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法律服務跟不上企業「走出去」步伐

高飛銳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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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麗娟

編輯/木祭

23起美國「337」調查，215起貿易救濟調查，數起出口管制制裁。

這組源於《2016-2017中國企業「走出去」調研報告》(以下簡稱《調研報告》)由法制日報社中國公司法務研究院和律商聯訊聯合發布的統計數據，表明中國企業「走出去」正面臨諸多風險，如東道國政治風險、境外政府審查、本地化要求、信息收集困難、市場風險、勞資糾紛、稅務爭議和知識產權爭議等。

為何會出現這些問題？如何解決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可能遇到的風險點？我國「一帶一路」戰略的落地化狀況如何，積累了哪些經驗，又面臨哪些不足？為滿足「一帶一路」建設涉外法律服務日益增長的需求，內外部法律者應如何創新法律方式和機制？

6月25日，為了探討上述問題，由法制日報社中國公司法務研究院主辦的「一帶一路」法治實踐與服務創新論壇暨第六屆中國公司法務年會(華南)(以下簡稱「論壇」)在深圳召開。來自律師事務所、公司法務、公檢法司、法學院校的近300名法律界人士出席論壇。

與會專家呼籲，應站在頂層設計的高度，構建訴訟、仲裁、調解統一且多元的「一帶一路」爭議解決機制。

51%民企開展「一帶一路」投資

近3年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點區域。

今年年初，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透露，2016年中國企業對相關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其中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占對外總額的51.6%，完成營業額占同期總額的47.7%。

《調研報告》顯示，在接受調研的160家企業中，有超半數的企業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投資。超過三成的企業表示，投身「一帶一路」的原因是為了響應政府提供的財政扶持、補貼及優惠政策。

「央企和國企受政策影響的比例分別高達五成和六成。不過自身的市場需求依然是企業選擇投資『一帶一路』的主要因素。」律商聯訊中國區總經理馮寶真在論壇上介紹道，「現在中國民營企業也正抓住『一帶一路』東風，成為沿線國家投資中的『年輕少將』。」

《調研報告》顯示，51%的民營企業已經開展「一帶一路」投資，且超過三成的民企投資占企業整體海外投資的10%至30%。在投資領域方面，相較於央企、國企重點專註於能源礦產、製造業、基礎設施、房地產等傳統行業，民營企業的步伐邁得更大，如生物技術、醫療健康和TMT行業等均有民營企業的身影。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全球其他地區，『走出去』的民營企業佔比高達55%，比去年高了近30個百分點。民營企業在『走出去』潮流中有了越來越高的比重。」《調研報告》主筆、北京君澤君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唐功遠在論壇上說道。

中國律師需儘快走進「一帶一路」

不過，在企業「走出去」的同時，問題和爭端也與日俱增。2015年4月，「平安訴比利時案」一案中，平安公司敗訴，損失近300億元。根據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的統計，2016年，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新受理的仲裁案件總數為48起。從被訴東道國的分布上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佔比超過一半。

「政治不穩定、法治跟商務環境不健全、信息收集困難，是企業在『一帶一路』投資中遇到的三項主要困難。」馮寶真介紹道。

在中國中煤能源集團總法律顧問周立濤看來，要解決「一帶一路」投資中遇到的困難，離不開擁有火眼金睛的孫悟空，而涉外法律人員就是「孫悟空」。

然而，中國涉外法律服務的步伐遠遠跟不上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

據北京德和衡律師事務所主任劉克江介紹，中國律師事務所從事涉外法律服務的律師佔比超過50%的為零，佔比低於25%的律所超過八成。不僅如此，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的律所比例也很低，省級律協轄區內律所設立境外分支機構的比例為33%。

「儘管中國已經有很多律師可以在全世界飛來飛去，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法律服務，但因為缺少足夠的海外中國律所分支機構，因此無法提供本地化的、及時的法律服務。」劉克江說道。

與中國律師「走出去」的整體情況相比，中國律師走進「一帶一路」的狀況更不容樂觀。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存在政治動蕩、經濟落後、疾病肆虐問題的國家不在少數，深入一線不僅意味著辛勞，更意味著風險。所以律師走進『一帶一路』的意願並不高。中國律師提供涉外法律服務的國家和地區，以美國、歐盟、韓國、日本、香港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為主。」劉克江解釋道。

為提高中國律師涉外法律服務能力，劉克江認為，應鼓勵中國律師事務所到境外中國投資相對集中和經貿往來頻繁的區域，收購兼并當地律師事務所或設立分支機構；加強對中國本土律師的涉外業務培訓，提高本土律師的涉外服務能力，拓展法律服務領域；鼓勵中國律師積极參与國際交流合作等。

建立「一帶一路」爭議解決機制

「中國企業『走出去』，不缺政策、不缺設備、不缺資金，但在軟實力上還有待提升，尤其是法律軟實力。」法制日報社社長邵炳芳在論壇上指出。

那麼，如何提高法律軟實力？

唐功遠建議，中國應站在頂層設計的高度，建立「一帶一路」爭議解決機制，為「一帶一路」創造良好的法治營商環境，滿足包括廣大中資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維護自身利益的需求，同時也能提升中國企業在國際爭議解決中的話語權。

最高法院第一巡迴法庭審判長奚向陽對此建議表示贊同。他認為，下一步可以著重建設好「一帶一路」爭議解決機制。

而關於爭議解決機制的架構設計，唐功遠認為，需構建訴訟、仲裁、調解統一且多元的國際糾紛解決機制，形成「一中心·三機構」布局。「一中心」指「一帶一路」爭議解決協調中心，可由政協、最高人民法院及亞投行牽頭設立；「三機構」分別指國際商事法庭、國際仲裁中心、國際調解中心，國際商事法庭可由最高人民法院主導設立，國際仲裁中心和國際調解中心可由亞投行主導設立。

「『一帶一路』爭議解決機制構建可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步，整合現有資源，成立『一中心·三機構』，與英國議會、司法系統建立中英交流機制，設立專家庫及培訓機制，為仲裁中心和調解中心儲備資源；第二步，推廣『一中心·三機構』，逐步完善配套機制，在區域上可優先在自貿區推廣，在行業領域上可優先於工程領域，逐漸擴展至投資、金融、商事、海事領域；第三步，完善配套機制，如人員、法律以及管理機制的配套。」唐功遠具體闡述道。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院副院長趙健則認為，「一中心·三機構」應以國際仲裁機製為基礎。「可借鑒投資解決終端機制，在中國政府贏得沿線部分國家的支持後，設立國際仲裁機構，起草公約，供沿線國家簽署，公約生效後，再建立一個國際終端解決中心，公約可明確機構的地位、性質、受案範圍、基本程序、基本執行等。」趙健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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