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熊與獵犬：二十世紀70年代蘇聯扶持與援助阿富汗共和國秘聞

1972年7月1日，在阿富汗素有「紅色親王」之稱的親蘇派內閣首相達烏德趁查希爾國王外出治療眼部疾病之時發動政變，兵不血刃的奪取了阿富汗政權，建立了阿富汗共和國。

穆罕穆德·達烏德

而蘇聯出於希望鞏固在阿富汗影響地位的考慮下，第一個承認了新生的阿富汗共和國，並且對達烏德政府承諾蘇聯將會繼續加大援助力度來支持阿富汗共和國的發展。在1973年邀請達烏德訪問莫斯科時，蘇共中央與阿富汗敲定了一攬子的援助政策，其中包括基礎設施建設， 農田水利灌溉工程，工廠與機場的建設等等意向方案，並且延長了阿富汗償還蘇聯低息貸款的時限。到1974年短短兩年時間，蘇聯對阿富汗的援助就達到了10.28億美元。同時為了加速阿富汗共和國武裝力量的現代化，蘇聯向阿富汗提供了包括SA-3與T-55A(M)這樣的現代化武器。而達烏德也投桃報李，雖然他對人民民主黨懷有敵意，但是仍然讓旗幟派的幾名成員擔任了內閣中的幾個部長職務，並且派遣了一百多名旗幟派青年擔任各省的行政官員。

與軍官們在一起的達烏德

但是從內心來講，達烏德仍然是一名民族主義者，並且也是一名精於政治權術的政壇老手，在擔任宰相期間就多次與時任國王交鋒，到自己大權獨攬之時更是將政治權術發揮到了極致。在政權剛剛鞏固之時，他便不甘心受制於蘇聯而開始著手發展自己的勢力。在蘇聯與西方世界之間維持著微妙的平衡，一邊接受著蘇聯的經濟援助，一邊對西方國家伸出橄欖枝。而後更是逐漸疏遠蘇聯而親西方，不但派遣大量軍官與學生到埃及印度與美國受訓（1972-1975年光在美國獲得學位的阿富汗青年達到了412名，而在整個蘇東國家學習的學生只有384人獲得學位）。為了擺脫對蘇聯支持的依賴性，達烏德甚至願意與巴基斯坦協商解決兩國領土爭議問題。在一份中情局報告中非常準確的指出了，當達烏德「用蘇聯火柴點燃美國香煙之時，他是最開心的」。

阿富汗貨幣上的達烏德肖像

而達烏德與旗幟派的矛盾也在執政幾年後開始爆發，當卡爾邁勒領導的旗幟派要求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時，達烏德卻堅持「伊斯蘭精神是唯一正確且不可侵犯的」；旗幟派要求公開支持蘇聯的「亞安體系」，達烏德卻聲稱要「探索一條不屬於任何聯盟的，阿富汗式的民族主義道路」。在發覺自己與旗幟派的矛盾漸漸不可調和之時，達烏德便開始大肆削弱政府內的旗幟派官員，不但借故收走了內閣中旗幟派部長的一部分權利，也藉由旗幟派官員在地方上貪贓枉法來清洗各個省內的旗幟派勢力。

面對即將失控的達烏德阿富汗，蘇聯開始著手加強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力量，1974年1月，蘇聯建議卡爾邁勒和塔拉基停止內部鬥爭，形成一個團結的政黨。1977年夏天，該黨終於如願以償的實現了和解。不過蘇聯在和解後仍然不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黨採取激進措施來反抗達烏德政權，1974年克格勃給喀布爾情報站的一封電報中傳達了對卡爾邁勒和塔拉基展開工作的一些意見：「在與馬立德（卡爾邁勒）與努爾（塔拉基）定期會面和談話之時，你處必須謹慎的，採取善意勸告的方法。不要說是莫斯科的指示，而是建議他們，在沒有莫斯科的指示之前，不要採取任何行動，否則可能會被敵人所利用，以此為借口以解散其組織或者給他們帶來危險；而在進行反對阿富汗共和國的行動中，要停止互相攻擊與譴責，因為這樣會被反動勢力所利用，造成阿富汗民主運動的失敗。我們要求，必須將你們與馬立德和努爾的會面以電報的形式告知莫斯科。」

巴布拉克·卡爾邁勒

但是形式永遠比計劃改變的要快，1978年4月17日，著名的左翼思想家、旗幟派領袖海搏爾遭到神秘人暗殺，人民民主黨乘機舉行示威遊行，並且發表了措辭激烈的反政府演說。而達烏德政府抓住這次機會逮捕了包括塔拉基與卡爾邁勒在內的幾乎全部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地下組織成員立即召開了一次由未被逮捕的阿明組織的秘密會議，在與同情左翼勢力的軍官進行了緊急磋商之後，宣布將於4月27日早晨發動政變並奪取政權，組織與準備工作由阿明負責。27日上午，就在內閣全體開會討論如何處置被捕人員之時，人民民主黨發動政變，達烏德家族有30多人被打死，另有一千多人在戰鬥中喪生，不到二十四小時政變就成功結束，人民民主黨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國政權來取代達烏德的民族主義阿富汗共和國政權，阿富汗官方稱其為「四月革命」。在政變成功的第二天，新政權便開始著手建立國家機構來確立自己的合法地位。4月30日，革命委員會頒布法令，由該委員會通過法令和規定實現對阿富汗民主共和國的最高領導，塔拉基出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政府總理。

塔拉基（右）領導的抬棺遊行引發了1978年的四月革命

但是與大多數人的看法相左的一個歷史事實是，蘇聯人實際上並不知道人民民主黨要推翻達烏德政權，克格勃駐喀布爾站在政變後對莫斯科報告的電報中形容這次軍事政變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靂」，因為在政變前喀布爾站對政變可以說是一無所知，直到政變前12個小時，代號馬木德（mamad）的阿富汗籍代理人穆罕穆德·古力亞博佐和代號為尼魯茲（Niruz）的M·拉菲才得知政變的消息並且緊急通告喀布爾站，接到消息的喀布爾站同時向蘇聯駐阿大使普扎諾夫和盧比揚卡報告這一緊急事態。接到消息的普扎諾夫自然不敢怠慢，第一時間通過外交線路通知了蘇共中央政治局，並且在闡述完事實後附上了自己的意見：「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的剩餘成員（指的是中央委員會地下組織成員）還存在貿然行動的危險，可能有人會採取極端措施。應該鼓勵他們通過政府特殊機構中的暗探來做這種（極端）的工作。我認為，在這種形勢下，採取極端的行動會導致這個國家進步力量的失敗。」同一天，盧比揚卡回復喀布爾站：「不能排除以色列情報局正在滿懷希望的煽動該黨（指人民民主黨）軍事組織採取反政府措施的可能性，其目的是打擊阿富汗政府」。從上面這些電報回復不難看出，就在離政變開始幾個小時的時候，蘇聯仍然對於阿富汗將要發生的事情兩眼一抹黑，只認為事件發生有一定的可能性。而在喀布爾和莫斯科的電文穿梭往來之時，人民民主黨已經開始了政變行動，阿富汗國內形式在24小時之內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

政變成功後的卡爾邁勒

可能是覺得自己應該通報一下意思意思，在政變成功後的第二天， 人民民主黨才派出了薩里（塔拉基的私人秘書）隻身來到蘇聯大使館來彙報了一下簡要的情況。在政變之後的第三天即29號，塔拉基才來到了蘇聯駐阿富汗大使館，在塔斯社記者辦公室內，蘇聯駐阿大使普扎諾夫和代號尼夫斯基（Evgeny）的克格勃駐阿富汗喀布爾站領導人奧薩其會見了塔拉基。而這次的會見充滿了火藥味，塔拉基意味深長的指出，如果不是莫斯科給了人民民主黨錯誤的指令——支持達烏德，那麼他的黨在三年前就可以獲得阿富汗的政權了。而因為這次政變被莫斯科訓的滿頭包的兩位蘇聯領導人立即否認了這種說法，並且指出「達烏德在執政的這些年裡一直是一個極具煽動性的，暴戾的政治家，力量有限的人民民主黨不宜貿然採取行動，否則可能會遭受無法承受的損失」。這次會面最終不歡而散。

生氣歸生氣，但是蘇聯方面對於阿富汗人民民主黨這次乾淨利落的成功奪權無疑是感到滿意的。如同幾年前一樣，蘇聯第一個承認了新建立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國，並且為了避免人民民主黨因為毫無經驗去笨拙摸索造成損失，蘇聯派遣了大量的顧問到阿富汗幫助新政權進行組織建設。人民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的齊瑞在後來肯定了蘇聯人的貢獻：「人民民主黨剛剛奪取政權之時只是一個才脫離地下工作狀態的黨派，正是在蘇聯共產黨的幫助下，它才發展為一個有組織有經驗的政黨」。

蘇聯在入侵阿富汗前也曾短期內對人民民主黨政府進行軍事援助

由於奪權後對阿富汗官僚體制進行清洗，損失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的阿富汗政府異常缺乏可靠的專家技術人員，不得不向蘇聯求助，而蘇聯在政變三個月內就派遣了700多名專家進入阿富汗政府任職，而政變之前負責蘇聯援阿計劃的650名蘇聯人被集中到喀布爾來為新的政府部門服務。1978年5月，蘇阿雙方簽訂了《蘇阿友好睦鄰合作條約》。確立了兩國的軍事同盟關係；7月又簽訂了總價值為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協定，使得阿富汗人民軍可以繼續加速現代化。

人民民主黨政府在政變結束後便開始推行一系列效仿蘇聯的改革政策，主要內容包括：1.消除封建借貸現象，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可以免除1974年之前對封建地主所欠的所有債務負擔；2.提倡婦女解放，包括嚴格限制子女出嫁年齡和婚嫁費用，禁止包辦婚姻，支持婦女離婚，支持婦女進入夜校學習等等；3.規定地主佔有土地的最高限額，將多餘的土地收歸政府所有。到了1978年，阿明宣布要建立一個「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

20世紀60~70年代頗具現代感的阿富汗街頭

而在伊斯蘭環境濃厚的阿富汗，這樣的改革不能不衝擊到阿富汗國內的伊斯蘭教傳統，再加上觸及了封建地主和宗教毛拉們的經濟利益，從而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與反彈，而政府簡單粗暴的處理方法也為之後的伊斯蘭反政府勢力興起埋下禍根：上到伊斯蘭教團領袖，下到普通宗教民眾，反對改革的人無外乎得從叛國或者反革命兩個罪名中選擇一個，有些強硬分子甚至被投入監獄，有不少犯人在監獄中死亡。據阿富汗內務部公布的數據，1978年到1979年，死在阿富汗喀布爾監獄的政治犯達到1.2W名之多，其中不乏教師，毛拉，私營業主和政府職員等等。而這種高壓政策則激起了從小變受伊斯蘭教熏陶的廣大阿富汗教民，在有些邊境地區，連被列為解放對象的被壓迫農民也支持封建地主反對政府的統治，大量的宗教上層人士逃往巴基斯坦西部城市白沙瓦，加入了那裡的反阿富汗政府抵抗運動。

20世紀60~70年代傳統的阿富汗家庭

而在77年之後短暫和好的黨內兩派充分詮釋了「可共患難不可同享樂」這句話，在四月政變之後組建的人民政府內閣中，旗幟派與人民派力量大致相當（10:11），但是只過了一個月，由於對國家之後路線的劇烈分歧使得激烈的派系鬥爭捲土重來，6月下旬，警察部門逮捕了幾名旗幟派的要員，而半個月之後，出任主席的塔拉基將以卡爾邁勒為首的旗幟派內閣成員大部分掃地出門，旗幟派領袖卡爾邁勒更是在7月到10月的三個月間體會了從內閣到駐紮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之後不到一個月便被撤職並開除出黨的連續打擊，被迫流亡東歐。在清除旗幟派上層的同時，政府職能大部分被人民派掌控的政府部門開始了對旗幟派分子的大規模清洗鎮壓。

蘇聯理所當然的注意到了這一危險情況，早在7月，克格勃駐喀布爾站便提請盧比揚卡注意，對人民民主黨領導層位的爭奪不僅使得領導人之間出現了分裂，而且也影響到了該黨的下層人員。塔拉基和阿明在對肅清了右翼分子之後，開始對旗幟派進行攻擊，並且他們已經放棄了最初的民主辦法，改用恐怖手段來達到目的。對旗幟派分子的迫害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可能會導致兩派之間的戰爭甚至是內戰。而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內部鬥爭和陰謀是妨礙該黨成為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基礎的群眾性政治組織最主要的絆腳石。這樣一個組織不可能成為阿富汗社會的領導力量，也不可能使得其組織和意識形態重獲新生。

20世紀70年代的阿富汗街頭

而對這次的內部鬥爭，蘇聯仍然是非常注意避免介入：「應該避免談論這些問題（指批評塔拉基或者人民派阿富汗政府），我們的人一定不能讓自己被拖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內部鬥爭中去」。而在1978年蘇聯外事部通知駐巴大使的電報中更是明確無誤的寫出：「如果巴爾雅力（旗幟派領導人之一，被下放到巴基斯坦任外交大使）向他（指蘇聯駐巴基斯坦大使，姓名待查）談起人民民主黨內部的鬥爭，那麼他應該說，這是阿富汗的內部事務。如果巴爾雅力不想回國，那麼應該讓他明白，蘇聯不會向他提供政治避難的條件」

不過在極力避免陷入阿富汗的黨派鬥爭旋渦的同時，莫斯科也在積極斡旋。蘇共中央多次呼籲阿富汗領導人，要在黨和政府中實現團結。在1978年9月底，已經升任蘇共中央書記的波諾馬廖夫在喀布爾會見了塔拉基和阿明，希望能夠阻止人民派大規模的清洗。而勃列日涅夫也對人民民主黨建議到：「如果經常調換軍隊的軍官，並且還伴隨著逮捕，那麼就不能對軍隊（的戰鬥力）抱有過高的期望，這是合乎情理的。因為很多指揮官在看到自己的同事被逮捕並消失，就會開始對自己的前途失去信心。當然這也並不意味著對於那些確實有反對革命政權嚴重罪行的人也不能採取鎮壓措施。但要切記的是，武器是個極端的東西，使用它必須慎之又慎」

1978年政變成功後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第一任總書記的塔拉基

雖然蘇聯富有耐心的對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進行勸說，但是可以肯定的時候阿富汗方面將其當做了一陣耳旁風，這些意見沒有產生任何的效果。1978年11月27日，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開除卡爾邁勒為首的旗幟派共九人的黨籍，理由是「參與反革命，反國家與反黨活動」。而在大會結束後阿明與蘇聯駐阿大使的會面中，阿明請大使相信，阿富汗人民民主黨一直以來都很愉快的接受蘇聯朋友的建議，而這次的大會正是學習了蘇聯共產黨的經驗，為的是清除「阿富汗人民民主黨的孟什維克派（旗幟派）」。

註：本文所有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本文出自北朝論壇，作者 : 紅色小馬的韁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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