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個中國孤兒的英國「守護神」

文史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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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黃石的孩子》劇照

文｜鄭褚

好萊塢電影《黃石的孩子》講述了英國人喬治·霍格（George Aylwin Hogg）來到中國支持中國人民抗日的故事。不過銀幕上的霍格傳奇和真實的霍格並不是一回事。

記者霍格

1938年初，23歲的喬治·霍格跟隨他的姨媽，老牌和平主義者繆麗爾·萊斯特一起來到上海。一年前他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並在英國一家銀行獲得一個職位。上海只是霍格畢業旅行的普通一站，此前他已經遊歷了美國和東京。

在繆麗爾·萊斯特的上一次旅行中，她在印度和甘地有過一番友好的交往。按計劃，霍格將在上海逗留兩天時間，然後回到日本，和姨媽一起乘船繞過中國大陸，再次前往印度。

但在上海的短暫逗留改變了霍格的一生，這位牛津大學沃德姆學院橄欖球隊隊長對和平的熱忱絲毫不亞於他的姨媽。來到上海幾天之後，霍格告訴萊斯特：「對不起，姑姑，我不能丟下這些人們。」此後他一生再也沒有回到英國。

霍格沒有在日記和信件中太多描述自己的心理活動，我們也無從知道是什麼激發了他對中國的強烈感情。他在上海只作了短暫逗留，很快應聘成為美國合眾社（後來與美國國際社合并，成立美國第二大通訊社合眾國際社，簡稱UPI）駐上海特約記者，他開始學習中文，並啟程前往當時抗戰的中心——漢口採訪。

漢口並非霍格的終點站，到漢口以後，霍格選擇了繼續西進，並在史沫特萊等人的幫助下對延安進行了採訪。回到漢口，日本人發現了他，將他驅逐到東京並要求他回英國，不過霍格又取道朝鮮回到了華北。

這一切都發生在1938年。年底的時候，霍格溜過封鎖線進入了河北的游擊區，路上他差點死於傷寒，幸好偶遇的紐西蘭護士凱瑟琳·霍爾將他帶去宋家莊的醫院治療。

凱瑟琳·霍爾當時在冀西安國縣一所教會醫院工作，她危險的業餘活動是向華北農村的抗日游擊隊偷運藥品。

霍格觀看八路軍繳獲敵軍重要文件，左起聶榮臻、翻譯劉柯、霍格、鄧拓。

病癒的霍格則繼續他的中國抗戰觀察。他取道定縣至曲陽，進入了當時共產黨主持下的「晉察冀邊區」。在共產黨的幫助下，他從鄭太鐵路一路西進，最後到達陝西寶雞。在這裡，霍格找到了他在中國的真正使命。

霍格校長

孫必棟認識霍格已經是1942年的事情。在這一年的晚些時候，霍格拍攝了那張可能是在中國唯一的單人照片，這張照片是為他的書配的作者圖片，照片里他穿著大工裝褲和毛衣，手插在褲兜里，面帶微笑。孫必棟說霍格的鼻子不像別的西方人那麼大，所以人們都認為霍格比別的西方人更為英俊。

孫必棟是陝西旬邑人，由於家境貧窮，他來到在陝西鳳縣北部一個叫雙石鋪的小村莊。這裡開辦了一所「培黎學校」，不僅可以免費上學，還能解決吃飯問題。而當時的霍格是陝西雙石鋪培黎學校的教務長。

提到培黎學校，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創辦者，「中國工業合作協會」。1938年4月，埃德加·斯諾和紐西蘭人路易·艾黎發起這一組織，主要從事安排難民、生產軍需和民用品，簡稱「工合」——英文直譯是「一起工作」。

到1941年工合分支組織已發展到3000多個，成為支援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當時的國民政府也給工合一些補貼，但更主要的資金來源要靠路易·艾黎四處遊說。

在1938年的那次延安之行中，霍格與路易·艾黎成了朋友，在對太行山八路軍的採訪中他們第二次相逢。霍格到寶雞以後也加入了工合，並和艾黎一起收養了4名聶姓孤兒，他們的父親是一名共產黨，在華北敵後打游擊戰。

陝西雙石鋪的培黎學校是1942年建立的。在各地建立「培黎學校」也是工合的任務之一，這些學校收養當地的貧窮子弟和戰爭孤兒，並為工合企業培養技術人才。1942年年底霍格來到雙石鋪，擔任這所培黎學校的教務長。這所學校的規矩是，教師沒有工資，只有生活費。

在霍格剛剛到培黎學校的日子裡，他仍然經常出去採訪。1943年，霍格接到了美國最大的出版社之一，里特爾-布朗公司的出版合同，他的書稿《黃河觀察》更名為《我看到了新中國》在倫敦和波士頓出版。這本書向西方世界介紹了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日鬥爭，幫助中國贏得了國際同情。

霍格打算寫第二部，不過這個計劃一直沒有完成。因為他當了校長，學校的工作越來越多的佔用了他的時間。之前這所學校已經換過8位校長，他們都是外國人，學校只有60多名學生，但他們既有孫必棟這樣的西北農村孩子，也有不少從沿海地區逃難出來的富家子弟，將這些學生真正融合到一起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霍格採用英國公立學校的規則管理他們。孩子們黎明起床，在冰河中游泳，然後用含硫的油膏擦身治療疥瘡和虱子。孫必棟印象里，艾黎似乎更富於浪漫色彩，而霍格則是一個嚴謹務實的「管家」。

培黎學校經費有限，每年只能供養一定數量的孩子，因此一些成績較差的孩子則可能會被淘汰，請他們回工合的工廠做工養活自己，而這種令人傷心的事情總是讓霍格來做。

1942年年底霍格找到孫必棟，神情嚴肅地告訴他，他的成績是班上倒數第三名，可能得回到他入學之前工作的紡織車間。孫必棟向他保證，自己成績不好是因為剛剛入學，只要再給他一個學期讓他調整過來，一定會取得好的成績。霍格同意給他一個機會。第二天霍格又來找他，說只要他有這個決心，他可以進行單獨輔導。

培黎學校幾乎沒有固定的經費，有錢寄來的時候霍格要去寶雞的工合辦事處領取。到那裡取錢很不容易，需要騎自行車翻越秦嶺，走100公里山路。

有一次霍格去取錢，回來的路上經過草糧驛地區時，他看見前面有一伙人，喊叫著要他站住，他知道這些人都是土匪或逃兵，他們不僅搶劫而且常常殺人，霍格高聲呼喊著拚命蹬車前進，居然幸運地衝破了他們的包圍。

在培黎學校的時候霍格的中國話已經說得很流利，而且很喜歡唱中國歌，每一個見過霍格的培黎學校學生都還記得霍格唱歌的事情。他拿小本子收集很多甘肅民歌和在難民中間流傳的別的省的民歌，每周星期六的晚上學校都舉行「娛樂會」，學生就讓霍格表演唱歌，並且一直叫他「再來一個」不讓他停下來，最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來。

霍格的長征和終點

1944年，一個學生向艾黎寫信，告訴他國民黨來學校招了一批「秀才兵」。當時他跑到學校後山找霍格商量怎麼辦，發現霍格在僻靜處獨自流淚。

這一年，培黎學校面臨的威脅似乎越來越多。陝西的國民黨政府打算對學校進行審查，隨後鳳縣本地政府對培黎也變得不友好。當時所有人都認為日本人很快將向西推進，從陝西進入四川，雙石鋪將很快成為日佔區。

艾黎和霍格商量，把全校師生往西邊的甘肅轉移以避開日軍計劃要開闢的橫貫中國的佔領區。艾黎在蘭州的工合組織建立過一所學校，可是現在這所學校的校長擔心得罪政府，不願意收留雙石鋪的孩子們，只願意為他們提供暫時的落腳之地。

艾黎和霍格認為，為了避開戰亂，學校不妨再偏僻一些。秋天結束的時候，艾黎在甘肅山丹縣城租到了房子，叫霍格為學校打點行李準備上路。

這是一個危險的決定。山丹是一座半荒廢的小城，位於河西走廊上的乾旱地區，從雙石鋪到蘭州有700公里，從蘭州到山丹還有460公里，而且這一路還要翻過兩個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口。

1944年11月28日，霍格一行帶著六十多個遷往山丹的孩子們上路了，他們租了一輛卡車和十多架馬車，這些馬車每架需要四五匹騾馬來拉，能運兩噸左右的東西。優先運送的物資包括一台車床、一部卡車發動機、兩部小型柴油發動機、一台紡機、兩台織機。

此外，食物、書籍、蘋果樹、山羊都要佔用馬車的很多位置。還有一台巨大的高斯紡紗機。艾黎認為假如蘭州和陝西被日軍佔領，這大概就是西北高原唯一的高斯紡機了，於是它被拆成了15箱零件，需要四五架馬車來裝。霍格帶領製圖班的學生在拆卸的同時一邊繪製草圖，否則在山丹沒有人能再把它組裝起來。

除了一些最年幼的孩子，人們很多時候都必須步行。在這個20年來最寒冷的冬天，他們像是一群跋涉在冰天雪地中的乞丐。在冰雪覆蓋的路上他們經常大聲唱歌來振奮精神。

從陝南到隴西是一個愈見寒冷和凋敝的旅程。到蘭州之前這一路沒有一所像樣的醫院，一個孩子死在了冰雪覆蓋的路上，翻越高山的時候，有兩輛馬車和拉車的騾子一起滑下懸崖，不過他們終於到了蘭州。

在蘭州，霍格租到6輛老式「賓士」柴油發動機卡車來代替馬車繼續前進。由於這些卡車太舊了，於是又租了一輛「道奇」汽油發動機卡車來照顧它們。

早上啟程的時候，常常需要道奇汽車拉著第一輛啟動裝置失效的卡車直到它發動起來，然後又去拉第二輛。一路上它還要幫助經常掉隊和拋錨的車輛。

霍格和聶榮臻（右）

1945年3月，霍格帶領已經精疲力竭、處於半飢餓狀態的孩子們結束了他們的長征，在山丹縣城附近的一座古廟安身下來，開始重建學校。霍格在日記里說，他計劃一年內完成重建。

霍格沒有來得及看到重建的學校，他的中國使命在四個月之後就結束了。學生們在重建學校的過程中修了一個籃球場。霍格打籃球時傷了腳趾，他的腳太大了，在穿當地人穿的麻鞋時總是把大腳趾伸在外面，而他對一切傷病總是很不在意。

山丹沒有醫院，也缺醫少葯，霍格越來越不舒服，當地衛生站的人認為他感冒了。幾天後艾黎去學校時看見霍格坐在凳子上，面前放著一個饅頭和一碗已經冷掉的菜湯，一雙手痛苦的托著下巴，眼巴巴地等著醫生想出對策。直到第二天霍格發生第一次痙攣，人們才意識到他感染了破傷風。

艾黎發了瘋似的地趕往蘭州尋找治療破傷風的血清，山丹的孩子們也盡一切努力搶救他們的校長，甚至敲掉他的牙齒給他喂湯。

劍橋大學已故教授，著名地質學家布賴恩·哈蘭在霍格去世前幾天去看過他。哈蘭說：「他強忍痛苦，在臨終前表現得很平靜，在孩子們的歌聲中安詳地去世。木工班的孩子們忙了整整一夜為他趕製一副木頭棺材。」

霍格於1945年7月22日安葬，墓地就在縣城南門外的小溪邊。放在棺木里的還有一面校旗，培黎學校每一個人都在上面簽了名。下葬的時候學生們排著隊，每個人在棺木上蓋上一捧土。

那是西北高原上一年裡最好的季節，這裡的一年大部分時間裡都乾燥寒冷，風沙肆虐，但是在夏天裡，這裡也一樣顯得生機盎然，遠處南山的高峰和山頂的冰柱像一串串水晶，在夏日的陽光照耀下晶瑩明亮，林蔭覆蓋了霍格的墳墓和墓旁的溪流，溪流的水面泛著鱗光淙淙流去。學生常常在清涼的夏夜裡走過霍格的墓前，他們在小溪里洗澡，衣服晾在霍格的墓碑和水泥墳頭上。

霍格的墓碑上刻著他所喜歡的英國從軍詩人朱利安·格倫費爾寫的一首詩。

彩色絢麗的生命啊光輝而又溫暖

為了它人們一直奮發向前

他已逝去從此不再奮戰

在戰鬥中逝者的生命卻更加光輝燦爛

後事

艾黎沒有再離開學校，他搬進霍格的屋子，留下來繼續霍格的事業。1949年時，培黎的學生、教師、工人和家屬達到了一千人之多。

戰爭終於結束了，霍格收養的四個孤兒被送到東北與父母團聚。孫必棟和他的很多同學一起離開了培黎學校，他們成為甘肅最專業的技術工人。

張魁元是一個河南農民家的孩子，他被派到重工業部門工作，後來他寫下了離校的情景：

「我在學校已經有十年了，我到擂台去向艾黎告別，在離他辦公室還挺遠的地方，我就聽到了他在打字。我進去時，他高興地和我打招呼。他熱情地握住我的手，用堅定的目光望著我的眼睛說：『我希望你為新社會，為建設你的祖國努力工作』。

我向他告別，我們再次握手，卡車緩緩地駛離了學校，許多學生都來為我們送行，向我們揮著手，呼喊著，每個人的臉上都笑呵呵的。這時，我們心裡也懷著同樣的感情，向他們揮手，直到離得很遠很遠。卡車加快了速度，穿過街道兩旁的商店，出了城，上了公路。」

1953年，因為山丹大地震，培黎學校遷往蘭州，路易·艾黎也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鄉紐西蘭。1982年蘭州的培黎學校40周年校慶的時候，艾黎回來參加了活動。他說當時建校的初衷是為農村培養人才，可是蘭州的學校離農民太遠了。甘肅省政府同意了他的建議，在山丹重新建立了一所「山丹培黎農林牧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