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英國人到廣州為什麼不會迷路？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將歐洲對華貿易的地點限制在廣州和澳門，直到鴉片戰爭前，這一局面仍未改變。

外國人「數萬里入中土」後，若再前往澳門、廣州，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通過珠江口。

珠江帶來的泥沙長年在河口沉積，河水越來越淺，更重要的是，數百個島嶼組成的萬山群島橫亘河口之外，形成錯綜複雜的水道。水道中，海流湍急，礁石密布，外國船隻一入其中，就容易迷失方向，導致擱淺或觸礁。

有這樣的「天險」，按理說，對付暈頭轉向的外國船隻，朝廷會容易得多。然而，外國人終究是找到了路，清廷對此懵然不知，在鴉片戰爭中吃了虧。

這是「彰考局」為你推送的第4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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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外國人對珠江口地理狀況的了解，多是錯的。

外國人依靠熟悉珠江口水道的中國人（「引水人」）領航，抵達廣州、澳門。

清廷將引水人管起來，依靠他們監督和管控外國船隻，遇有中西貿易衝突，常常以拒派引水人等手段，迫使商人就範。

為「自由」進出廣州，英國人秘密測繪珠江口水道，清廷未去制止，最終不了了之。

依靠精密航海圖，英軍自由進出廣州，鴉片戰爭期間，清廷仍依靠引水人打探消息，戰爭中吃了虧，喪失了對外國船的管控力。

原標題：英國人對珠江口的測繪如何改變廣州貿易格局

撰文王濤（「彰考局」專欄作者）

錯誤的海圖

外國人很早就開始了解珠江口，並繪製出形形色色的航海圖。

18世紀初，英國大名鼎鼎的水文專家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在其編寫的《英國航海指南》（The English Pilot）中，繪出了珠江口：

這一堪稱當時最精確的航海地圖集、歐洲船員必備手冊，卻將珠江海岸和島嶼的形狀、大小、位置都畫錯了。

1745年，法國東印度公司水文專家達普萊（D Apres de Mannevillette）繪製《東方海洋》（Le Neptune Oriental），糾正《英國航海指南》的許多錯誤，取代了《英國航海指南》的地位。比起《東印度最東部地圖》，該書《柬埔寨海岸、交趾支那、東京灣、部分中國海岸和菲律賓群島地圖》對珠江口的刻畫，精確度大為提高，但僅以點狀符號，標出珠江口內外的島嶼，其位置和形狀也不對：

再過了8年，到1753年，范?庫倫家族（Van Keulen）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繪製了一批僅供內部使用的秘密地圖：

在歐洲地圖學史上，范?庫倫家族聲名顯赫，與發明「墨卡托投影」的墨卡托家族齊名，並稱為兩大地圖世家。他們從17世紀末一直興盛到19世紀末，先後兩個世紀里，繪製了各種類型的地圖。該家族成員還擔任荷蘭東印度公司水文專家，掌握了第一手資料。

然而在秘密地圖裡，范?庫倫所畫的珠江口仍然紕漏百出，難以真正用於航海。

諸如此類的海圖數量還有很多，說明18世紀的歐洲人對珠江口缺乏準確地理認知，他們經常迷路、擱淺、觸礁，也就不奇怪了。

「引水人」帶路

既然18世紀歐洲最流行的海圖，都不能在珠江口派上用場，外國船隻怎麼從這裡到澳門和廣州去？

據外國人撰寫的中國遊記，當他們來到珠江口時，第一要務就是，尋找澳門或廣州的船民，依靠他們帶船隻入口。

英、法等國的航海指南，也指示外國船員，到達珠江口時，決不可貿然闖入，應在老萬山島、擔桿島等地，找當地人領航，否則，將冒著人船俱毀的風險，進入這片陌生又神秘的海域。

這些負責領航的船民，在中國文獻中被稱為「引水人」。

「引水人」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和澳門人，熟識水性，平時以打漁為生，有些人或多或少懂一些葡萄牙語或英語，能熟練地與外國人討價還價。

他們也是外國人來到中國沿海後，最先遇到的一群人，所以外國人遊記和航海指南中，將其稱為Pilot，即「領航員」，並不厭其煩地講述怎樣跟這些人打交道。

清廷的管制

可以說，引水人對來華的歐洲貿易商人很重要。乾隆時期爆發的一次中西衝突，則讓官府注意到這一人群的特殊意義，開始有意識地將他們管起來。

1742年，英國軍艦「百夫長號」（Centurion）來到廣東，其船長安森（George Anson）不僅炫耀武力，威脅廣州官員，次年，又恃強闖入虎門海口，勒令中國為其提供返回英國的給養，是為「百夫長號事件」。

這讓乾隆帝對廣州地方官大為不滿，訓斥他們對此船竟「毫無查察」。

為解決這一問題，澳門同知印光任發現，通過「引水人」可以監控外國船隻。

1744年，印光任制定《管理番舶及澳夷章程》，規定引水行業的准入條件與職責：

洋船進口，必得內地民人帶引水道，最為緊要。請責縣丞將能充引水之人詳加甄別，如果殷實良民，取具保甲親鄰結狀，縣丞加結申送，查驗無異，給發腰牌執照準充，仍列冊通報查考。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給引水二名，一上船引入，一星馳稟報縣丞，申報海防衙門，據文通報，並移行虎門協及南海、番禺，一體稽查防範。

自此，引水人被管起來，他們不僅僅要為外國人領航，還要監督和管理外國船隻：

引水人上船後，要對船進行查驗，「實有貨物，問明來歷」，才准領航。

檢查船隻所攜帶的「商梢、炮械」，甚至「記下船名、船長姓名、人數和槍炮數量、出發地和國家。」

檢驗完後，再派人乘快船前往澳門，將結果告知香山縣丞，並轉交澳門同知、粵海關等。

這時，外國人還小心翼翼地待在珠江口，而那些遠在澳門、廣州的朝廷官員已對船隻了如指掌。

有了這一套辦法，廣州地方官使用「引水人」越來越有心得，每當中英發生貿易衝突，總是將「拒派引水」與貨船封艙、停止貿易等手段同時使用，令外國船隻不能進港，不得交易，只能徘徊在珠江口外。

這就抓住了外國人的軟肋，因為帆船時代，外國人前往廣州，主要以季風為動力，風向轉變，就要返航，貿易季節非常短暫。一旦貿易季節里完不成交易，不遠萬里而來的外國人，將付出難以彌補的損失，於是不得不乖乖就範。

也正因為這樣，朝廷官員對付外國人非常自信：

「番人未識水道，必須內地船隻引帶，始免擱淺疏虞，故番船進出未能自由，而稽查亦極為嚴密」。

英國人的秘密測繪

為了不受清廷官員擺布，實現「自由」進出廣州，180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命令羅斯（Daniel Ross）、穆罕（Philip Maughan）率「羚羊號」，秘密測量了澳門至香港之間的海岸、島嶼和水道。

廣州地方官注意到「羚羊號」，並令其離開，但羅斯並沒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

朝廷官員們無法預知測繪可能帶來的巨大影響，亦未去制止，最終不了了之。

四年後，東印度公司正式發行羅斯繪製的《通往澳門水道各種航線地圖》。1817年，東印度公司又將羅斯的測繪資料公佈於眾：

新的海圖和航海指南立即成為歐美船員的標配。

1810年，外國人終於找到了通往澳門和廣州的路徑，他們按圖索驥，不再依靠引水人，就能抵達廣州。

英國地理學家穆瑞（Huge Murray）指出：

即使在惡劣的天氣下來到中國沿海，又沒有引水人為其領航，那麼初來乍到者，也可以在羅斯船長和霍斯伯格先生令人欽佩的航海指南幫助下，安全地到達內伶仃島灣泊。

1820年以後，英國對華鴉片走私，大批鴉片走私船以及軍艦，利用新海圖和航海指南，不用引水人，就能悄無聲息地進出珠江口。

他們也不去廣州、澳門，而是停在珠江口內外的「擔桿山、銅鼓洋、大嶼山、伶仃洋、尖沙嘴、仰船洲、琵琶洲、上下磨刀、沙灣、石筍、九洲、潭仔、雞頸等洋」。

戰爭吃了虧

然而，官府仍依靠引水人打探走私船和軍艦的消息，並沒有調整策略。

在廣州禁煙的林則徐，仍是「節據引水人等，按日按名查報」，掌握煙販行蹤。珠江口內外英國船隻的活動，亦是「引水探報」得來。

一旦戰爭來臨，清廷官員不免抓瞎。

鴉片戰爭時期，與英國人作戰，引水人幾乎成了廣州官員了解敵方動向的主要渠道，沿海州縣和營汛反饋的英軍動向，亦是「據該引水之員在洋瞭望」所得的二手信息。

而英國人早已不依賴引水人行動，其變得可有可無，林則徐等人獲知的情報真實性大打折扣。

戰前，林則徐就根據引水人報告，誤以為到達珠江口的軍艦，是英國人虛張聲勢，「所配兵械較多，實乃運載鴉片」，將即將來臨的戰爭，判斷為一次大規模鴉片武裝走私。

直到1840年6月底，林則徐才接到「引水稟報」，被告知英軍戰艦已「先後駛出老萬山，東向揚帆而去，瞭望無蹤」，後據洋商伍紹榮稱英軍已前往浙江。

他這才如夢初醒，發現戰爭已經來臨。

更何況，有些引水人「勾串走私」，也參與鴉片貿易，與外國人結成了利益聯盟，不可能發揮「耳目」作用。

林則徐承認，那些在珠江口內外遊盪的船隻，已經「無從稽查」。

清廷喪失了對外國船隻管控的能力，隨著一次又一次軍事上的失敗，在貿易與主權方面，逐漸變成受人擺布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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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RENCES

注釋

粱廷枏：《粵海關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6頁。

粱廷枏：《粵海關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7頁。

史密斯：《中國皇后號》，廣州：廣州出版社，2006年，第159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6頁。

詳見王濤：《清中葉英國在珠江口的地圖測繪與航線變遷》，《社會科學輯刊》2014年第4期；王濤：《鴉片戰爭前英人在香港水域的地圖測繪及影響》，《自然科學史研究》2016年第2期。

Hugh Murray, 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on Account of China, Edinburgh: Oliver & Boyd, 1836, p. 154.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第137頁。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北京：中國書店，1991年，第150頁。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5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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