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業：辨體·辨義·辨人·辨偽——論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的知識考古（下）

張舜徽先生《漢書藝文志通釋》（以下簡稱《通釋》）不僅通過對《漢志》所錄典籍的敘錄解題，考辨了各學術流派的盛衰與各科知識的消長[ 參見拙文《學術流派的盛衰與各科知識的消長——論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的知識考古（上）》。 ]，還對《漢書·藝文志》所載典籍進行了辨體、辨義與辨人，並對各科知識進行了辨正與辨偽。張先生在《廣校讎略自序》中指出：「又嘗以為校讎之學，首必究心於簿錄之體，而後辨章學術有從入之途；次必推明傳注之例，而後勘正文字無逞臆之失。」[ 張舜徽《廣校讎略自序》，《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可見，不辨其體，辨章學術便無從入之途；不辨其義，考鏡源流便無著手之處；不辨其人，就不能判定典籍的歸屬；不辨真偽，就難以明了典籍產生的真實語境。簿錄的體例（體）、內容（義）、作者（人）和真偽，無一不屬於知識論的範疇，因而，在對《漢志》所錄典籍進行辨體、辨義、辨人和辨偽的同時，《通釋》也就是在進行獨具特色的知識考古。

一

《通釋》既「以《漢書·藝文志》溯學術之流派」，也以此志「明簿錄之體例」。為什麼「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得要「明簿錄之體例」呢？任何一種學術思路的背後，都有作者學術理念的支撐。張先生在《廣校讎略·簿錄體例論》中指出：「書之體用既明，學之原流自顯。」[ 張舜徽《簿錄體例論》，《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頁。]在古代，書籍是學術重要甚至唯一的載體，學術的源流與變化，知識的增長與消亡，可以通過簿錄的變化呈現出來。書籍類例已分，學者便可即書以求學；簿錄體用既明，學者便能沿流而溯源。作者這一理念可能受到鄭樵的影響，鄭氏在《校讎略》中說：「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睹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其書而有其學者，是為新出之學，非古道也。」[ 鄭樵《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806頁。參見拙文《「類例既分，學術自明」——論鄭樵文獻學的類例理論》，《圖書情報知識》，2009年第3期。]經由書籍可以追溯學術源流，也可以了解學科知識的發展變化。《通釋》對《漢志》所收簿錄的敘錄解題，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究心簿錄之體」和「推明傳注之例」，而且，這部分表現了作者許多獨得之見。下面我們看看《通釋》所闡明的幾種簿錄體例，這些簿錄的體例現在基本消亡，學者很早就不用這些學術體式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了，現代有些著名學者對它們也可能不甚了了。

「傳」就體例而言，在古代和現代通常都是指一種記敘文體，被列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從《史記》開始就有「列傳」一體。《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卻收錄了「《高祖傳》十三篇」，並有「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的注語；「《孝文傳》十一篇」，並注說「文帝所稱及詔策」。秦漢以前著述不外子、史、詩三體，子為立言，史為記事，詩為抒情；「立言」就得展開邏輯論證，做到以理服人；「記事」就得描寫生動、逼真，讓人能身臨其境；「抒情」就得婉轉、細膩、深至，真正能以情動人。立言的《諸子略·儒家》怎麼收錄記事的《高祖傳》和《孝文傳》呢？梁啟超在《高祖傳》的解題中便稱「諸子略」收錄此二書是自亂其類：「此及《孝文傳》，以入儒家，本無取義。殆因編《七略》時未有史部，詔令等無類可歸，姑入於此耳。」[ 轉引自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頁。]張先生則認為將此二傳收入儒家自有其道理：「古之以傳名書者，既可以稱紀錄，亦可以名論述。褚少孫稱《太史公書》為《太史公傳》，其明徵也。昔人論著中常稱『傳曰』或『傳有之』，亦謂為古書耳。漢高祖初起事時，雖質樸無文，鄙棄儒學；及天下既定，與諸大臣謀治安之道，遂不得不及書史。《漢書》本紀云：『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若此所舉蕭何、張蒼、叔孫通、陸賈之流，皆儒生也。高帝既常與之述古，又時頒詔策以論國政。簡牘漸多，故有人裒輯以為《高祖傳》十三篇……所載言論，多與儒近，故列之儒家。」[ 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270頁。後文凡出自《漢書藝文志通釋》的引文，為節省篇幅，皆隨文標註頁碼，不另出注。]張先生的辨析有理有據，古人有時用「傳」記事，有時也用「傳」來立言。顯然，梁氏的批評是由於他不明「傳」在古時的簿錄體例。

《春秋》列為儒家五經後，「春秋」也成了史書的代名詞，「春秋」在簿錄體例上通常多歸入記事體。《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以立言宗，可「儒家」類卻收錄了「《李氏春秋》二篇」。這使許多學者大惑不解，記事體的《李氏春秋》怎麼歸入泛論名理的「諸子略」呢？《通釋》對此書的敘錄解題讓人們的疑惑渙然冰釋：「春秋二字，乃錯舉四時之名，足該一歲終始。故古之按年月四時以紀事者，謂之《春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實包天地萬物。故古之以立意為宗而網羅彌廣者，亦得謂之《春秋》。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是也。此類書而名《春秋》，喻其所言非一，猶今稱《叢刊》、《彙編》耳。」（266—267頁）原來上古「春秋」這一體式，和上文所說的「傳」一樣，既可記事也可立言，但在立言時又與「傳」同中有別：「傳」往往專論某一方面，「春秋」則泛論多方，「傳」的論域相對較窄，「春秋」的論域卻須「網羅彌廣」。

「說」這種學術體式後世學者用得不多，文獻學家中明了這種體式特點的人自然也很少。《漢書·藝文志·六藝略》「詩」類列「《魯說》二十八卷」，《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列「《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班固在書後注說「述老子學」，同類列「《老子徐氏經說》六篇」。顧實在「《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的解題中說：「傅氏《說》亡，今《老子經》不詳何本。牟融《理惑論》云：『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則東漢之末，傅氏經猶存也。孫詒讓《札迻》云：『即今《老子》上經三十七章。』然章篇不侔，蓋非也。」張先生對此書的解題比顧實明晰通達得多：「牟融《理惑論》三十七篇，有人問其何以止著三十七？融答以法《佛經》之三十七品，《道經》之三十七篇，載其說於篇末。彼既明雲老氏《道經》，而未及《德經》，則所稱『三十七篇』者，實即《老子》上篇之三十七章也。屬文之際，以章為篇，乃一時之率筆耳。不必以章篇不侔疑之。顧《經說》之體，與為原書作註解者有所不同。《漢志》著錄《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乃講說道家義蘊之文，固非注述之體。故班氏自注云：『述老子學』也。講說老子之學而發為論著，其文可多可少。故傅氏、徐氏所為《經說》，篇數不一，其明徵也。此處所云三十七篇，乃傅氏所撰《經說》論文之實數，自不得附會為《道經》之三十七章，意固明甚。」（288頁）顧實解題將《傅氏經說》三十七篇附會《老子》經文三十七篇，犯這種錯誤的原因是他將「說」體與「註疏」體混為一談。這兩種學術體式雖都為解經，但「註疏」體要求隨文施注，所以篇數與經文一致，「說」體內容雖是闡述經文義理，但論述時不必依附經文，可以申作者獨得之見。同樣是「說」《老子》經文，《傅氏經說》有三十七篇之多，《徐氏經說》卻僅只六篇之數。《通釋》在《漢志》《六藝略》「詩」類列「《魯說》」的解題中對「說」體的闡述更詳盡：「說之為書，蓋以稱說大義為歸，與夫注家徒循經文立解、專詳訓詁名物者，固有不同。」（200頁）不明簿錄體例，對古人很多著述要麼疑竇叢生，要麼望文生義甚至牽強附會。

「微」這種注述體式多見於漢代，後來學者很少人用這種體式從事著述，對「微」這一簿錄體例自然也日漸生疏。《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列「《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二篇」。「微」這一體式有什麼特點呢？看看《通釋》對上面四書的解題：「微亦古代注述之一體。唯治春秋者有是例，蓋以經文隱約，將欲循其微辭以通其義旨耳。顏《注》於《左氏微》二篇下明其義曰：『微謂釋其微指』，是已。而沈欽韓駁之，謂微者《春秋》之支別，非傳注之流，非也。」（225頁）《春秋》多微言大義，所以漢《春秋》才用「微」體，特點是循經文微辭闡明經文大義，屬於漢代常用的一種註疏體式，並非沈欽韓所說的那樣為《春秋》之別支。從《通釋》解題得知，鐸椒為左丘明四傳弟子，鐸椒授虞卿，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左、鐸、虞、張一脈相傳，「微」的簿錄體例與授受源流一清二楚。

「鈔撮」又名「撮鈔」或「撮錄」，這種東西類似於我們現在的「摘鈔」。「鈔撮」「撮錄」怎麼能算著述呢？當然，漢代並沒有典籍直接就名「撮鈔」，可不少書籍本質上就是「撮鈔」。如《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收錄「《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這兩部章句沒有註明作者，可見，它們不名於一家，不出自一手。《通釋》稱它們「皆西漢經師治公、谷者鈔撮之編，擇取諸家精義以備稽覽者也。古人著書，不必言皆己出，如能博稽群言，采人之長，亦自不廢」（226頁）。此外，《諸子略》中還有《儒家言》、《道家言》、《法家言》等。姚振宗在「《儒家言》十八篇」後的解題說：「此似劉中壘裒錄無名氏之說以為一編。其下道家、陰陽家、法家、雜家皆有之，並同此例。」（277頁）《通釋》則完全不同意姚氏的解說：「昔之讀諸子百家書者，每喜撮錄善言，別鈔成帙。《漢志·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雜家有《雜家言》一篇，小說家有《百家》百三十九卷，皆古人讀諸子書時撮鈔群言之作也。可知讀書摘要之法，自漢以來皆然矣。後人效之，遂為治學一大法門。《文心雕龍·諸子篇》亦言『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采正』。韓愈《進學解》復謂『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證之隋唐史志，梁庾仲容、沈約皆有《子鈔》。兩宋學者，尤勤動筆。《直齋書錄解題》有司馬溫公《徽言》，乃溫公讀諸子書時手鈔成冊者也。此皆步趨漢人讀書之法，行之而有成者。《漢志》悉將此種鈔纂之編，列諸每家之末，猶可考見其類例。古人於此類摘鈔之書，不自署名，且未必出於一手，故不知作者也。」（277頁）這篇解題可謂一篇有關「撮鈔」體裁的絕妙考論，概括了「撮鈔」的特點，追溯了它的起源，並窮盡了它的流變，還分析了這種體式的功用。這篇解題比姚振宗的同篇解題更為詳盡、準確、透徹、明達。

「究心簿錄之體」和「推明傳注之例」這一主旨貫穿於《通釋》全書，對漢前簿錄體例的源流、特徵、存廢與影響，都一一做了深入的考辨和詳盡的闡釋，這使《通釋》既是一部簿錄體例史，也是一部學術流別史。

二

古人在部次圖書時，有「辨體」、「辨義」和「辨人」之分，「體」、「義」、「人」是古人對圖書分類的三種標準。《漢志》收錄圖書並沒有貫徹統一的分類標準，或以「體」分，或以「義」別，或以「人」聚。上節所說的「明簿錄之體例」，其實就是前人所謂「辨體」，這一節我們將論述《通釋》如何「辨義」，也即對簿錄內容的考證和闡釋。

《漢志》中所列的許多典籍大多亡佚，現在根據書名基本無法得知其內容，由此引發了學者不少的猜測和爭議。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收錄了「《讕言》十篇」。班固在書下自注說：「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什麼是「讕言」呢？顏師古引如淳語說：「讕音粲爛。」師古注說：「說者引《孔子家語》雲孔穿所造，非也。」[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28頁。]姚振宗對此書的敘錄十分簡略：「今佚。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雲孔穿所造，非也。』周壽昌曰：『顏雲非穿所造，亦以王肅偽造之《家語》，未足信也。』」[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註解》，南京共和書局1924年版，第95頁。]讀完顏氏注和姚氏敘錄對「讕言」還是不明所以。再看看《通釋》對此書的敘錄：

此處讕字，實當讀諫。考《集韻》去聲二十九換、讕字下又列讕、諫二體，釋之云：「詆讕、誣言相被也。或從閑從柬。」是讕之或體，亦可作諫矣。《漢志》著錄之《讕言》，實即《諫言》。乃漢以前儒生裒錄古代忠臣進諫之語以成此書，所言皆為君之道，故班氏自注云：「陳人君法度。」至於讕之『誣言相被』一義，固不能以解《讕言》之讕也。此類書既由儒生纂輯而成，故班氏雲「不知作者」。舊說謂為孔穿所造，非是。（265頁）

將《通釋》這篇敘錄與姚氏對同書的敘錄稍作比較，二者的功力與識解高下立見。張先生從音韻學的角度，論證了「讕」即「諫」的異體字，「讕言」之「讕」從字義上不能解為「誣言相被」，「讕言」也即「諫言」。書的內容班氏注曰「陳人君法度」，而書名又叫「諫言」，可見此書無疑是漢以前儒生集錄古代忠臣進諫君上之語以成書，「所言皆為君之道」，所以班固收入「儒家」類中。二千年前一本已亡佚的典籍，這篇不足二百字的敘錄解題，將其書名、內容、作者考釋得清清楚楚，並糾正了前人的曲解和誤讀。

不只《讕言》一書的敘錄如此，經由文字、音韻的考辨進而考證典籍的內容和義例，是《通釋》敘錄解題的常用方法。《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禮」類載「《周官經》六篇」，《漢志》自注說「王莽時，劉歆置博士」。今天所說的《周禮》本名《周官》，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為六篇，秦焚書時在民間隱藏百年之久，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獻於河間獻王，缺《冬官》一篇，後以《考工記》補之。劉歆校理秘書才著錄於《七略》，王莽時劉歆奏立博士，此書得以為世所重。不僅儒家學者大多相信「《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隋書·經籍志·經部·禮類小序》），一般讀者通常也將《周官》理解為「周代官制」。《通釋》《周官經》的敘錄則說：

自來論及《周禮》者，皆未究此書所以命名之義。愚意以為古之以「周」名書者，本有二義：一指周代，一謂周備。《漢志》著錄之書，多有以「周」名者，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道家有《周訓》十四篇；小說家有《周考》七十六篇，壽臣《周紀》七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細詳諸書立名，蓋皆取周備之義，猶《周易》之得義於周普，無所不備也。儒家之《周政》、《周法》，蓋所載乃布政立法之總論；道家之《周訓》，小說家之《周考》、《周紀》、《周說》，猶後世之叢考、雜鈔、說林之類耳。故劉、班悉載之每類之末，猶可窺尋其義例。自後世誤以為言周代事，說者遂多隔閡不可通矣。專言設官分職之書，而名之為《周禮》，亦取周備之義。蓋六國時人雜采各國政制編纂而成，猶後世之官制彙編耳。由於集列邦之製為一書，故彼此矛盾重複之處甚多，與故書舊籍不合者尤廣。是以建都之制，不與《詔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不足怪也。學者如能審斷《周禮》標題，實取周備無所不包之義，目為六國時人所輯錄之官制彙編。非特成周時所未嘗行，後世亦無行之者。直是一部古人理想中之職官設計書，可供後世參考而已。後世建國立制，分設六部，實原本《周禮》而稍變通之。可知此書傳至今日，固考史者所不能廢。（213—214頁）

儒家學者與普通讀者對《周官》的誤讀與曲解，主要原因全出在將《周官》之「周」理解成了「周代」簡稱。假如《周官》真的是「周公所制官政之法」，就很難解釋《周官》與《尚書》、《孟子》等書的矛盾。張先生從文字訓詁入手，將「周」訓為「周備」，《周官》不過是「後世之官制彙編」，許多扞格不通之處就可豁然貫通。證之《漢志·諸子略》中以「周」名書的幾部典籍，張先生的訓釋就更顯得周全通達。如《漢志·諸子略》「儒家」類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清章學誠認為既關周代法度政教，「則二書蓋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為宜，入於儒家非也」[ 章學誠《校讎通義》，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35頁。]。可班固為什麼不將它們收入《六藝略》「禮」類，而偏放在《諸子略》「儒家」類呢？張先生說這兩書中的「周」都是指「周備」而不是指「朝代」：「遠古文獻，散在四方。自官制彙編之外，遺言逸制未經收錄者猶多。儒生各取所見，分類輯比以存之。儒家之《周政》、《周法》，蓋所載乃布政立法之餘論。以其同出儒生之手，故列之儒家。」（264頁）學者要是將「周」字「拘泥為專言姬周一代」，對《漢志·諸子略》「道家」類中的「《周訓》十四篇」更難說通了。顏師古注引劉向《別錄》對此書的評語說：「人間小書，其言俗薄。」[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32頁。]如果《周訓》是周代的遺訓，劉向怎麼會說它「俗薄」呢？《通釋》對《周訓》的解題說：「著錄於《漢志》之書凡以周名者，多為周普、周遍、所包甚廣之意。道家《周訓》十四篇，蓋即習道論者隨筆雜錄之編，以備遺忘者也。與高文典冊、精意著述不同，故劉向以小書俗薄目之。」（296頁）一字誤解便致全書誤讀。《通釋》對《漢志》中以「周」名書各典籍的重釋，澄清了學者兩千多年的常犯的學術錯誤。

張先生一生博涉四部，加之「潛研於文字、聲韻、訓詁之學者有年」[ 張舜徽《八十自敘》，《張舜徽學術論著選》，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他從經、史、文字、訓詁入手治文獻校讎十分得心應手，《漢志》中的許多疑難問題在他手中便迎刃而解。《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小說家」類載「《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此前文獻校讎家對此的解題都不得要領，問題的關鍵出在不明「心術」所指，《通釋》在此書的敘錄中指出：「『心術』二字，猶言主術、君道，謂人君南面之術也。《管子》有《心術》上下篇，即為闡發君道而作，余已有《疏證》專釋之矣。《管子心術上篇》開端即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可知以心比君，由來已舊。此二十五篇之書題為《心術》，意固在此。蓋其書重在闡明君道，而亦雜以他說，為書不純，故不列之道家，而竟歸於小說，與伊尹、鬻子、黃帝諸《說》並敘，非無故矣。自來疏釋《漢志》者，不解『心術』為何物，故特為發明之。」（343頁）「不解『心術』為何物」而又強為解題必然就臆斷曲解，在典籍已經亡佚的情況下，對書名關鍵詞的解讀「差之毫厘」，對全書內容的把握就會「謬以千里」。《漢志》在《待詔臣饒心術》一書後列有「《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對什麼是「未央術」前人也眾說紛紜，張先生仍從字義入手，「未央」從字面上講就是未盡、無窮的意思，所以「『未央』二字，乃長樂無極之意。漢初蕭何營未央宮，即取義於此。《漢志》著錄之《未央術》一篇，蓋專言養生之道以致健身長壽者。姚振宗疑與房中術相類，非也。《急就篇》末句云：『長樂無極老復丁。』即祝願人皆永壽，未央意也。」（343頁）

給一部典籍敘錄「辨義」看似簡單，實際上「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顏氏家訓·勉學篇》告誡子孫說：「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 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頁。]腹儉識淺的人怎能「辨義」？又怎能寫出有深度和識大體的敘錄？《漢書·藝文志·數術略》「五行」類收錄「《六合隨典》二十五卷」。今天的讀者絕大多數不知「六合」為何物。清末姚振宗用地支解釋「六合」：「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轉位十二神。」[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註解》，南京共和書局1924年版，第241頁。]讓十二支兩支相合有點隨意，讀後我們還是不知所云。現在再看看張先生的敘錄：「六合之義甚廣。而《神樞經》有云：『六合者，日月合宿之辰也。』《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賈公彥云：『六律為陽，六同為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為六合。』後人循陰陽相合之義而比附之，遂謂婚嫁之事為六合。此書蓋專言婚嫁擇日及其他宜忌之可為典要者，故名《六合隨典》。《隋志》五行家有《六合婚嫁歷》一卷，梁有《六合婚嫁書》及《圖》各一卷，皆此類也。」（403頁）什麼叫「六合」？何以名「隨典」？「六合」在古代有什麼用途？待讀完張先生這篇敘錄後，上面這些問題都有滿意的解答。沒有深湛的經學和史學功力，沒有廣博的民俗學知識，斷然寫不出這篇短短的敘錄來。

古人論學最重家法，敘列一家之書儘可能窮源至委，使人能沿流而索源，因書以究學，但有時候「理有互通，書有兩用」（《校讎通義·互著》），或既涉乎道也通於儒，或既論兵又申法，或既談陰陽又講禮制，這樣的典籍如何歸類呢？在這種情況下，部次圖書很能顯示文獻學家的學術眼光和學術功力。《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雜家」類載「《子晚子》三十五篇」，班氏自注「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既然子晚子其人「好議兵」，其書又「與《司馬法》相似」，難怪引起章學誠的疑惑：「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 章學誠《校讎通義》，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47頁。]班氏明明知道子晚子好議兵，卻又偏偏將其書列入雜家，自有其這樣歸類的道理。我們還是聽聽張先生是怎樣說的：

《諸子略》中，有著錄其書於某家，而其術兼擅他家之長者，其例甚多。故一人既有此家之著述，亦可有他家之著述，似未能以一方一隅限之。子晚子好議兵，特其術之一耳。《漢志》著錄之三十五篇，蓋所包甚廣，故列之雜家也。（327頁）

這篇短敘解釋《漢志》列《子晚子》於雜家的原因，還闡述了秦漢諸子著書立說的通例，於《漢志》義例深心體貼，於《子晚子》內容曲得隱情。

「理有互通，書有兩用」更明顯的例子是《管子》，《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收錄「《筦子》八十六篇」，而《隋書·經籍志》和《四庫全書總目》都歸入子部「法家」類。這到底是部什麼樣的書？到底歸入什麼部類更為合適呢？我們來聽聽張先生是怎麼說的：「《管子》之管，《漢志》作筦。顏師古云：『筦，讀與管同。』是漢人本作筦也。此書在劉向前，乃雜亂無章之文獻資料。經劉向去其重複，訂其訛謬，寫定為八十六篇，仍為一部包羅甚廣之叢編，固非紀錄管子一人之言行也。古人記事纂言，率資簡策。積之既多，每取其相近者聚而束之。大抵河平校書以前之古代遺文，多屬此類，不獨《管子》然也……今觀《管子》書中，多言無為之理，詳於人君南面之術，班《志》列之於道家，即以此耳。自《隋志》改列法家之首，後世學者，咸以管子為申、商之前驅，非、斯之先導，謂為刻薄寡恩。不悟道家之旨，施諸後世，其流必為刑名法術之學，此史公所為以老莊與申韓合傳、而謂申韓皆原於道德之意也。或謂《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是《七略》原文本不在道家也。愚則以為《七略》所云十八篇之書，乃昔人從八十六篇中選錄論法之文十八篇以裁篇別出者，班氏為《藝文志》時，以此十八篇已在八十六篇中，故但列八十六篇於道家，不複列十八篇於法家也。」（285—286頁）申、韓法術「皆原於道德之意」，而道家之旨一推行於現實生活世界，其流必然成為「刑名法術之學」，道家為法家之淵源，法家為道家之流衍。《通釋》進一步指出道、法二家在現實政治中的深刻聯繫：「要之道法二家，相須為用。惟任大道，始以法治國；惟明法令，始能無為而成。相濟相生，似二而實一耳。」從理論淵源上看則法出於道，就現實政治而言法道又「相須為用」，所以二家「似二而實一」。《漢志》列《管子》於道家，是從淵源立論；《隋志》《四庫》列《管子》於法家，是從流變著眼。這篇敘錄從學術淵源流變討論《管子》的學術歸宿，從一典籍這樣的細處著手，從道、法二家學術淵源的大處著墨，所以論斷深刻而又透徹。

《通釋》中有時從對一書的解題進而闡述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潮，一個時代的創作趨向，這樣的敘錄解題高屋建瓴，表現了作者開闊的學術視野。《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類收錄了「《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詩賦略》收錄了「《揚雄賦》十二篇」，張先生對此二書的敘錄就像兩篇宏觀論文。如《揚雄所序》敘錄最後一段說：「西漢末期學者，以劉向、揚雄為最淵博。是為通人之學，與其時博士之學異趣。博士之學，在流於專固繁冗之後，忽有博學通人出，救弊起衰，以濟其窮。物極必反，理勢然也。王充《論衡·超奇篇》云：『能說一經者儒生，博覽古今為通人。』《別通篇》云：『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又云：『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王充生於東漢，目擊西京博士之學，流弊甚大，故為斯論以振起之。西京之末，惟劉向、揚雄博學多通，與並世諸儒絕異。故後世論及博通之士，即取二人為例……西漢末期有此二人，遂開博通一派。於後世儒林，影響尤大。《漢志》敘次儒家諸書，而以劉向、揚雄二家殿尾，意固有在矣。」（279—280頁）西漢末，學術由博士之學的隘陋趨於劉、揚之學的博通，這篇短敘中敏銳地把握了西漢末崇尚博學的知識取向。張先生治學也尚博通，這篇敘錄也寫得恢弘大氣。《通釋》對《揚雄賦》的敘錄也有同樣的特點：「《漢書》本傳贊稱其欲以文章著述名於後世，『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雲。』然則雄所述造，蓋無文而不規效前修。著述之體，至此一變矣。其學博大深醇，實西漢一通儒也。」（359頁）在揚雄之前，無論從事學術著述還是從事文學創作，學者和作家都很少模仿，學者期以立言用世，作家期以真情動人，莫不讓思想和感情自然流露，或思想決定著述的表達體式，或情感決定作品的語言風格。揚雄登上文壇後，從模仿各種體式開始自己的創作，著述的體裁和形式就成了決定性的因素；在揚雄之前，著述家依恃才華見識，揚雄而後則更靠學問功力；揚雄「欲以文章著述名於後世」的創作動機對後來的作者影響深遠，「自東漢以來，士子競以著書為弋名之具，雄實開其先」[ 張舜徽《著述體例論》，《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自此而後中國古代的文集日興，所以張先生稱「著述之體，至此一變」，一語切中了學術風尚轉換的肇端。

三

《通釋》「辨人」——考辨簿錄作者——同樣也能發千古之覆：要麼指出作者張冠李戴，要麼找到簿錄的真實主人，要麼確定作者的年代爵里，不管哪種情況，張先生都能為我們還原歷史真相。

《漢志》所收錄的圖書中，有少數不僅書屬於偽托，標註的作者也可能是子虛烏有，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載「《關尹子》九篇」，班氏自注其作者說「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從宋陳振孫、清四庫館臣到梁啟超都斷其書為偽品，從西漢劉向、東漢班固以來學界又都認為作者實有其人，並都言之鑿鑿地說其人「名喜」。《通釋》對此書的敘錄一掃二千年有關作者的迷霧：

今本之偽，固眾所周知矣。即著錄於《漢志》之九篇，亦難保其非依託。且「關尹」二字，乃稱其人之職守，而非其姓氏。劉向入之《列仙傳》中，又名關令子。彼既為神仙中人，豈復下筆著書？紀其事最早者，莫如《史記》。但言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而未嘗言關尹亦著書。況《史記》所云「關令尹喜曰」，乃言關令尹見老子之至而心喜悅也。司馬遷以後之人，誤讀《史記》，遽以「喜」為其名，或直稱之為「尹喜」，自劉向、劉歆已然，班氏自《注》，亦沿其誤。他如高誘注《呂覽》，陸氏撰《釋文》，皆謂其人名喜。名之不正，孰甚於此。後世對其人之姓名，不免以訛傳訛，則其人之有無，自難遽加論斷，遑論其著述乎？《漢志》著錄九篇之書，殆秦漢間人所撰記，託名於關尹耳。（291頁）

細讀《史記》原文就不難明白，「關令尹」顯然是稱其官職而非指其姓氏，「喜」是形容關令尹的心情而非指其人名，但自從向歆父子、班固、高誘、陸德明等通人碩學都稱其人「名喜」，後世誰還會懷疑這些大儒可能誤讀《史記》呢？前人唱影后人繪聲，就這樣一代代以訛傳訛，歷代學者們共同「塑造」出一個「尹喜」來。如果沒有《通釋》這篇敘錄探微索隱，「尹喜」不知還要「活」多少年多少代。

除了像「尹喜」這類作者是無中生有外，《漢志》中還有少數作者屬於張冠李戴。《漢志》所錄的書籍其書名有的與今本不同，也與六朝、唐宋人所見本不同，甚至還不同於班氏之前的《別錄》、《七略》。古書書名並非作者所擬，常為編次其書的人所加。班氏撰《漢志》時為求體例統一，也時有改易書名的現象。由於一書而有數名，或數書而共用一名，加之後世此書亡佚，這易於滋生學者的困擾和疑竇。如《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易」類載「《韓氏》（《易》傳）（此二字承前省略，為引者所加——引者注）二篇」，班氏自注「名嬰」。因《漢志》改易了書名，班氏自注又過分省略，招致對其作者的猜測誤解和其書真偽的懷疑。我們來看看《通釋》如何梳理與判斷這一學術公案：

《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司馬貞議曰：「按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是其書本名《子夏易傳》，不名《韓氏易傳》。《七略》舊題，昭然可考。班固此《志》錄諸家《易傳》，自《周氏》二篇至《丁氏》八篇七家之書，悉題某氏。欲使前後一例，遂采《七略》之語，改題《韓氏》耳。但《儒林傳》不言韓嬰字子夏，後人遂誤以為是孔子之弟子卜商。至《隋書·經籍志》乃直題之曰：「《易》二卷，魏文侯卜子夏傳」，則因子夏二字而傅會之也。於是異說紛起，爭論不休。獨宋翔鳳《過庭錄》謂「子夏當是韓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當是取傳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故韓氏《易傳》為子夏傳也」。其說甚通，可成定論。（180—181頁）

因《漢志》中的《韓氏易傳》原名《子夏易傳》，班氏注中又沒有明言韓氏字子夏，《隋志》撰者望文生義，將漢代的韓商「子夏」換成戰國時的卜商「子夏」，由此使後世聚訟紛紜。直到現代余嘉錫先生辨於前，張舜徽先生申之於後，這一公案才得以了斷。平心而論，對這一問題的考辨余先生應居首功。[ 參見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0頁。]

《漢志》所錄書籍有時沒有標註作者，《通釋》在考定著作人歸宿上多有發明。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雜家」類收錄「《博士臣賢對》一篇」，並注說「漢世難韓子、商君」。班注是說明此書內容，那麼「漢世」是誰難韓子、商君呢？《通釋》在此書敘錄中說：「此即漢武帝時之韋賢也。賢字長孺，魯國鄒人。《漢書》本傳稱其為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征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可知賢在昭宣之際，實為儒學重臣。既博通經義，則言治必與法家異趣。此一篇蓋其為博士時對朝廷之問也，故題雲《博士臣賢對》耳。班固既未採錄入《傳》，文亦早亡。班氏自注云：『難韓子商君。』則非韋賢莫屬矣。」（333—334頁）這則考辨確定了此書的作者，也闡釋了此書書名的意義及其由來。

《漢志》中收錄的書籍其作者時有爵里乃至姓氏的錯誤，這些錯誤有的出在班氏本人，有的出在抄寫《漢志》的後人。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縱橫家」類收錄了「《龐煖》二篇」，並自注說「為燕將」。《通釋》認為這是班氏的錯誤：「《史記·趙世家》稱『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燕世家》又稱『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是龐煖乃趙之名將。班《志》自注云：『為燕將』，蓋記憶偶誤。《兵書略》權謀家又有《龐煖》三篇，其所言者，蓋各有在也。」（322頁）以《史記》釋《漢志》之誤，起班固於地下也無以自辯。再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雜家」類收錄「《屍子》二十篇」，並自注其作者說：「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這次班氏在作者籍貫上又偶有疏誤：「《史記·孟荀列傳》：『楚有屍子。』《集解》引劉向《別錄》云：『楚有屍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屍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據此可知班《志》自注所云『魯人』，魯乃晉之誤，二字形近而訛也。考《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注云：『屍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是此書二十篇之書，既富儒家之言，復有水地之記。其學多方，本不限於一隅。有如《文心雕龍·諸子篇》謂其『兼總雜術』者，不誣也。如徒以其為商君師，佐之治秦，遽謂為僅長於刑名法術之學，則猶淺視之矣。」（329頁）這則敘錄以班氏之前和之後的史料，無可爭辯地證明屍子不是魯人而是晉人。還有《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陰陽家」類收錄的「《黔婁子》四篇」，班氏自注稱作者為「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梁啟超引《烈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吊」的記載，懷疑黔婁子「非齊人，更不及威王時矣。或是兩人耶」？張先生對此的解釋更符合歷史的真實：「齊魯接壤，或實齊人而居於魯，或實魯人而居於齊，此乃事所常有。故記之者或稱為齊人，或稱為魯人也。至於時君之名，間有不合，乃古人記憶偶差耳。皇甫謐《高士傳》稱『黔婁先生齊人，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終身不屈，以壽終。』」（294頁）劉向稱黔婁為魯人，班氏說他是「齊隱士」，晉人也稱黔婁為齊人，在目前沒有更多史料確證的情況下，張先生的斷語可能較為明智。當然，有些錯誤不能歸咎於班固，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陰陽家」類所錄「《乘丘子》五篇」，古今姓氏書並無「乘丘氏」，而《漢志》自注又稱他為「六國時」人。這是怎麼回事呢？還是來看看《通釋》的考釋：「《廣韻》下平十八尤、丘字下云：『《藝文志》有桑丘公。』《通志·氏族略》云：『桑邱氏蓋以地為氏者，《漢書》桑邱公著書五篇。』是今本《漢志》誤桑為乘，為時不早，蓋近世傳鈔致訛。」（303—304頁）南宋末鄭樵所看到的《漢志》還是「桑丘」，可見現在《漢志》中的「乘丘」是南宋後傳鈔訛誤。張先生的考辨使《乘丘子》的書名和作者都真相大白。

由於古代文字讀音通假，《漢志》中作者姓氏名字也常有因音近假借的現象，這樣便有一人而有數名或數姓，使得後人確定一書作者時十分困難。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載「《蜎子》十三篇」，並自注其作者說「名淵，楚人，老子弟子」。張先生通過秦漢史書證明「蜎」為「環」的假借字，「蜎淵」就是「環淵」：「環、蜎古字通。《楚策》范環，《史記·甘茂傳》作范蜎，可證也。《史記·孟軻荀卿列傳》云：『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即其人已。史言『著上下篇』，著之言猶注也，謂為《老子》上下篇解說，使其義著明也。其解說之文有十三篇，故《漢志》如實以著錄之。」（290頁）雖然《蜎子》十三篇已經亡佚，但《通釋》仍經由史料旁證和本證，考出《漢志》中的「蜎淵」即《史記》中的「環淵」。又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載「《捷子》二篇」，並自注作者為「齊人」。可秦漢其他史書中找不到有齊人名「捷子」，這是怎麼回事呢？還是《通釋》對此書的敘錄能為我們釋難：「《史記·孟荀列傳》云：『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漢志》著錄之《捷子》二篇，乃其自得之言也。接、捷字通，猶《說文》箑字，或體作耳。《史記·田完世家》、《孟荀列傳》作接子，《漢書·古今人表》及《藝文志》作捷子，固一人也。《人表》列此人於屍子之後，鄒衍之前，為六國時人。」（298頁）通過《說文解字》找到捷、接二字相通的例證，考出《史記》中的齊人「接子」即《漢志》中的齊人「捷子」。從這裡可以看到，張先生繼承並光大了清儒從小學入手的治學思路。

四

部次書籍離不開「辨體」、「辨義」和「辨人」，而作為對《漢書·藝文志》的「通釋」，當然也少不了辨偽——或辨典籍屬偽書，或辨其內容為偽造，或辨作者屬偽托，這同樣也是「知識考古」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漢志》進行辨偽相當複雜，有時典籍既屬偽書，作者也是偽托，這種情況是書與人都偽。如上文論及的「道家」類《關尹子》，關尹子其人就是子虛烏有，《關尹子》其書又豈能為真？

人與書均偽還可再細分兩種不同的情況：有時偽書內容全屬偽造，這種偽書就一無可取；有時偽書中有真事、真意或真情，即古史辨學派所謂「偽書中有真歷史」，這種偽書便有很珍貴的歷史價值。《通釋》很注意對作者與書籍辨偽，但對偽書並不是一概棄如弊屣。《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類首載「《伊尹》五十一篇」，並註明作者即「湯相」。次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同樣註明作者「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梁啟超懷疑在文明初啟之時，怎麼可能寫出幾十篇或幾百篇如此大篇幅的著作？因而他說二書「可斷其必誣」。《通釋》在二書敘錄中不僅也斷其書為偽，還分析了古人作偽的心理動因：「君人南面之術，所起甚早。然必君臣之分既立，而斯論始有所傳。其不起於夏殷以前，無疑也。顧夏殷之世，君人南面之術雖已萌芽，初但口耳相傳，至周末諸子，各述所聞，始著之竹帛耳。《淮南子·修務篇》有云：『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可知諸子之書，例多托古，不足怪也。」（282頁）只有像張先生這樣深明古書通例的人，才會寫出這種入情入理的敘錄，不只是滿足於簡單地指斥其偽，而是細緻地分析先秦普遍作偽的原因。還有些學者一見其書既然屬於偽書，便斷定其義必然無取，張先生則認為周末諸子很多書雖為依託，但書中內容並非全是偽造，如他在《太公》一書的敘錄中說：「上世言道術者，為使其書見重於世，故必依託古初，高遠其所從來。言道術者之必推本於伊尹、太公，猶言方技者之必推本於神農、黃帝耳。此類書戰國時興起最多，要必前有所承，非盡後起臆說也。學者籀繹遺文，可慎思而明辨之。」（283頁）其書雖為偽托但義並非杜撰，戰國時期這些偽書仍值得後人細讀明辨。張先生在《廣校讎略》中也強調「偽書不可盡棄」：「學者如遇偽書，而能降低其時代，平心靜氣以察其得失利弊，雖晚出贗品，猶有可觀，又不容一概鄙棄也。」[ 張舜徽《審定偽書論》，《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頁。]

《漢志》中少數典籍儘管其書不偽，但其內容全是杜撰臆造，《通釋》對此類書籍和作者毫不假辭色。《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收錄了「《太古以來年紀》二篇」，顧實稱書的內容「皆漢古說」，張先生則認為這類以「年紀」形式寫出的歷史書籍，作者毫無歷史責任感，內容也毫不足取：「羲農以前之事，多見於緯書，其書已不完。即其所存者觀之，多荒誕不經之說，猶各國古史之有神話也。諸緯書所述古事，始於三皇，繼分十紀，大抵出於臆造。荒遠無稽，不足信也。古人撰《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曰：『唐虞以上，不可記已』（《龜策列傳》）；『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貨殖列傳》）。又稱『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五帝本紀贊》）。可知昔賢闕疑之義，為不可及。緯書起於西漢之末，故有撰《太古以來年紀》以欺世者。考《禮記正義序》有云：『伏羲之前及伏羲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是其說為世詬病，由來久矣。」（233頁）這類所謂「年紀」「史書」，根本就違背了歷史「無徵不信」和「多聞闕疑」的學術原則，作者有意地為了個人目的而憑空濫造，難怪《通釋》嚴厲地斥責它「荒誕不經」。《太古以來年紀》這類書籍的惡果，造成讀者歷史知識的混亂尚在其次，因為這可以由嚴肅的史學家出來糾正，最可惡的是它帶壞了一代甚至幾代學風，哪怕其書久已亡佚，其流毒仍然難消，後來那些投機取巧者會見樣學樣地跟著作偽。《通釋》接著指出它的惡劣影響：「《漢志》著錄《太古以來年紀》雖僅二篇而又早亡，然其餘緒未絕，影響深遠。後世若蜀漢時譙周之《古史考》，晉人皇甫謐之《帝王世紀》，唐人司馬貞之《三皇本紀》，宋人羅泌之《路史》、金履祥之《通鑒前編》，皆其嗣音。」這是追索作偽的上游源頭與下流餘波，是在「考鏡」作偽的淵源流別。最後，《通釋》還闡述了現在史學家所當取的嚴謹態度：「今日而言太古之事，必須以科學之律令，從事於實際之考察，得地下遺物證驗，始可推知其年代，固非徒據書本，所可逞臆空談者矣。」（233—234頁）今天學術界抄襲作偽之風盛行，不知還有多少人能像張先生所說那樣，將「科學之律令」裝在胸中？

張先生本人倒是身體力行，在《通釋》中常利用現代的出土文物來證明前人論定的偽書不偽。如《漢書·藝文志·兵書略》「兵形勢」類錄「《尉繚》十六篇，圖五卷」，清代姚鼐、譚獻等人都斷定此書「為偽書」，不過是「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張先生在此書的敘錄中則說：「自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初期墓葬中，出土先秦古籍竹簡數千枚，以兵書為多。而《尉繚子》與《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六韜》諸書俱在。藏於地下，已歷二千一百餘年，信為先秦遺編無疑。《漢志》雜家有《尉繚》二十九篇，注云：『六國時。』《隋志》雜家有《尉繚子》五卷，注云：『尉繚，梁惠王時人。』則與孟軻同世也。」（380頁）出土文物鐵證如山，所謂《尉繚》屬「偽書」的言論不攻自破。不管是證偽還是證實，最可靠的辦法還是像張先生這樣「拿出證據」來。

當然，《漢志》中能直接用地下出土文物證偽或證實的典籍不多，《通釋》對書籍辨偽用得最多的方法是考之史志以驗證其書籍與作者，考之本書以驗證其內容前後是否吻合，考之他書以驗其是否為原著。張先生說鑒定書之真偽萬不可輕率：「世之鑒定偽書者，固貴有證，尤貴有識，否則必以不偽為偽，則天下寧復有可保信之書！」[ 張舜徽《審定偽書論》，《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頁。]他在《漢書藝文志釋例》中還以罕見的嚴厲語氣批評後世那些未能「深明著述本原」的學者，「書未開卷，先辨真偽，苟未得其主名，輒臆定為贗鼎，任情軒輊，隨聲是非，終致經典束閣，不思窺覽，豈不悖哉」！[ 張舜徽《廣校讎略》附錄《漢書藝文志釋例》，《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頁。]《通釋》辨偽的方法既非常科學，態度也十分慎重，有時雖意有未安但查無實據就只好存疑，從不輕下斷語稱某書為偽書，某作者屬偽托，真正達到了他為自己所懸的學術高標：「持論歸乎至平，立義期於有據。」[ 張舜徽《廣校讎略自序》，《廣校讎略》，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頁。]《通釋》的知識考古既體現了張先生的博學深識，也體現了他治學態度的認真嚴謹。

戴建業. 辨體·辨義·辨人·辨偽——論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的知識考古(下)[J]. 圖書情報知識, 2011(2):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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