立本無殊功，為關隴勛貴所推戴上位。而平陳之舉給他帶來的威望想必是十分可觀的。面對此前的關隴軍政格局和楊勇勢力的不斷緊逼，君臣父子矛盾驟然激化便可理解。隋文帝此後著手解散開皇初年的軍政格局，通過提升晉王楊廣和楊素以取代楊勇及其勢力，而此時楊廣與楊素的結合藉此機會因緣上台，取代了舊的開皇軍政格局。

在平陳之後晉王楊廣和楊素的政治地位開始逐步提升，楊廣作為平陳統帥，戰後官拜太尉、揚州總管。此前一直游離於政治核心並軍職立身的楊素於開皇九年拜納言，十年升任內史令，逐步進入軍政格局的高層。而此時身為揚州總管的楊廣也開始結納楊素以謀太子之位。

由上可知，開皇十年之際，楊廣生奪宗之志，正值楊勇失愛於隋文帝，也只有因為隋文帝對楊勇不滿，楊廣才有機會上位。此時隋文帝所親信的也由「四貴」變成了楊素，楊素自開皇四年長期不得任用，因平陳之功而逐步進入政治高層，這應該也是隋文帝的主動選擇，用以排擠「四貴」。而楊素與「四貴」確實存在矛盾。

就在此爭端後不久，虞慶則便被罷了尚書右僕射之職，轉任右衛大將軍。楊雄也在開皇九年被拜為司空，「高祖惡其得眾，陰忌之···外示優崇，始奪其權也」。蘇威於開皇十二年被罷免，不久楊素由內史令楊素升任尚書右僕射，與左僕射高熲共掌朝政。開皇初年形成的「四貴」軍政格局被隋文帝通過安插楊素而結束。這與隋文帝對楊勇的態度相一致。

在開皇十年之際，隋文帝對太子楊勇的不滿漸顯，楊廣則結交進入高層的楊素，借出鎮揚州之機招納江淮人士以為己用，對楊勇步步緊逼。開皇初年形成的「太子—四貴—關隴勛貴」格局被一步步消解，因之楊勇的政治空間也逐漸被壓縮。這種變化出現的原因，不僅僅是因楊廣的奪宗之舉，而且是因為楊勇的勢力伸張威脅到了楊堅。然而楊勇自開皇元年便開始參決政事，其政治上的經營貫穿了開皇初期，其勢力也非一朝一夕便可以剷除，開皇十年便是一個轉折點。

若上述推測不誤，則開皇十七年後東北亞之異動實在開皇十年之際便浮現。開皇初期，太子楊勇藉參決政事和總統舊齊之機，與關隴勛貴緊密結合并招納山東士人，培植勢力，進而或通過高熲、韓暨等與高麗建立起某種牽連，或對高麗採取了穩定一致的安撫政策。然而楊勇勢力的擴張對楊堅終究產生了威脅。開皇十年，父子矛盾漸顯，或生廢立之心，為抑制其勢力，將韓暨從東北調回，以斬斷其與東北之聯繫。而平陳後高麗治兵據守之舉除去懼其兵威外，更有來自隋朝內部的誘因，楊勇太子之位動搖，韓暨被調回，穩定的隋麗局勢出現緊張氣氛，增加了高麗的疑懼不安。此時的隋文帝已經逐漸擺脫了關隴勛貴和楊勇的掣肘，在開皇十八年決意與高麗開戰。而此年征伐遼東的人事安排體現出了隋文帝的某種用心，高熲為行軍長史，漢王楊諒、王世積為行軍總管。王世積乃是出自關隴勛貴的一員大將，且與高熲、太子楊勇關係匪淺。

開皇十八年的伐遼東之舉，本為高熲等人所反對，楊勇參決政事，與高熲同氣連枝，亦必持此態度，從上引史料可知，在時人看來王世積乃楊勇一黨無疑。隋文帝興師問罪，選此二人為將，史稱隋軍遇疾無功而還。筆者以為用兩個本無意攻伐遼東之人為將，隋文蓋已知無功，此舉之意圖想必還是與其內部之爭有關，王世積回朝後不久被誅，與兵禍相應。高熲此時也已經失去了隋文帝的寵信，離被罷免不遠。

隨著隋文廢立之心益堅，採取更大動作以清太子勢力，引發了劉居士引突厥南下一案和突厥的動亂，其後罷黜高熲，太子勢衰，楊勇被廢之局始成。開皇十九年，突厥犯塞

就在這次出擊當中，高熲被傳言欲謀反，上文已經論述到楊勇一黨與突厥之間存在某種關聯，此傳言雖未必真有其事，但絕非空穴來風。然而就在高熲等人班師回朝的兩月後，高熲便被罷免了左僕射，這與王世積一案如出一轍，「四貴」最後一人也被清洗出局。正是在這一年，高熲、楊素出擊突厥的同時，晉王楊廣被從揚州總管任上召回入朝，我們前面已經提到，楊廣與楊素的交結成為清洗楊勇勢力的助力。楊廣恰於此年來朝，高熲出擊突厥有功卻被罷，可以佐證這一點，而與突厥的交戰則更顯蹊蹺。開皇二十年四月，突厥再犯，而楊勇正是於此年十月被廢。

楊廣於開皇十九年來朝後便未返回揚州任上，並非隋文帝的無心之舉，此間隋文帝與楊勇的矛盾應當到了最為激化之時，處於清洗楊勇勢力的關鍵階段，楊廣來朝，旋即高熲被罷免，楊勇在政局中最重要的一員被拔掉。二十年的突厥來犯，未知是否即是因此導致。但如上引史料所顯示，此番出擊以楊廣為元帥，楊素為長史。二人在開皇十年便開始結交，此次出擊儼然是隋文帝對二人合作的公開表態。且楊廣早有平陳之功，此番為元帥抵禦突厥，戰勝而歸更著其聲威。反觀此時之楊勇則盡失依傍，是為對楊勇之最後一擊。

開皇末年一度穩定的東北亞局勢開始變得動蕩，這與隋朝內部由穩定走向分裂的的趨向是一致的。筆者認為這並非巧合，而是隋文帝與楊勇矛盾的結果。隋文帝以外科手術和內部調理對太子楊勇勢力的處理，也導致了開皇仁壽之際政局的變遷。太子楊勇與突厥高麗等外部勢力的牽連勢必引起隋文帝對外政策的轉向，開皇十八年首度征伐遼東和仁壽年間數次出兵突厥便是轉向的具體落實，從中更可明內政與外族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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