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成：與俄羅斯「文明離婚」後的中亞能否開始「自由戀愛」？

在很大程度上，蘇聯解體至今仍未徹底終結。作為物理結構、物質結構來說，蘇聯已經完成解體，但在心理層面上，無論是俄羅斯還是中亞甚至東歐國家都還沒有完全完成這個過程。所以冷戰雖然結束了，冷戰思維還在，俄羅斯和東歐中亞國家的關係仍沒有正常化，諸多特殊性還在規制著這些國家間關係的內涵外延。

所謂「曾經擁有」其實也只是」曾經局部擁有」。既然曾經擁有並不完全，後來蘇聯國力不堪重負又不能為東歐提供足夠好的公共產品，完全失去就變成了自然過程。冷戰結構下蘇聯和西方的矛盾及西方的和平演變政策當然是一種重要的外部性，但更大原因還在於蘇聯自身，根子在內因。

俄羅斯「曾經的女人」

楊成（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對於蘇聯而言，中亞和東歐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是蘇聯體系的一部分，後者則是衛星國，前者是蘇聯的內邊疆，後者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大陣營的外邊疆，因此，莫斯科與它們的關係構建及具體施加影響的工具、槓桿、手段和邏輯都是不一樣的。如果非要用「控制」這個詞的話，兩者的程度也極具差異性。東歐脫離社會主義陣營，蘇聯的感覺是無可奈何花落去，東歐則是歡天喜地迎春來。蘇聯解體時，莫斯科作為輸血者的第一動機是甩包袱，而中亞國家作為受益方則明顯不情不願。

有人問俄羅斯是否失去了中亞，應該說從國際法意義上，當蘇聯解體、中亞獨立的那一刻，俄羅斯失去中亞的物理進程就已經開始了，心理上可能還沒結束。當然，在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這種失去一定是相對的，畢竟曾同屬一個國家，彼此間千絲萬縷的聯繫依然存在。正如以上所說，在這一點上，中東歐和中亞有很大的差異性。

1979年，勃列日涅夫與烏茲別克領導人謝拉夫熱吻，圖片源於網路。

比如，俄羅斯部分精英在潛意識中可能會有「中亞是我的女人」的刻板印象，卻不大可能用同樣的話語和修辭來界定東歐。在蘇聯的對外政策圈層結構中，東歐具有重要地位，但中亞則被視為了莫斯科中心的一部分，位居同心圓的核心。這種歸屬上的差別自然會引起政策上的差別。蘇聯在本國內部也搞勞動分工，中亞就被定位在資源，尤其是棉花、農產品等初級產品的供應鏈上，中亞不會反對，也享受到了這種分工的紅利。而正如前面所講的，也是我反覆強調的，赫魯曉夫多次想推動經互會改革，同樣是謀求勞動分工，但遭到了部分成員國的強烈反對而推行不下去，最終分工是靠勃列日涅夫主義強制推動的，而其結果也是催生了更強烈的離心力。

正因為有這些差異性，所以，蘇聯解體後儘管俄羅斯都是中東歐和中亞國家國家建構與民族建構雙進程中的外在他者，兩者對俄羅斯的歷史記憶有重疊但更多是迥然不同的。很明顯，當中東歐國家在加入歐盟和（或）北約的過程中用歐洲化替代了此前的蘇聯化時，俄羅斯必然成為一個充滿負能量的、必須與之切割的因素。如波蘭等國更是為了強調自己回歸歐洲民主陣營、重續歷史發展路徑而自然而然地強化了疑俄、排俄、反俄的情緒，歐盟內部很多涉及到俄羅斯的、被俄認定為反俄的政策始作俑者往往是出自中/東歐國家的手筆。

波蘭與俄羅斯的世代恩怨由來已久，圖為2012年歐洲杯波蘭與俄羅斯球迷鬥毆，媒體報道賦予本次衝突更深含義，東方IC供圖。

中亞國家的「去俄羅斯化」

俄羅斯與東歐國家在後冷戰時期的重構是以後者的「去蘇聯化」以及作為另一面的「歐洲化」為底色的，而中亞國家則在去蘇聯化、在地化和國際化的多重進程中始終保持著與俄的特殊關係。反映到東歐，則表現為部分東歐國家，特別是波蘭等國強烈的排俄主義、反俄主義；而在中亞，一種更為複雜的、混合著親近、厭惡等多種正反感情的並存結構更為明顯。就控制程度而言，蘇聯對東歐國家所剩無幾的施加影響的槓桿大概就是曾作為社會主義一體化標誌性產物的石油天然氣管道了，而在中亞諸國中，俄羅斯保有傳統影響力的手段要多得多，實際影響力也要大得多。這也是為什麼，包括美國在內的諸大國，至少在蘇聯解體後頭十年都是在對俄政策的大框架內處置與中亞國家關係的。

講俄語的國家和地區

後蘇聯時期俄羅斯對中亞國家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以下方式實現的：政治上，俄羅斯依然是發展模式的提供者，因而發揮著規範性權力的作用。比如，中亞諸國當權者對於旨在更迭政權的「顏色革命」都有較高的警惕和擔憂，而俄則提供了另一套話語，另一套處置辦法。經濟上，儘管中亞各國不再單一依賴於俄，而是日益多元化，但俄依然有其他經濟大國不具備或不可比擬的比較優勢。比如，俄藉助歐亞經濟聯盟將哈薩克和吉爾吉斯斯坦整合進其主導的經濟體系中，中亞大多向俄輸出勞動力，其創匯收入占部分國家的GDP比重非常高。軍事領域，俄在哈吉塔三國都有軍事基地或軍事訓練場、試驗場，五國的建軍原則等都保有濃厚的蘇聯影響。人文領域，俄的優勢更多，語言一項其他大國就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中亞對俄羅斯的「愛恨交織」

剛剛劉淼老師所言中亞各國民眾對俄十分喜愛的觀感，我可能有些不同看法。中亞國家的精英和民眾對俄羅斯的認知比中東歐國家要複雜。當中東歐整體上還沒有成為蘇聯的衛星國時，被沙俄吞併的中亞已經由蘇聯繼承並按照新的理論在治理了。中亞國家在此過程中獲得了文明意義上的提升是事實，這種正面感情從蘇聯解體時它們都很不情願可以看出來。在俄羅斯為自己一直充當輸血者而想甩包袱的時候，中亞的五個加盟共和國仍在享受著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好處。作為受益者，它們顯然有著不同於莫斯科的立場。所以先有俄白烏三國的別洛韋日協定，事實上宣告了蘇聯不可避免的解體命運，後有阿拉木圖峰會，確認了普京所謂「文明離婚」的事實。所以，愛俄的一面在中亞國家是有的，對俄有好感的不在少數。但這只是硬幣的一面。

1991年簽署《別洛韋日協定》現場，在場的還有克拉夫丘克和葉利欽，圖片來源網路。

另一方面，中亞國家在某種意義上「被迫」獨立後，各國執政當局又不得不適應新的身份，開始了新的國家和民族構建的政治進程。我曾用「去俄羅斯化、在地化、國際化」三個關鍵詞來描述這些新獨立國家的個體和集體身份的重構。其中，包含了去蘇聯化的去俄羅斯化，必然會影響到中亞國家精英和民眾對俄的認知。比如，大清洗、大饑荒、農業開發等在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就經由「公開性」政策而浮出水面的歷史記憶成為了這些國家重新書寫歷史的重要來源。以主體民族為中心的新敘述方法自然和蘇聯時期的兄弟論、家庭論、文明使者論等經典敘述拉開了距離。

也因為如此，恨的一面並非一種想像。愛恨交織的正反感情並存可能才是中亞國家對俄認知的基本面。必須指出，隨著各國的民族和國家構建深入推進，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力大為上升。我幾年前曾受邀去哈薩克的塔拉茲參加哈薩克汗國建立550周年慶典，中午宴請時主辦方特意把我引薦給哈人民大會主席，也是納扎爾巴耶夫總統倚重的一位親信。我在自我介紹時說我來自XX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當然也強調中亞也是我們的研究重點。這位高管立即打斷我並建議我們機構改名為俄羅斯、哈薩克與中亞研究中心。這段小故事是很有說服力的。

語言方面也是如此，哈薩克最近也決定要推行拉丁化的文字改革方案了，這當然是和蘇聯、俄羅斯的切割。烏茲別克語早就推廣拉丁化的文字方案，事實上則是拉丁和基里爾字母並存。有研究稱塔吉克年輕人70％以上不會說俄語或俄語很糟糕了。包括中亞學生求學的目的地也出現了明顯的方向性轉換：去歐美、土耳其和阿拉伯包括中國的越來越多，俄羅斯不再是一枝獨秀，甚至地位明顯下降。這些結構性變化當然會影響到中亞的俄國觀。蘇聯在中亞的人文歷史遺產現在還相對較為豐厚，其他大國在這一領域暫時還無法與俄比，但大趨勢已經生成。俄羅斯也在通過「俄羅斯世界」等概念和實踐加強與中亞國家的文化、教育等聯繫，但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恐怕還得仔細辨析。

中亞「文明離婚」後的「自由戀愛」：公共產品的實力競爭

2008年，哈佛大學戴維斯俄羅斯歐亞研究中心時任主任 T·科爾頓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大夏講壇的研究中就提到，從語言文化角度看，人們經常對所學的語言及以此為載體的文化產生一種親近感，但俄羅斯似乎是個例外。科爾頓教授當然陳述的是美國的廣義上的知俄派，可能也有偏見。但這種情形確實在世界範圍內經常會遇到，中東歐自不必言，中亞也不無學者私下抱怨加入歐亞經濟聯盟未能帶來收益等等，各國不斷滋長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算是一個較為清晰的腳註。

這和俄羅斯自己的定位也不無關係。比如俄一直強調後蘇聯空間是俄的特殊利益區，這種話語在部分中亞國家看來就是勢力範圍在新條件下的新表達。我也確實聽過俄羅斯國家杜馬委員會主席層次的精英及知名學者在遵循查塔姆大廈規則的內部討論中直言不違地講中亞是俄羅斯的女人，並拿中國俗語「朋友妻、不可戲」俗話開玩笑問中國為何在中亞插手，動了俄的乳酪。我當時回答說：普京總統都公開承認獨聯體的成立是「文明離婚」的產物，既然和中亞這樣的好姑娘都離婚了，總應該有她們繼續戀愛的自由吧？！中國也好，俄羅斯也罷，我們都只是眾多追求者的一員罷了。能不能追得上還是要拿公共產品來競爭。同時，時代不同了，就算有一天「再婚」了，還不能有個藍顏知己嗎？我相信，上述「女人論」只是一部分俄羅斯人的想法，但其代表性也是毋庸置疑的。那麼，類似的可能會損及中亞國家主體性或者對它們作為國際體系中新主體身份的任何話語和實踐，可能引起強烈的負面反應也就不奇怪了。

鏡廳論道活動現場，左起依次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項佐濤、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楊成、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俄語系副教授劉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宋偉。

帝國的遺產：談俄羅斯「失去」中亞尚早

問題在於，帝國的解體儘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絕非沒有終點。俄羅斯現在還可以利用蘇聯的遺產繼續保持強大的吸引力，但畢竟中亞五國自身的民族和國家構建進程都必然最後要更多強調自身的主體性，強調外交的多向度和多元平衡。事實上，這種影響力的消減已經露出了初步的輪廓，且很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更加清晰。比如，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前不久提出的語言文字的拉丁化改革方案，加上烏茲別克已然是拉丁化和基里爾字母方案並存，塔吉克據說年輕人中70%以上已不講俄語等事態發展，都足以表明以「去蘇聯化」為基本特徵的文化認同意義上的蘇聯解體正在加速。留學生去向國也是一個標誌性參數，如果說上個世紀90年代赴俄留學還是絕大多數中亞學生的優先選擇的話，現在美國和歐洲的一流大學以及土耳其、阿拉伯國家的學校都表現出強勁的吸引力。

當然，我還是要強調，現階段還談不上俄羅斯「失去」中亞，在北約和歐盟雙東擴後，在烏克蘭危機之後，中亞對於俄羅斯的戰略價值及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高一些，因而俄的戰略投入也在相應增加，其綜合影響力仍是其他大國短期內不可同日而語的。而從中長期前景看，俄羅斯和中亞國家的關係遲早要回到一個正常的路徑上去，中亞國家的主體性越強，與其他大國的關係越是順利發展，俄羅斯的影響力自然就會被更多地抵消掉。這個進程一定會持續相當長時間。

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

我們今天的話題關鍵詞是控制與反控制以及與之相應的佔有和失去。我想強調的是，東歐和中亞之於蘇聯有不同的意義，也就有不同的政策邏輯，進而有不同的產出。而且，要談失去意味著我們默認了蘇聯曾經擁有東歐中亞的事實。但這個前提並非是實然，或許在莫斯科看來是應然。因此，所謂「曾經擁有」其實也只是」曾經局部擁有」。既然曾經擁有並不完全，後來蘇聯國力不堪重負又不能為東歐提供足夠好的公共產品，完全失去就變成了自然過程。冷戰結構下蘇聯和西方的矛盾及西方的和平演變政策當然是一種重要的外部性，但更大原因還在於蘇聯自身，根子在內因。

葉利欽與戈爾巴喬夫

在此還必須提及領導人在特定時間的特定作用。比如，有西方學者深入研究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經濟後認為，蘇聯經濟直到蘇聯解體時並沒有那麼糟糕，足以支撐蘇聯繼續生存，而所謂崩潰論完全是神話構建，很大原因是戈爾巴喬夫在特定時刻做了特殊決定，包括坐視東歐劇變。因此，有假定認為，如果不是戈爾巴喬夫，而是另外一個領導人，蘇聯東歐的命運可能會完全不同。甚至葉利欽能夠成為後來新生的、獨立的俄羅斯的首任總統，以反戈爾巴喬夫的時代英雄的身份頂著萬丈光芒出現的政治家的命運在某一刻也非常具有偶然性。葉利欽在黨內挑戰戈爾巴喬夫，戈開始擁有諸多先天優勢，葉利欽一度精神非常壓抑，要住院治療，甚至動了輕生念頭，也主動提出出國當大使的要求來迴避莫斯科的政治漩渦，戈爾巴喬夫沒有同意。試想，如果葉利欽堅持去當大使而蘇共中央又批准了，蘇聯歷史會是怎一種結果呢？

當然歷史不能假設，但歷史足以照亮我們的路。總體來講，我們必須回到歷史深處理解俄羅斯「獲得」和「失去」東歐中亞的過程，而獲得從來沒有完整過，失去也還在進程中，時間會留給我們一個逐漸清晰的輪廓。在很大程度上，蘇聯解體至今仍未徹底終結。作為物理結構、物質結構來說，蘇聯已經完成解體，但在心理層面上，無論是俄羅斯還是中亞甚至東歐國家都還沒有完全完成這個過程。所以冷戰雖然結束了，冷戰思維還在，俄羅斯和東歐中亞國家的關係仍沒有正常化，諸多特殊性還在規制著這些國家間關係的內涵外延。如果時光倒流，俄羅斯精英或許會十分後悔。當時他們只想甩掉包袱，以便輕裝前進。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俄羅斯總統普京

今天的俄羅斯仍在孜孜以求大國地位，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遺憾感慨，而不反思如何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公共產品上，那種靠強制力維持的擁有終會失去。總有一天世界會借用烏克蘭人原創的一句話，這句話因被普京總統引用而廣為人知「誰不為蘇聯解體而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頭腦」。如果有一天，俄羅斯跟東歐、中亞國家關係變成一種正常的國家間關係，可能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板塊在後冷戰時期的劇烈震蕩以及碎片化可能就會變成歷史。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到里斯本的大歐洲，從上海到聖彼得堡的大亞洲，從新加坡到柏林的大歐亞才不會是相互抵牾的地理學想像，具有包容性、開放性的跨歐亞一體化才會取代本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分裂性。

（本文為嘉賓在鏡廳論道「蘇聯/俄羅斯干涉東歐、中亞的經驗教訓」沙龍上的發言，有刪減，經過嘉賓本人審閱。編輯：豆姑娘。）

嘉賓介紹

楊成，法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曾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俄羅斯研究》副主編。先後於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取得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2000 年至 2007 年 2 月供職於外交部歐亞司及中國駐俄羅斯使館。2007 年 3 月調入華東師範大學工作，2008 年 10 月起任副教授。楊成是法國Cergy-Pontoise 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英國埃克塞特大學和劍橋大學等國際知名學府的客座或訪問教授。擔任 2 家國外學術刊物的國際編委並受聘為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亞太研究方向特邀首席研究員。在北京大學歷史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復旦大學中國外交研究中心、山東大學俄羅斯與中亞研究中心等機構擔任學術兼職，是中央編譯局國家高端智庫「全球治理與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戰略」核心團隊成員。現為中國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學會常務理事、中俄關係史學會常務理事、上海市俄羅斯東歐中亞學會副秘書長。

已發表中、英、俄、法、德、日等文字的論文 50 余篇。2008 年至今先後六次獲省部級獎勵。深度參與國家對俄、對中亞合作決策進程，被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國家反恐辦、中聯部等實際部門採用的諮詢報告近 80 份。當下主要研究方向為大歐亞地區的大國關係與小國外交行為、一帶一路與中國周邊外交等。最新發表的SSCI 期刊論文為 ―Strukturkrise und Neuanfang: Russlandforschung in China‖ (Osteuropa5-6/2015, S. 14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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