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戈爾的一生：如果犧牲能喚醒人們對生命的尊重，我義無反顧

世界並不完美，人生也不乏空虛無聊，但偏偏有這樣一種人，他們堅定地信仰並執著追尋著理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鋪就著通向理想的路途。很多情況下，這些理想的殉道者並不能夠被世人理解，有的甚至遭到人們的誤解、唾罵。但恰恰就是這樣的人，以飛蛾撲火的精神給人類預示著希望和未來。大衛·戈爾無疑就是這種人中的一個。

大學裡受人尊敬的哲學教授，同時更是一位反死刑運動的激進分子，大衛·戈爾的這兩種身份在他的人生價值觀中得到了高度的統一，他在哲學課上這樣對學生說：「不要依據你達成多少慾望來衡量你的生活，而該以獲得多少真誠、憐憫、理性，甚至自我犧牲的時刻來衡量。

因為到頭來，衡量我們生平輕重的唯一標準，取決你如何看待他人的生命！」或許，正是因為從哲學的角度可以更理性的看待他人的生命，真正明白生命的價值和尊嚴所在，大衛還有他的助手康斯坦斯才會更為堅決而激烈的反對死刑。

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議，從貝卡利亞起已經進行了兩個多世紀，孰是孰非，雙方各執一詞。其實從目前看，死刑的廢止已經成為必然的趨勢，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要讓那些認為只有用死刑才能懲治極端罪惡、彰顯正義的人改變看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事實上，死刑不能終止犯罪，也並不一定能昭示所謂的正義。

我們應當尊重人的生命，尊重每一個人生存的權利，在這一權利面前人人平等。在這意義上，死刑恰恰違反了這一原則——即使是對罪犯而言。更不用說死刑還可能造成無辜者的死亡。另外，從宗教的角度講，生命是神聖的，用任何方式剝奪生命都是禁止的，不論是基督教還是佛教都是如此。

故事發生的德州是美國執行死刑最多的一個州，大衛·戈爾和他的女助手康斯坦斯等人為死刑廢止奔走呼籲但收效甚微。在電視節目上，大衛與州長進行激烈的辯論，儘管他旁徵博引佔盡上風，當對方讓他「舉出一個發生在德州，我任期內遭誤判被處死的例子」時，大衛卻只能保持沉默。無論多麼精彩的辯論，終究比不上一個實例更有說服力。這似乎成了他們事業上的一個瓶頸：必須證明死刑會中有誤判，否則一切免談。

隨著一個個「預期」死刑犯被處決，大衛和康斯坦斯憤怒悲痛卻無濟於事。

每個人都有會追求理想的衝動，但能為理想堅持奮鬥，最終付出多少走多遠呢？特別是這理想的實現於個人並無多少即得利益。大衛和康斯坦斯以生命為代價做出了驚人的回答。在他們精心策劃的一場謀殺中，康斯坦斯痛苦的死去了，大衛則作為謀殺犯走上了刑台。當女記者貝茜從錄像帶中得知真相的時候的那份震撼，我想，每一個觀者都能強烈感受的到。

謀殺是不存在的，恐怕強姦犯的罪名也是計劃中的一部分。想到大衛對貝茜說的：「我不是讓你來救我的，我只是想我的兒子以後可以找到關於他父親的記憶」，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進行。影片最後，康斯坦斯自殺後，大衛平靜的走向鏡頭，關掉攝像機。面對鏡頭的一霎那，一絲憂戚，一絲悲憫浮現在大衛的臉上，伴著他無言的平靜，帶給觀者的卻是令人震撼至極點的後的沉重。那一刻，我想到了走向十字架的耶穌。而死亡是為了拯救。

大衛·戈爾是一個理想或者可以說信仰的殉道者，他為之獻上的偉大的祭品就是自己寶貴的生命。這也正是他基於對人生意義的看法上做出的選擇。

如果說康斯坦斯選擇死亡，得了白血病是其動因之一的話——她要讓自己的死亡更有價值和意義，大衛的選擇則具有更為純粹的殉道意味。或者在某些人看來，大衛等人的舉動是瘋狂的，但反過來講，缺失了偏執狂熱的人也就很難成其為殉道者。

按照加繆的人生哲學,沒有任何一種命運是對人的懲罰,只要竭盡全力就應該是幸福的。從這種意義上說，理想的殉道者們也在追尋著自身生存的極致狀態，他們的幸福不在於理想的成功，而在於追尋理想的過程。當這一過程與他人的救贖相結合的時候，神性的光彩也得到了燃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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