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器以藏禮」，「物以載道」

從中國青銅器藝術的美學精神中，我們可以體味中國造型藝術、裝飾藝術發展的內在規律與演變的軌跡，並繼而探尋創造這些藝術元素的源泉，即中華民族上承遠古、綿延不絕的審美精神與體系。

美與善、情與理的統一

中國美學強調情感表現，同時又十分強調「情」與「理」的統一，即要求藝術表現的情感是合乎倫理道德之善的情感，而不是無節制，非理性的情感。所以，「情」與「理」的統一，「理」要滲透到個體內心情感的最深處，「理」與「情」應當融為一體，不可分離。中國美學思想要求審美對象具有純潔高尚的道德感，注意藝術的社會價值。這是中國美學的基本命題。

王國維先生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故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西周以來，社會信仰體系由「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轉變為「事鬼神而遠之」，社會管理中愈來愈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人性」這一理念得到強化。

馬承源先生在論及青銅器的造型時指出：西周銅器造型已脫離此前那種神秘氣息，如大克鼎、史牆盤等，而在紋飾方面則更趨明顯;青銅器具有樸實舒暢的風格，形成簡潔流暢的時代特徵，透視出濃郁的理性精神。

《易?觀?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周文王制禮作樂，建德立制，而建設理想的和諧禮樂社會。但是，僅僅做「神道設教」的形而上的工作還不夠，人們更需要的是能夠生息與繁衍的物質。《左傳?隱公八年》中記載，「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以土地和姓氏對諸侯進行分封和授職授權，既建立了天子的「王道」地位，又建立了統治諸侯的制度與方法。《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這種封土地建諸侯的制度使每個氏族或諸侯國不但具有了實惠，而且可以綿延後人，傳承下去。《左傳?桓公二年》載：「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周王朝建立並實施「天子建德」制度以來，把過去祭神祀天地的原始宗教崇拜，從哲學意義上轉變為祭祖祭天地而「昭令德以示子孫」的功能上來了。這些制度一方面是天子用於統治天下的工具，一方面也是自身行為的準則，是修養自己、昭令百官與子孫，推行倫理道德的基本依據與標準。玉器從「以玉事神」的神物功能逐漸轉變為「以玉事德」的君子標準器的功能了。夏商以後，玉器的事神功能逐漸被青銅器代替。

青銅銘文涉及德行與修德的內容有近200處，作為禮樂文明物質載體的青銅器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符合社會教化的物化載體。青銅器的社會道德教化主要通過銘文和器型及其紋飾等得以實現。工藝美術在美化生活、在豐富生活的過程中體現著社會教化作用，它的藝術作用無需說教，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的情操和精神。西周以來青銅器的教化功能和理性精神，體現了美與善的統一，并力求要實現這種統一。

道與器的統一

禮器是禮制的載體，是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表現形式。青銅器彰顯的是有禮有德的社會理想，體現的是具有高度發達的冶煉技術和工藝技術的社會生產力。

《禮記?曲禮》云：「長者未舉爵，少者不敢飲。」利用青銅禮器不同形式、不同步驟、不同搭配的交替運用，表現不同的倫理形式。禮在內容上體現為人之內在道德倫理的外在體現，在守禮的過程中尋求同類的歸屬與認同，並上升為社會普遍遵守的行為準則。青銅器在貴族各種行禮場合廣泛使用，使用標準在不同等級之間具有明確界限。如果說青銅禮器的數量多寡和標準高低確定了貴族之間的等級秩序，那麼其使用規程和運作儀式無疑確定了商周時期社會生活的倫理秩序，青銅器的「以器載道」，道與器的統一是中國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

如權貴階層的酒器配製與使用，體現以尊形器為主的政治倫理。酒器是體現貴族統治的主要載體，所謂「朝廷論爵」體現以尊為主的政治倫理秩序。青銅器中常見酒器有爵、尊、觶、觚、彝、壺等，不同酒器的使用也常常體現出地位的尊卑高下。爵是酒器的重要代表，用以封賞並體現貴族身份，由此引申為爵位。通常遵循以爵位為標準的官銜體制，本質上是確定貴族內部的政治秩序和利益分配方式。又如青銅器中的食器有鼎、鬲、簋、甗、豆、敦等。在所有食器中，鼎最具代表性，鼎作為主要食器，在祭祀中居於中心地位。

認識與直覺的統一

青銅器的發展始終貫穿著莊嚴、神秘、獰厲乃至恐懼的浪漫主義審美風格，其基本意蘊就是神權與王權的交融，使受眾在直覺的宗教情懷的神秘與恐懼中，認識王權的莊嚴與敬畏。

中國古代美學始終貫穿著鮮明的理性主義精神，要求美善統一和情理統一的同時卻又不否定直覺和認識的統一，而且極為重視它在審美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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