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韜：「華人的美國夢」與美國國家形象的塑造

作者簡介

翟韜，歷史學博士，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先後就讀於首都師範大學、北京大學，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對外關係史、美國社會科學史。在《美國研究》、《史學集刊》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代表作品是《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政策的演變，1949—1964》、《現代化理論與冷戰政治：冷戰國際史研究中一種新的學術潮流》，另有譯著（第二譯者）《美國、俄國和冷戰，1945—2006》出版。目前正在從事美國對大中華區冷戰宣傳和文化外交問題的研究以及相關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也在積極關注社會科學知識和20世紀美國政治之間的互動問題。

版權聲明

「華人的美國夢」與美國國家形象的塑造

——兼論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政府對華僑的宣傳政策

摘 要

隨著美蘇冷戰對峙局勢趨於緩和以及美國對東南亞華人政策的轉變，同時也出於回應國內種族問題的需要，195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對華宣傳國家形象的政策和活動集中地體現在華裔美國人實現了「美國夢」這一主題和形象上。宣傳部門廣泛宣揚華裔美國人白手起家、個人奮鬥，受到社會和政府幫助、並未遭受種族歧視，最終實現經濟社會地位上升「先進事迹」。「華人的美國夢」不僅成為了美國對華國家形象公關的重要宣傳品牌，也深刻地反映了美國文化戰略的實質——依靠文化和情感維持美國對第三世界的無形控制。此外，「華人美國夢」也反映了美國對外宣傳從推廣自由民主價值觀轉向推銷美國的生活方式與消費主義的趨勢。這實質是體現了195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人對於自身形象的新認知、投射了美國人新的身份意識。

關鍵詞

宣傳 國家形象 華裔美國人 美國夢 中美關係

在中美關係史研究領域當中，形象問題和密切相關的認知觀念問題是一大熱門，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卻極少有把形象問題和國家的對外宣傳聯繫在一起探討的論著。一方面，關於中美相互「形象」的研究實際指的是對對方的感受和認知，以美國的中國形象來說，相關研究或聚焦於社會媒介和文學作品（《時代》、《生活》、《紐約時報》等），或聚焦於非政府人士（諸如傳教士、商人、基金會領袖、記者、教育者、普通美國人等），即便以政治人物或外交官作為分析對象也多涉及到的是其個人認知，對官方宣傳機構塑造和傳播國家形象的問題反而較少為人所注意。另一方面，近年興起的美國對外宣傳和公共外交史研究儘管聚焦政府外宣活動，但主流範式仍是政策史研究進路，把國家形象公關視作是一種戰略和外交行為，因而集中在探求外宣政策、機制、媒介，反而忽略了對形象本身的分析。所以，學術界和中美關係史領域都鮮有對「國家形象」這個問題結合了政治制度因素和文化分析的論著。

近年來一些研究已經做出了突破，以勞拉·貝爾蒙特的《推銷美國方式》為代表，作者探討了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部門和美國新聞署如何通過政治、經濟、社會和種族關係這四方面形象的塑造，來對外宣傳美國生活方式的核心價值——「民主資本主義」。中美關係史研究領域也出現了艾倫·吳（Ellen D. Wu，音譯）的拓荒性研究，作者研究了美國政府利用華裔美國人——「美國之音」漢語編輯、黃玉雪、曾景文、舊金山華人籃球隊——來開展對亞太地區的宣傳活動和文化外交、以推廣和傳播美國形象的故事，並認為作為美國的「文化外交使者」華裔由此進一步獲得了完整公民權，但也因為這種外宣活動把其視作「美國的中國人」反而強化了其種族和文化「外來者」的身份。儘管有上述進展，但相關研究還有推進的餘地。首先，吳文只是著眼於「美國之音」的宣傳和華裔美國人對亞洲的文化訪問兩個個案，並未對政府向亞太華人宣傳美國形象的政策、思路和題目做全面梳理。本文將彌補這一不足，利用未刊史料系統梳理較長時間段內政策和活動演變過程；第二，吳文儘管研究外宣和文化外交問題，但還是指向美國國內史，主要關注的還是在美華人的地位問題，仍屬於美國種族史尤其美國華裔史的範疇。本文則重在揭示華裔美國人形象宣傳與美國總體對外文化宣傳戰略以及具體和對東南亞政策之間的關係，核心觀照指向外交史。第三，吳文藉以分析形象的媒介材料只有「美國之音」的廣播稿和部分社會報刊，本文在此基礎上還增加了《今日世界》、《自由世界》、《今日美國》、《今日美國畫刊》等刊物和相關小說文本，參照多種官方或官方認可的媒介勾勒出一個更全面的外宣中的華裔美國人形象。最後，本研究關注向華人地區塑造和傳播的華裔美國人的形象，這也更能夠在吳文基礎上把貝爾蒙特的研究推向具體和深入，後者主要利用中央宣傳機構統一製作的外宣小冊子和報刊，研究總體上美國外宣的國家形象，而非關注駐地宣傳機構因地制宜、特定針對某地區的所塑造的國家形象。

Laura A. Belmonte,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8.

一、華人「美國夢」宣傳主題出台的政策背景

無論是美國總體外宣還是對華宣傳，在1950年代中期前後都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轉變過程：從更重視詆毀敵人到更重視正面宣傳國家形象。

從冷戰的爆發到對峙局面趨於緩和，美國針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宣傳經歷了劇烈轉變：從反蘇反共心理宣傳戰轉向正面宣傳美國生活方式和大眾文化（「揚美」宣傳）。隨著冷戰爆發，美國對社會主義陣營展開了浩大的宣傳攻勢，不僅通過公開媒介瘋狂攻擊蘇聯陣營種種的政治與社會問題，而且還通過隱蔽廣播策反蘇東國家民眾「起義」以顛覆共產黨政權。但是在1950年代中期，隨著斯大林去世和朝鮮戰爭結束、美蘇新領導人上台，冷戰出現了強大的緩和趨勢，而在這當中以攻擊敵人為內容的宣傳戰略讓位給了以正面宣傳自身形象、文化和價值觀為目標的戰略，美國對外宣傳政策實現了從「反蘇」到「揚美」的劇烈轉型。

而且這種正面的「揚美」宣傳攻勢不僅針對社會主義陣營，也針對「自由世界」（美國的盟友和第三世界國家地區），不僅針對冷戰的第一戰場——歐洲，也針對對抗激烈程度不亞於歐洲的東亞冷戰戰場。戰後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關於中國、東南亞、台灣、遠東的政策文件中，都有加強正面宣揚美國形象（「揚美」宣傳）的政策目標。而且，1950年代美國對外宣傳和心理戰的最高協調和規劃單位——心理戰略委員會和行動協調委員會，均有對東亞和東南亞展開宣傳的專門政策文件，除了部署正面宣傳美國的工作之外，這些文件也對美國在東南亞的正面和負面形象做出了評估。

具體到美國對華宣傳中也是如此，經歷了一個從反共宣傳到正面宣傳美國形象的演變過程。

隨著1949年中國大陸政治形勢劇變和政權的更迭，以及亞洲冷戰局勢在1950年前後持續「升溫」，美國在大中華區宣傳的戰略也最終出籠。首先就是由於根本無法對大陸開展有效的宣傳滲透，所以美國對華宣傳重點轉向非大陸的華人群體，其中東南亞華人群體是重點。其次，由於亞洲冷戰愈加激烈，美國宣傳部門在亞洲和大中華區的核心目標便變為了以攻擊敵人的「否定性」方式為主，宣揚自身的「肯定性」宣傳為輔。因而在1950年代上半期，「揚美」宣傳已經不再是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和大中華區冷戰宣傳的重點目標。而且這個時期「揚美」宣傳也多是和亞洲冷戰局勢密切相關的、急迫的和即時的宣傳活動，和先前系統傳播美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宣傳內容有相當大的不同。1952年國務院出台的正式的《美國新聞處對海外華人宣傳計劃》中只有一項正面宣傳美國的目標，便表述為展示「自由世界」「阻止共產主義擴張」的「壓倒性力量和信心」。

但是隨著整體上冷戰緩和局勢的出現和亞洲國際關係的變化，美國對大中華地區宣傳政策，也出現了「揚美」宣傳重要性回升的趨勢。1950年代前半期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的雙軌戰略主要是促進對台灣支持的「肯定性」宣傳和反中共的「否定性」宣傳。由於鼓動東南亞華人在政治上支持台灣國民黨政權，這種宣傳引起了東南亞新興國家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地區的極大不滿，惡化了台灣與東南亞、甚至美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因而，1956—1957年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政策調整之後，「肯定性」的支持台灣的宣傳逐漸式微，在海外華人中進行「揚美」宣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又開始為美國宣傳部門所注意了。原因就是單單進行「反共」的詆毀敵人的宣傳不符合「規律」，宣傳工作需要正面典型。美國宣傳官員評估到，海外華人「應該有所支持而非僅僅反對」，所以在宣傳材料的內容比例方面，要把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積極的」和「肯定性」的信息放在首位，而關於蘇聯集團和中共的「消極」信息應放在次要的位置。而且，宣傳官員根據調查認為華人讀者只能接受有限的「反共」內容，所以美國的宣傳還要適應讀者的口味和興趣。同時，「反共」宣傳也有些難以為繼。一些東南亞國家由於奉行「中立政策」已經開始禁止進口過多帶有反共內容的材料，這也使得美國的宣傳材料不能太多地詆毀敵人。

這樣一來，對華宣傳中「揚美」宣傳的目標在1950年代中期之後重要性開始回升，尤其在1959年之後到1960年代中期，這一目標持續在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目標中位列最優先的位置，全面超越反中共和促進台灣聲譽的目標。而且這時的「揚美」宣傳目標也不是像1950年代上半期那樣，僅僅是基於冷戰激烈形勢而展示美國冷戰意志和實力的話題，而是呈現出較為豐富和緩的內容，大抵上是兩方面內容：宣傳美國對外政策和美國的生活方式。首先，宣傳美國總體對外政策的目標集中表述是「要儘可能集中在美國總體對外政策——追求和平、自由選擇、法治、支持聯合國——的宣傳上。」除此之外，還要重點宣傳美國在亞洲的冷戰政策，這個目標比較集中的表述是：「幫助說服東南亞的海外華人，美國和她的盟友有實力和意願來繼續成功阻止共產主義對這些華人居住地區的任何擴張行為」。第二，對於美國生活方式的宣傳目標則是集中地表述為「使海外華人進一步了解使得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基礎資源是什麼」，傳播「美國的理念和美國人民的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促進「加深對美國價值的理解」。

在戰後二十年美國對華揚美宣傳過程中、尤其是1950年代中期冷戰緩和之後，密集地出現了一組「經典」的美國形象——在美華人利用美國優越的制度和環境、依靠個人奮鬥成為社會精英，實現「美國夢」的故事。這個形象的出現不僅在一般意義上起到了正面宣傳美國國家形象的作用，而且也反映了美國對華宣傳的本土化趨勢，是美國在華人世界推廣宣傳自身形象最有力的「抓手」之一。美國標誌性的外宣媒介「美國之音」（VOA）專門設置欄目「華人生活」（Chinese Activities）報道華裔美國人狀況。美國在大中華區宣傳的旗艦刊物《今日世界》以及美國在東南亞地區主辦的主要宣傳刊物《自由世界》，都大量地報道在美華人的生活和相關形象。

當美國的宣傳對象是廣大海外華人時，報道華裔美國人的情況顯然是一個很自然的選擇。但除此之外，還有著其他更深刻的對外政策考量。

「華人的美國夢」宣傳主題反映了美國對東南亞華僑華人戰略定位的轉變：從美國的中國政策出發把華人作為中國的海外公民，轉向從其東南亞政策出發把華人作為新獨立國家的少數族裔。從1949年之後到1950年代中期，美國對華僑的政策（包括宣傳）主要是從屬於對華政策，因而視華僑為中國的海外公民，所以抹黑新中國、促進華僑支持台灣國民黨政權是政策主軸。由於促進華僑支持台灣的政策實際上是起到了分裂少數族裔的作用，這造成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和台灣的嚴重敵視，從而嚴重惡化了美國、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因而在1950年代中期後，美國的政策開始調整，越來越有了清晰的對東南亞各新獨立國家政策、把其視作一個獨立的地緣政治單位，這樣就不再把華僑群體視作是中國的海外公民而是把當做是東南亞新興國家的少數族裔。

在決策者看來，政策調整不僅僅應該局限在糾正過去錯誤的華僑政策，從符合冷戰大局利益出發，美國應該更進一步——促進華僑融入當地社會、幫助東南亞建成穩固的民族國家從而排斥中共影響。美國在東南亞國家的目標之一就是「使得自由亞洲各國內部強大」，即促進非共產黨國家穩定。所以要促進海外華人「認定自身與居住國利益相連」，要「鼓勵海外華人與居住國開展更加緊密的聯繫」，即美國海外華人政策的「基本指導原則」應該是鼓勵和創造條件使海外華人融入居住國。這反映在美國對華僑的宣傳和文化政策上便是把促進「融合」作為政策調整後一項重要的目標。在1956—1962年，主要負責美國對華僑宣傳的機構香港美國新聞處每次都把該目標放在前列，作為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來執行。該項政策目標和宣傳主題在1961年的計劃中表述得最充分，該計劃明確提出要在海外華人中「幫助創造或保持一種思維模式」，即「他們只有儘可能快速且充分地融入居住國的國民生活和文化之中，成為忠誠的公民從而將自身利益與居住國視為一致，才能實現其最大利益」。

但是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美國只能依靠在美華人融入美國社會的「榜樣」來間接地促進這個宣傳目標。美國政府出面來促進華僑融合進東南亞社會，不僅可能會被當地政府疑慮為「干涉內政」，也極容易被中共宣傳攻擊為「強制同化」，加之東南亞國家種族關係複雜美國不敢輕易捲入，因而美國反而不便採取公開宣傳的方法促進華僑融合。在這種情況下，大規模宣傳華裔融入美國社會的案例，正是在展現華裔可以成功融合進移民目標國社會的「成功先例」，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給東南亞華人以「示範」、間接起到促進他們「融合」的作用。根據艾倫·吳的研究，美國宣傳部門把在美華人傑出代表黃玉雪請到馬來西亞訪問演說，就有促進當地華僑融合的政策意圖在其中。美國認為當時東南亞國家普遍敵視華人、融合進程艱難，造成很多華人加入馬來亞共產黨，而「黃玉雪『作為華人成功地改變自己適應融入非華人社會的例子』可以給馬來西亞華人提供一個榜樣：華人不用投靠共產黨、且可以融合進東南亞社會。」

華人作家黃玉雪

更最為重要的是，華裔「美國夢」的宣傳主題直接反映了和根源於從杜魯門到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對外心理宣傳攻勢對象的重大變化：從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和歐洲轉向第三世界。戰後前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1950年代中期之後，隨著不結盟運動和蘇伊士運河危機等事件，第三世界越來越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活躍在國際舞台上。此時恰逢美蘇冷戰緩和、在歐洲對峙局面相對均衡，因而亞非「新興國家」逐漸成為美蘇冷戰爭奪的新焦點。在這種背景下，蘇聯和中國對第三世界宣傳攻勢愈發猛烈，美國也因應形勢開始進行海外宣傳的戰略轉型。美方評估到，杜魯門時期針對蘇聯東歐、以刺激群眾顛覆共產黨政權為目標的心理宣傳戰沒什麼效果，而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和美國的歐洲盟友因為輿論相對開放，反而更易受到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輿論攻勢的影響，所以重點轉向「自由世界」。而在「自由世界」中，第三世界是重點，美國甚至縮減了在歐洲的宣傳經費，來加強在亞洲、非洲、拉美和中東的心理宣傳戰。美國最高決策者艾森豪威爾和其心理戰特別助理查爾斯·道格拉斯·傑克遜（C.D. Jackson），以及主要的對外心理宣傳戰執行機構美國新聞署和中央情報局，皆把第三世界視為海外宣傳的工作重點。

而美國針對第三世界的宣傳活動能否取得效果，是和美國國內的種族關係和相關形象密切相關的。一方面，當時美國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和種族隔離制度，極大地破壞了美國人自詡的自由民主代言人的國際形象和道德聲望。 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還與殖民主義問題緊密相關，美國白人對待國內有色人種的態度和做法，象徵和代表著美國這個國家對待主要由有色人種組成的亞非拉國家的基本態度和做法。美國國家安全委員（NSC）文件就指出：「對白人的根本不信任，是我們在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地區的宣傳活動必須要解決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當中重要的一環。」美國政府評估到，大多數新獨立國家更加關心的是如何反殖民主義與反帝國主義，而不是如何反共，美國宣稱支持民族主義和反殖反帝的立場、還攻擊蘇聯是「紅色帝國主義」，如果國內白人還堅持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話，很難贏得第三世界國家的好感和追隨。而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在國際輿論中最著重抨擊美國的就是其種族問題。

大幅宣傳華裔如何融入美國社會、實現了「美國夢」，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應對國內種族問題的指責。儘管美國的種族問題的主軸是「黑白關係」，國際輿論主要關注非洲裔美國人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但是外交官員也廣泛關注華裔在美的地位和境遇造成的國際影響，尤其因為這關係到亞太地區廣大民眾對於美國的看法。美國駐吉隆坡的一位領事就曾建議過，美國在反擊社會主義陣營對其種族歧視指責的時候，不應局限在黑人問題上，而是應該把「其他少數族裔包括進（宣傳）畫面當中來，特別是華裔。」因此我們看到，無論是美國對東亞、東南亞國家的宣傳刊物《今日世界》、《自由世界》，還是美國之音的漢語廣播和英語廣播，都大篇幅報道種族關係的內容，官媒中幾乎每個華裔美國人實現「美國夢」的故事都是為了展示種族之間的平等、和諧、融合，而且都是在刻意地強調華裔沒有遭受種族歧視。

總的來講，正面宣傳國家形象的需要、美國對東南亞華人政策的轉變、在外宣中回應美國種族問題，這三個因素共同促成了 「華人的美國夢」宣傳主題的出台。

二、在美華人的三個形象：白手起家、社會流動、種族和諧

美國對華宣傳旗艦雜誌《今日世界》和「美國之音」廣播都有對在美華裔總體情況的介紹。1960年代初，在美居住的美籍華人和華僑共有23.7萬名，約佔全世界華僑總人口的1.5%，其中有近一半的人口是1950—1960年這十年間移民來的。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華人最多，有6萬人，其中舊金山就有4萬。紐約居住有5.5萬名華人，夏威夷群島有3.2萬名華人，其中95%居於檀香山。早期赴美華人移民多為勞工，主要從事挖金礦或修鐵路的重體力活。後來華人群體開始自行創業，主要涉及洗衣、餐飲和零售業，1960年代初，在美華人洗衣店有10300，餐館4500家，商店2000家，投資總額約1億美元。在美的中國留學生有7000人以上，大學教授也有1000人左右。

據美國官媒的相關介紹，幾十年來華人社會經濟地位持續上升。華人近年來已開始逐漸投資工業、金融、旅館、礦業等領域，而且第二代和第三代華裔美國人活躍在各行各業，很多已經成為社會精英，諸如知名律師、大商人、工業巨頭、軍官、政治家（國會議員和州長）、科學家、藝術家、醫生、警察、法官、檢察官、影星、建築師等等。一位美籍華人被任命為加州法官，美方宣傳材料援引《洛杉磯觀察家》報的話說：這「顯示了美籍華人在本州（加州）的職業生活中的地位，日漸增高」。「美國華僑的生活水準，目前也以遠比從前為高」。「以前的主要業務，不外開小飯館與洗衣鋪，現在則不然，不少華僑擔任了醫生、律師、工程師等自由職業，甚至每一所大學幾乎都有中國教授，每一個科學研究機構都有中國科學家」。

在美國官媒塑造的實現了美國夢的華人群像中，白手起家和個人奮鬥是共同特點。在美方的宣傳材料中有大量的華人在美取得成功的故事，這其中比較典型的是美國第一位華裔聯邦國會議員——夏威夷州的參議員鄺良友。鄺良友的父親是19世紀後半期到達美國的華工，在甘蔗地種田，月薪12美元。鄺良友是他父親的第七個兒子，很小的時候就知道為別人擦鞋和擦高爾夫球棒來貼補家用，後來又靠著打工掙錢供養自己讀書，並取得了夏威夷大學學士學位，後又考入哈佛大學學習法律。畢業之後他身無分文，憑藉著自身的法律專業知識開辦律師事務所，後來又投資商業，成為卓有成就的一名商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他入伍參軍擔任軍事法官，戰爭結束時已經被擢升為少校。戰後他成功進入政界，並成功被選為首位美籍華人參議員。鄺良友的經歷頗為具有代表性，美國宣傳材料中介紹的美國華裔成功人士的經歷多是如此。像鄺良友的父親一樣，多數華人精英出身卑微、白手起家，如美國華僑陳壽在美打拚25年賺得百萬美元巨資，但其原先在香港時每月收入只有6美元，到達美國的時候口袋裡只有2美元。加州大學費斯諾分校的「選美皇后」華裔王美琳，其父親到達美國時候全家也是就只有3美元。夏威夷州參議長李貴賢、檀香山警務處長劉秀章、夏威夷商業巨子湯慶華的父親也都是華人勞工出身。坐擁3500萬美元資產的工業巨子李國慶原先也是身無分文來到美國白手起家的。

除了出身寒微之外，這些美籍華人精英也都是個人艱苦奮鬥的典型。華僑百萬富翁陳壽就在年輕時候一天工作12個小時，刷過盤子，當過商店夥計，後來抓住機會搞貨運生意，又投資餐飲業，終成巨富。商業巨子湯慶華年輕時也曾做過菠蘿罐頭廠和養雞場的工人，還當過花匠，後來依靠精明的生意頭腦開辦印刷廠，乃至投資民航運輸業賺了相當多的錢。另外，工業巨頭李國慶在已經成為富翁的情況下，還用艱苦的環境來培養他兒子K.C.李的勤儉習慣，鍛煉其工作能力。李國慶讓兒子小時候在生意門店中掃地，待他成人後又安排其從基層單位開始歷練，K.C.李甚至還曾被父親派到巴西去當過礦工。而且這些華僑精英多有為了求學半工半讀的經歷，且多數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其中上過哈佛、耶魯、加州大學之類名校的不在少數，最起碼也是夏威夷大學畢業的。佛羅里達州州議員周軼銘的情況就很典型，他本人畢業於哈佛大學，他的四位姐妹都接受過高等教育，還有兩位是醫學博士。另外，華僑精英還有不少人有過在「二戰」中參軍入伍的經歷。總的來說，美方宣傳材料中華人精英的成長史是遵循著「出身寒微、刻苦讀書、努力工作、精明經商、參軍入伍、終成正果」的軌跡。

《今日世界》

美國國務院在遠東創辦的宣傳刊物之一

當然，美國官媒絕不是僅僅要介紹華裔美國人精英的勵志故事，突出美國給了華人搭建了發展平台、華人依靠美國的各方面機會成功地實現了社會流動才是真正的核心題旨。這些華人精英出身如此寒微，且身為少數族裔，能夠成為社會頂級人才本身就說明美國社會中華人的上升之路是通暢的，制度平台是好的。另外在宣傳材料中也不吝「點題」之語。按照美方旗艦雜誌的話講，華裔實現「美國夢」與「中國人自己爭氣」有關，也是因為「美國人的門戶開放與胸襟寬闊」。華裔美國人中第一位獲得在最高法院出庭資格的女律師林萍，在接受採訪談到自己的成功經歷時就曾經言道：「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已。……在美國，每一個人所享受的機會都是平等的。只要你肯奮發努力，你便能得到應得的果實。」《今日世界》雜誌介紹華裔美國人黃錦紹被任命為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官，並借《洛杉磯觀察家報》的評論點評到，這「構成了加利福尼亞州的榮譽。對於這些才能的確認，也反映了我們所培育的民主方式的成果，因為它對於個人的成就，已給予應得的報酬。」而且該文章特彆強調黃錦紹法官少時立志、入伍參軍、服務公職、熱心公益、走向成功的成長史，「與美國名人成名的故事差不多是一樣的」。

還有一篇報道介紹美籍華人洪世綸榮任洛杉磯檢察官，他的父親評價說：「美國的可愛處，是能讓人們各遂其願」。洪世綸本人也承認，自己被任命為檢察官：「證明了在美國，一切機會均等，不管你的種族、膚色，或信仰為何。需要的是每個人要自己有勇氣和決心，去完成他自己的目標。這裡的氣氛給你鼓勵，使你勇於嘗試，上進的機會永無止境。」工業巨頭李國慶的兒子K.C.李談到其父親的成功時也提到，這有賴於「他充分利用美國所提供的發展機會。」當時在美國好萊塢發展的華裔影星鄺炳雄也借自己的發展軌跡來說明，「美國生活最大好處是絕對自由，你可以喜歡你所喜歡的，憎惡你所憎惡的，做你所願做的，拒絕你所不願做的，一點也不用勉強。只要你肯出勞力，你便一定有工作，只要你有工作，你便一定有過得去的生活。」華裔當選中學學生會會長，這也說明「同學們對候選人的選擇標準，只問他個人能力如何，對種族及其他問題不加考慮。對於這一點，我不能不表示敬佩。」美國之音的一個節目也強調「這些在美華人珍視他們在美國獲得的自由和機會。」因而就連訪美華人也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你有能力，有天才，想得出一套可以獲得社會普遍接受的新辦法，新發明來」，就可以流動到較高的社會地位。「只要你肯努力，有成就，就會取得社會的地位而被人尊敬」。所以說，「美國像一座走馬燈」，其中強調社會流動的題旨不言而喻。

眾多介紹美籍華人成功的宣傳材料中和新聞報道中，幾乎是有些刻意地強調華人在美國沒有受到歧視、和其他族裔一樣獲得了平等發展的機會。華裔美國人阮陳彩蓮女士當選1952年年度「美國母親」，《今日世界》雜誌登載長篇介紹文章予以報道，並評論到：「阮夫人當選為美國母親的事實，證明了母親的德行並不受種族膚色或社會階級所限制」。該文章還轉述《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評論：「阮夫人的當選，證明美國是一個革命觀念的嗣續，而不是一種血統的嗣續。換言之，做成一個良好的美國人，並不是種族或民族的背景，而是諒解和民主的實踐。」鄺良友在當選夏威夷州參議員的時候發表感言：「我是一個整數僅占夏威夷人口百分之六的美籍華人，但我卻在這次參議員競選中擊敗了我的政敵。由此可見民主作風在夏威夷的確非常盛行。證明了我國人民的只重才能而沒有種族成見」。競選亞利桑那州參議員的華裔美國人譚澄波在談「所謂種族問題」的時候說道：「血統不同是一件事實問題，但並不一定意味歧視，在我個人而言，我在美國住了幾十年，從未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同時我以為像我這樣有機會以中國血統的美國公民資格來競選參選員（原文如此），尤其是美國民主精神的充分體現」。

美國新聞署和新聞處為向大中華區介紹華裔美國人精英所組織的眾多材料中，還強調這些華裔群體在政治、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上百分之百美國人的屬性，以及其努力融入美國社會的意願和做法。介紹法官黃錦紹的文章也極力塑造其行為方式的美國特性，黃錦紹在當選加州法官後「按照美國丈夫的傳統」，首先把好消息告訴太太。而「黃錦紹夫人也按照美國傳統，幫他勤儉持家，幫他減輕負擔，獲得幸福的家庭生活」。上文也已經介紹過，文章強調黃錦紹的經歷「與美國名人成名的故事差不多是一樣的」。參議員鄺良友也公開表示：「我打算按照一個美國人的行動與理想去生活」。工業巨頭李國慶的兒子也曾表態：「先父希望本公司對美國有所貢獻，同時為美國的華裔公民爭光。」華裔影星鄺炳雄也很清晰地表達了：「美國的華僑青年——正確地說該是年輕的美籍華人，受的是美國教育，過的是美式生活，法律上、政治上，他們都是美國人」。而他「自己每一分鐘都是美國人，也都是中國人」。

美國宣傳部門還以華裔融入美國社會為切入點向華人讀者介紹美國社會和諧的種族關係。夏威夷州華人眾多，關於美籍華人的宣傳報道很多以夏威夷華人精英為素材，而且由於該州是多種族人群匯聚地，正好也可以被用作宣傳美國種族和諧的「正面典型」。夏威夷州人口60萬，白人有12萬，只佔總人口的20%，日本人有20萬，佔總人口三分之一，華人約有3.5萬。其他還有混血夏威夷人、菲律賓人，和夏威夷土著等族裔。「夏威夷的人種十分複雜，可是在美國的五十個州中，夏威夷正是最沒有種族歧視的一州」。宣傳材料中多次提到由華裔參與甚至領導的多族裔群體和諧相處、「共謀發展」的景象。像是華裔精英劉秀章就任檀香山警務處長，「在他的管轄下，有近一千名警員；其中有菲律賓人、有高加索人、有日本人、也有歐洲人」。夏威夷華裔商業巨子「湯慶華的很多事業，猶如小型聯合國一樣，裡面的僱員們像夏威夷的人中一樣代表了許多不同的民族」。而一個同化和融合的重要衡量指標便是「跨種族通婚，實際上每個夏威夷人身上都流著華裔血液。」

不僅是種族融合，美方宣傳還強調美國各族裔的文化融合，美國文化是多樣性的統一。《今日世界》報道華裔美國人和其他19個美國少數族裔的代表參加了美國第三屆民俗節，節日的主題是「變化中的統一」。這個活動「旨在保存各該國偉大傳統，因為它們是美國生活方式主要的一面」。美國「每一個公民都有自己的祖國，精神的統一把大家團結在友愛中」。民俗節的「真正目的是將許多國家的文化，生活方式及傳統融而為一」。美國之音的「華人生活」欄目也宣傳，「我們確定我們有一種雙重信仰——信仰古代中國的傳統、信仰美國的自由。並且我們也感謝——感謝正生活在一個能夠保留我們古老習俗的國家。」而居住生活在唐人街，恰是代表了華人對於傳統文化和固有生活方式的堅守。

華裔美國人的這種形象不僅以即時新聞和短篇報到的形式出現媒介中，還集中地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展現出來。這就是華裔美國文學開山之作、黃玉雪（Jade Snow Wong）的自傳體暢銷小說《華女阿五》（The Fifth Chinese Daughter），《華女阿五》是黃玉雪前23年的人生自傳，主要描寫了她人生的幾個階段：在舊金山唐人街傳統的華人家庭出生成長，接受美國式免費中小學教育和高質量大學教育，在白人開設的造船公司獲得巨大的職業成功，最後成為小有名氣的職業藝術家。小說不僅描寫了黃玉雪個人奮鬥、小有成就的人生歷程，而且突出了美國社會對於少數族裔的巨大幫助，這尤其體現在政府提供的免費中學教育方面，另外就是黃玉雪在造船公司得到了白人老闆的賞識而可以人盡其才。有評論說《華女阿五》之所以能夠成為暢銷書，是因為「它在許多方面符合美國的基本神話之一：通過艱苦工作、勤儉和抓住機遇，移民家庭便能逐漸實現美國夢。」

Jade Snow Wong,Fifth Chinese Daughte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50.

《華女阿五》的情節和主旨與美國「華人美國夢」宣傳政策不謀而合，引起了國務院公共事務部門和駐港以及駐東南亞宣傳機構的極大興趣。1950年該小說出版之後一年，國務院便開始資助翻譯這本書，最後譯成漢語、日語、泰語、緬甸語等成近十種文字廣泛在亞洲尤其是華裔社群中傳播。而且在香港美新處的極力要求之下，美國國務院安排黃玉雪通過「領袖和專家交換項目」（Leaders and Specialists Exchange Program）的資助赴亞洲巡迴演講。黃玉雪和丈夫在1953年1月啟程，在亞洲停留了4個月，經停日本、菲律賓、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緬甸、印度、巴基斯坦（還有一說曾去了台灣），進行了多達46場的演講和交流活動。這是冷戰初期美國對亞洲較為知名和成功的文化外交活動之一，也是第一次由政府出資的華裔美國人海外訪問活動。

上述便是美方宣傳材料中有意裁剪出的華裔美國精英實現「美國夢」的情節程式：他們出身寒微，但憑藉著自身的精明、努力以及奮鬥精神，尤其是在美國良好的制度和優良的發展環境之下，實現了個人成功，而且華裔居民還主動融入美國社會，並為國家和諧的種族關係和多元一體的文化做出了自身貢獻。正如一些宣傳材料中的點題之語那樣，經歷了戰亂和動蕩的「一個中國作家在其選擇了美國為家之後終於臻達他事業的最高峰」。再就是一位年輕華裔畫家繪製了華人200年在美生活史，《自由世界》的報道文章標題是《從移民到公民》，並加註解說「這象徵著一個美夢的實現，那就是，在快樂和健康的環境中，達到了和平和幸福的生活。」

三、華人「美國夢」宣傳主題的政治和文化意涵

「華人的美國夢」這樣一個極富象徵意義的形象就這樣被推廣開來，其時代含義和歷史含義遠超過美國對華宣傳本身，而是直接或者間接地反映了戰後美國整體宣傳戰略乃至外交戰略大格局的深刻轉型，甚至也和那個時代的美國社會思潮與國家認同的變化有密切關係。

華裔融入美國社會這個形象的建構與宣傳，不僅具有宣傳政策層面的意義，還體現了美國對第三世界更為深層次的文化戰略。以《華女阿五》為例，小說不僅敘述了黃玉雪融入主流白人社會的故事，更是體現出毫無保留地接受美國主流價值觀的態度、體現了少數族裔在精神上和文化上完全的「美國化」。主人公黃玉雪實現美國夢的過程，同時也是逐漸在精神上擺脫中國式家庭本位和集體主義倫理的束縛、實現個人精神覺醒和融入美國個人主義主流價值觀的過程。她思想轉折的契機是一位白人中學老師的話：「我們認為孩子都是個體，父母再也不能要求他們無條件服從。他們要儘力去了解他們的孩子，因為孩子也有自己的權利。」這決定性地「啟蒙」了黃玉雪的個人權利意識，促使她和傳統的家庭集體主義、子女無條件服從的觀念和規範相抗衡。在經過一系列精神抗爭、當黃玉雪最終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之後，她的「美國夢」和美國式的精神價值最終獲得了象徵著中華文化權威的父親的肯定，他說：「你（父親的堂兄）沒有意識到中國文化將婦女推入可能的卑微的境地。在美國這裡，基督教信條允許婦女有其自由和個性，但願我的女兒擁有這種機會。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可以宣布，通過自己努力，我已經洗刷我們家女性原先所遭受的種種恥辱」。正是主要出於這樣一種宣傳華裔融入美國社會的目的，國務院和東南亞駐地外交官把黃玉雪這位華裔而非是一位白人送到東南亞進行訪問演講，來「促進和利用《華女阿五》的潛在價值，對於這本書海外華人應該更有興趣。」不僅官媒、社會媒介也把黃玉雪及其家人塑造為華裔家庭深度「美國化」的符號，媒介報道黃家第一代移民學習英語、皈依基督教，第二代子女則服務國家、紛紛進入主流社會，他們「在精神上與美國的命運緊緊相連」。

有學者認為這其中正是體現著一種意涵深遠的文化上控制第三世界的帝國主義戰略。學者克萊因提出了「冷戰東方主義」（Cold War Orientalism）概念，她認為不同於薩義德（Edward Said）意義上強調歐洲與東方的二元對立相區別的「東方主義」，美國版本的「冷戰東方主義」指的是，美國外交政策制訂者和知識分子、大眾文化傳播者「共謀」，來建構出一種美國引領和指導東方的亞洲文明、兩者相融合的意象和輿論氛圍。作者認為美國區別於歐洲殖民帝國主要是佔領海外領土的做法，追求的是對世界無形的控制，因而美國的政治界、知識界與文化界特別重視建構與傳播一種美國與亞洲的情感聯繫、種族融合的輿論，因而這種「冷戰東方主義」主要起到在文化上控制第三世界的作用。 學者哈特和奧斯古德也認為進入「美國世紀」之後，美國外交戰略中就有一個如何「管理」和「領導」後殖民新興國家（第三世界）的難題，由於美國不追求實際領土控制、建立的是「無形帝國」（informal empire），因而非常重視形象和文化對於維持全球影響力、甚至維繫美國宰制地位的作用，為此就特別重視對外宣傳和文化外交，從這個意義上美國實質建立的是「理念帝國」，對外宣傳的號牌則是「自由世界」。

Christina Klein,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因而根據克萊因的研究，很多涉及美國與亞洲關係和在美亞裔人群的美國大眾文學和文化產品都直接反映了和服務於這種「冷戰東方主義」的文化建構，這方面突出的代表是以西方人引領東方古國文明化、現代化為主題的電影《國王與我》。而「華女阿五」黃玉雪，更是為美國外交和宣傳機構所直接利用，在全亞洲巡迴講述其全身心地融合進美國白人主流社會的故事，來宣揚美國與亞洲的文化融合和情感聯繫。甚至黃玉雪本人都有著這方面的自覺，她相信「在跨文化層面上可以為美國與東方的融合統一（unity）做出貢獻」，她自己的故事「會對美國的形象有好處，並且鼓舞亞洲人在戰後的新時期尋求一種新的認同。」美國推廣《華女阿五》和黃玉雪的文化外交活動，其政策和文化含義正如克萊因所概括的：「黃玉雪把文化多元主義和同化的理念展示給全亞洲的聽眾，並且作為華裔的代表，親身演示了如何融合進美國社會。」

如果我們把視線拉長，觀察從冷戰爆發到緩和這段時間美國外宣國家形象的變化，還可以看出「華人美國夢」甚至反映出來美國社會思潮與國家身份的變化。

美國政府對國家形象的宣傳在戰後十幾年間有一個非常大的轉變：從民主自由等政治價值觀的宣傳推廣轉向消費主義和物質豐裕的社會經濟話題、乃至更廣泛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話題。從二戰結束到1950年代中期，美國的對外宣傳側重在推銷美國自由民主價值觀和相關話題。二戰結束到冷戰尚未爆發的1945—1947年，美國全球權勢達到頂點、「自由普世主義」信心爆棚，這突出地體現在著名的文化外交項目富布賴特教育交流計劃的動議和實施上，據學者研究該項目實際上反映了美國想利用文化和價值觀改造世界的雄心。 到了冷戰爆發之後，宣傳部門一方面繼續宣傳美國自由主義政治理念和原則、美國對於全球自由和民主事業的促進作用等內容，另一方面則是主要把美國的自由、民主、民權等價值和實踐與蘇聯的「專制」與「奴役」做比較。

國外和國內兩方面原因造成國家形象宣傳重點的轉變。國際上的原因主要是美國領導人判斷冷戰形勢、甚至是性質發生了變化。隨著冷戰的緩和局勢以及第三世界崛起，美國新領導人艾森豪威爾認為冷戰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即冷戰從最初美蘇相互的軍事威脅和政治外交對抗已經轉向了一種生活方式和廣泛意義上的文化之爭。兩個陣營需要比拼社會組織水平、文教藝術成就、科技技術、意識形態基礎、種族階級性別關係是否和諧等綜合實力，而非僅僅是軍事水平。另一方面，蘇聯工業和科技成就越來越突出，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意識形態攻擊日甚，也都逼著美國必須在經濟層面上做出回應。美國國內的幾個因素也促使美國宣傳國家形象的重點發生深刻轉變。首先，在「麥卡錫主義」泛濫期間，美國出現了踐踏自由和人權、少數族裔和婦女遭受歧視的現象，使得當時的美國人憂慮其自由特質正在喪失，也很難再用「政治自由」標榜自身形象；另外就是，在冷戰背景下美國政府為了減少國內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也必須回應美國社會一直關注的自鍍金時代以來的貧困與不公的社會問題。

幾個因素湊合在一起，使得195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對外宣傳開始轉向經濟層面內容：美國社會的經濟繁榮、物質豐裕、消費主義、無階級差別、共享利益。代表性的就是「人民資本主義」（People s Capitalism）宣傳運動，既強調美國經濟的「資本主義」屬性，也強調公平分配、經濟收益惠及「人民」。而「人民資本主義」宣傳運動從一開始就屬於更大範圍的正面宣傳美國的文化外交活動的一部分。一方面宣傳美國式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與社會活力，包括物質豐裕、消費主義、大眾社會、中產階級、個人自由、技術進步、社會流動、機會平等、多元文化等特徵；另一方面則是大力傳播美國的大眾文化產品，諸如爵士樂、電影、舞蹈、歌曲等。

1950年代中期前後，美國外宣的樣態和內容已經與緩和之前大異其趣，先前的對敵政治戰和傳教般的思想征服運動都已經實現了「視線下移」，最終落腳在了展現美國社會文化和經濟方面的優勢上面。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既非鼓吹美國價值觀、也非「反共」，反而是對於普通美國人日常生活的呈現成為那一個時期冷戰宣傳中最熱門的宣傳題目之一，政府動用了相當多的資源來向世界（尤其第三世界）展示美國式生活方式的優越性。 與同時代蘇聯著力對外宣傳工業成就、航天技術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50年代中後期美國的對外宣傳和國際展覽會——「人民資本主義」宣傳運動、1958年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美國展廳、1959年的美國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舉辦的國家展會，主題都是聚焦在美國普通民眾的優越生活條件、消費文化和家庭生活上。頗具象徵意義的是，赫魯曉夫和尼克松關於兩種社會制度優劣的辯論，正是發生在莫斯科展覽會館中展示美國家庭生活水平的廚房展覽廳中，也正是圍繞著兩國誰能為普通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展開的。「廚房辯論」為美國國家形象外宣的「社會文化轉向」提供了絕佳註腳。艾森豪威爾總統本人點出了這種宣傳本質上關乎冷戰政治和世界領導權之爭。他認為對社會生活的呈現是美國對外宣傳最重要的目標之一，指示美國新聞署要更多地注意「向世界講述美國的故事」，並認可「描繪美國人民的生活與文化會有利於（其他國家及其民眾）理解美國政府的政策與目標。」

https://www.archives.gov/research

收錄美國聯邦政府解密檔案

我們看到「華人美國夢」的宣傳，頗得當時美國外宣「向世界講述美國普通人故事」的精髓。這種宣傳很大程度上不見心理戰對敵攻訐的硝煙，也沒有明顯的對自由民主理念的炫耀和「硬推銷」（hard selling），主要描述的就是華裔美國人依靠個人奮鬥、利用平等的社會機會，最終實現社會經濟地位上升的「美國夢」的過程。每個個人奮鬥歷程背後都反映了美國社會的活力和美國生活方式的優越性。而且相關宣傳都盡量突出他們是普通、平凡的美國人，同時期社會媒介介紹的黃玉雪一家的題目是《你的鄰人：黃姓一家人》，美國新聞署外宣介紹美國白人婦女的代表性故事則是《典型的美國家庭主婦：蓋爾·福斯特夫人》。 以上所及的宣傳素材中，也處處展現著美國高質量的生活水平、物質豐裕和消費主義。再如《今日世界》上刊載了一篇國民黨高官曾虛白訪美遊記，名為《美國像一團雪球》，其中描寫到以標準化、生產線等為核心要素的美國大工業生產方式使得產品源源不斷地被生產出來，勞資關係的解決「絕不在於怎樣平分這塊蛋糕，而在怎樣把這塊蛋糕做的更大些，更好些，才可以皆大歡喜」。所以說「美國像一團雪球」，利益越滾越大，投資者、勞工和消費者「利益均沾」。

當然，正像艾森豪威爾總統指示的，美國宣傳也是要通過呈現華裔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和社會流動來突出國家形象。《今日世界》、《自由世界》、「美國之音」全景式推銷著名華裔畫家曾景文（Dong Kingman）。曾景文出生在美國，年少時地位卑微且靠干粗活為生，依靠個人奮鬥和政府在「新政」時期的幫扶逐漸成才，並最終實現了個人繪畫事業的成功，其本人不僅在戰時曾服務於美國戰略情報局，其子還在駐韓美軍海軍陸戰隊服役。曾景文被描述為一個「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典型（self-made man），「一個仆童在美國都可以有機會成為藝術家」。他是繼黃玉雪之後第二個被國務院資助去亞洲國家進行文化外交的華裔美國人，還在台灣參加了蔣介石就職典禮。 曾景文訪問台灣後，美國駐台「使館」工作人員蘭金（K. L. Rankin）曾經說過：「他的訪問很大程度上使得當地民眾愈發相信美國是一片機會平等並向所有敞開的沃土。」 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瑟斯頓·莫頓（Thruston B. Morton）也曾言道，曾景文「當過傭人、仆童、華人洗衣店僱員，他顯示了我們國家常常給有天分和能力的人提供機會。」 艾倫·吳總結到：「美國國務院因此發現這在政治上是有利可圖的：在冷戰背景下講述美國種族問題，可以把成功同化了的華裔美國人的故事包含進來，作為自由民主比共產主義優越的證據。」

華裔美國人的形象實際上還反映了新的美國國家身份。根據學者研究，「因為宣傳被認為理應反映整個國家的價值和最重要的特性，傳播到海外的信息總體而言必須符合本國文化當中廣泛秉持的信念」，因而塑造國家形象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界定、建構、向海外投射美國國家身份。所以，「人民資本主義」等宣傳題目不僅是一種宣傳口號、不是僅藉此宣傳國家形象，更是一種新的國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反映了美國人的自我認知。消費主義和物質豐裕，實質上是把可以量化的經濟繁榮與美國性（Americanness）聯繫在一起，這反映了1950年代冷戰趨緩之後的一段時間內，美國人更願意用經濟標準而非政治上的優越性出發定義自身。「華人的美國夢」形象至少部分上是這種新國家身份的體現，隨著美國人對自我的理解發生變化，他們更願意從個人奮鬥、經濟成功、社會流動的角度定義和期待「理想」的少數族裔形象。因而對外宣傳中被華裔「代表」的美國國家形象，實際反映了當時美國社會的集體認同和時代記憶，也是對美國國家身份向海外的一種「文化表達」。

結 語

評估美國在冷戰緩和前後對華、尤其是對東南亞華僑的宣傳美國形象的效果問題，需要實地考察調研。或者利用當地報刊、私人日記、往來信件等材料，或者通過當地政府對此問題的評估，這樣才能一窺究竟。由於獲取這些材料的條件目前尚不完全具備，也是限於篇幅，筆者只能利用現有的一些新中國檔案和美方對效果的評估材料，間接地做一個簡單評估。

從新中國的一些檔案看來，美國對華宣傳其生活方式和國家形象的效果依稀可見。比如1958年中宣部就注意到了美國要在莫斯科舉辦國家展會，「美國將到蘇聯舉行博覽會宣傳美國生活方式」。再如1958年一份文件種說到，美國政府「廣泛地宣傳人民資本主義、美國生活方式」：「美國情報局在1957年利用書刊，在西歐、中近東和東南亞進行了大量宣傳活動。」「鼓吹美國已實現人民資本主義，不會產生工業危機，階級差別已經消失。」「無論誰都在抽著同樣的煙捲，使著同樣的剃刀、無線電收音機、家庭用具和汽車。」工人「具有高度生活水平」，而「黑人作為有充分權利的公民同白種人一樣地參與社會生活。」1965年中宣部還對美國對華宣傳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行為做了評估，比如「近兩年統計全國海關查獲國內外破壞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投偷運進口的淫穢黃色書刊和圖片達一萬餘件。」「它們大多寄自香港、澳門地區和日本、美、英、法等國」，主要內容就有「傳播資產階級的糜爛生活方式」、「美化美帝國主義」等。「以上情況表明，帝國主義……和國內外其他敵對分子正在處心積慮地利用進口印刷品作為對我進行政治、經濟破壞和思想、文化侵襲的重要工具。」再比如《內部參考》中每年有大量的關於對美國新聞處、美國之音的宣傳評估和彙報，其中1955年就有一篇涉及「北京有些教授有恐美情緒」，認為「美國不是要侵略我們，而是要和我們做買賣」。

如果說以上的評估都是基於新中國方面材料、間接地證明「美國夢」和美國形象的宣傳效果的話，那麼美方機構自己對於緩和之後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效果也是有評估的，這方面的效果證據相對過硬。關於正面宣傳美國方面，美方宣傳機構自己評估到：「香港美國新聞處仍舊是支持這一目標的中文材料的主要來源。我們一直以來都看到（華僑）對這些材料並不缺乏興趣，正相反，實際的情況是供不應求。」台北美國新聞處方面也有這方面的效果評價：「儘管在促進海外華人理解美國及其政策方面的任務主要是由香港（美新處）負責的，但我們確實製作出了東南亞站點認為有用的材料。」香港方面還特別提到了領導人的著作對於「揚美」宣傳的推動作用，一份評估1961年工作的報告這樣說道：「關於效果的證據，我們高興地向您彙報，肯尼迪總統的《論勇氣》中文版已經輕易地打破了（美新處書籍）在（香港）本地的銷售記錄了。」「截止到1961年底，這個譯本已經通過常規商業渠道售出4230冊。」而就整個大中華區的發售情況來看，則是「肯尼迪總統的《論勇氣》在短短的一年之內已經印刷四次、累計共達1.8萬冊，按照當地的出版發行情況來講，這已經是非常驚人的數字了。」 美方也有一個總體上的判斷，在1950年代中後期以來華人讀者只能接受有限的「反共」內容，「他們更感興趣的、對他們更有吸引力的是生活在自由之下的人民和國家的消息和相關評論」。

儘管基於檔案等史料更加具體、細緻的評估還有待深入進行，但通過對目前能夠獲得的一些資料的解讀大體上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美國實施的以華人實現「美國夢」為主題、以大陸和海外華人為目標群體的宣傳無疑是有效果的。

謝謝閱讀

編 輯：陳旻昊

責任編輯：王睿恆

審 核：楊長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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